母亲年轻时，瘦瘦的高个子，勤快朴实，为人正直刚强，疾恶如仇，敢做敢为。她有时慈祥温柔，如微风细雨，有时暴躁如雷，让人望而生畏。母亲常给我们讲的一句话是：“冻死迎风站，饿死大嗝雷。”母亲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她说话很有道理，不管走到哪里都不怯场，也不会巴结和奉承别人。她对小时候的我，疼起来放在嘴里怕化了，生气时恨不得揍个半死，我对母亲又爱又怕。
　　 母亲的爷爷是位举人，在乡里很有地位，孔府里开家族会议都会请他去参加。母亲的爷爷死的时候因为发大丧，家里的耕地卖了一半，后来也就穷下来了。另外姥爷老娘不会过日子，家里经常缺吃少穿的。但母亲在姥姥家做姑娘时什么也不缺，有那位举人奶奶护着，她又是家里的大姑娘，连姥爷都怕他几分。还因为姥爷是过继来的，又不喜欢读书，所以举人奶奶就不太喜欢，对姥爷不是打就是骂，对姥姥也没有好气。但举人奶奶对母亲非常疼爱，有求必应。当姥姥受气时，妈妈总是在举人奶奶面前说姥姥的好话，暗地里护着姥姥。母亲曾经裹过脚，因为她的反抗和举人奶奶的纵容，裹了一半就放了，所以母亲拥有那个年代少有的大脚板。
　　 母亲十七岁嫁到我们家的，她比父亲大四岁，那时父亲一直在上学。母亲嫁过来后得到瞎子祖老爷的喜欢，晚上有空祖老爷就给母亲讲古书、讲戏文、讲故事，最重要的是讲做人的道理。后来母亲把这些内容又讲给我们听。母亲很善良，春荒时，后边小二家穷的揭不开锅了，母亲在后边辗上压面时，趁奶奶不在，就会装一簸箕面偷偷地给小二家送去。奶奶后来知道后也不作声，只是背后里骂母亲是“败家子”。
　　 后来父亲参军去了，母亲为了能给父亲写信，参加了村里办的识字班。小时侯我看到家里的白石灰墙上到处是母亲写得很大的歪歪扭扭的汉字。母亲在识字班里积极认真、表现突出，得到了区上女干部——一位叫秀兰的喜欢，她俩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于是她动员母亲出来工作。
　　 于是妈妈参加了土改工作队。解放初期，局势还不稳定、形势险恶，北山里有土匪的残余、又有国民党特务、有不满土改的人。有一天母亲他们到北山里开展土改工作，晚上很晚才回来。母亲他们有点害怕，男队员让他们走在中间。在走过一道峡谷的时候，队员们都提高警惕，端着枪望着两旁山上的动静。在他们刚走到峡谷的中间时，突然峡谷的上头掀下几块大石头，从母亲头顶上飞过，一个黑影从山上跑开，队员们急忙朝山上开枪。还好石头没砸到人，不幸中的万幸。还有一天晚上，他们工作队在一个村子里开会，突然被土匪包围了，母亲他们退到一座地主家的土楼子上，民兵们向外开枪还击，母亲她们吓得浑身打颤。区长鼓励她们不要怕，土匪放了一阵枪就撤了。听母亲说有一个村里干部，半夜被国民党特务抓到了村外，被割了舌头和耳朵吊在树上，活活地折磨死了。故事听了让人不寒而栗。
　　 母亲善良一面，还会表现在对好的地主的态度上，她从来不会大骂那些地主和他们的家人，也不会对他们恶脸相对。一次在一家大地主家里清算家产，老地主是位有文化的人品不错的乡绅，在村里口碑很好。老地主穿得干干净净，看上去慈眉善目。别的队员们有时呵斥他，老地主很害怕，见没人时，母亲就偷偷地安慰他，让他不要怕，有党的政策。后来这家地主的女儿成了我的舅母。他们家的人和乡里人都说母亲是好人。
　　 由于母亲积极上进，工作能力强，被区里提拔做了乡长。母亲后来自豪的说，每次去县里开会，都有大鱼大肉和白面馒头吃。我老娘家的大舅母也经常和我说：“你妈妈当年可威风啦！留着短发，穿着列宁装，背着盒子枪，英姿飒爽。她来到俺家里，您老爷都客客气气的。”
　　 有一次母亲从乡政府回到家里，有人反映村里的民兵队长带着四个民兵在地主家人的面前，欺负地主家的闺女。母亲听了非常愤怒，马上赶到区上，向区长汇报的情况。后来那个民兵队长被判了几年刑，得到了应有惩罚。
　　 抗美援朝开始了，父亲在南京给家里来了份电报，让家里人去南京看看。母亲不顾别人的劝说，从来没出过远门的她，一个人毅然决然地登上了去南京的火车。母亲坐了一夜火车，到南京长江北岸的浦口下了车。出了火车站，妈妈不知怎么走，刚好遇见一位穿着干净时尚的南京姑娘，一看到我妈妈提着包袱，就知道是乡下来的。她就主动过来问妈妈去哪里，妈妈说了父亲的地址，那姑娘说：“跟我走吧，我刚好也去那边。”那姑娘给妈妈买了船票，坐船过了长江，把妈妈一直送到总统府，那是父亲部队的临时驻地。后来妈妈说:”我那时候真是够大胆的，不认识人家就跟人走了。”妈妈后来经常怀念起那位好心漂亮的南京姑娘，感叹还是好人多！
　　 妈妈进了总统府，找到了父亲，大舅也在哪里。父亲和大舅带妈妈出去吃了鸭血汤、小笼包。第二天还带妈妈去了中山陵、玄武湖。妈妈说：“我可见到大世面了，世界上还有那么好的地方！”
　　 玩了几天，父亲的部队就要开拔了，妈妈看着父亲，犹如生离死别。后来妈妈离开南京回到了村里。妈妈说：“当时我真傻，怎么就没有感觉害怕呢。”
　　 妈妈回到家了，又开始乡里的工作。到各村里宣传抗美援朝的意义，动员大家拿出粮食、棉花来支援前线，并且宣传统购统销的政策，让家里多余的粮食拿出来交给国家，支援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
　　 回到家里妈妈也动员爷爷把粮食交出来，好说歹说，爷爷死活就是不同意。妈妈没办法，第二天带了几个民兵把爷爷埋在院子里大缸的粮食挖出来，都交给了国家。爷爷敢怒不敢言，眼铮铮地看着在他眼前把粮食抬走了。晚上妈妈来到家里，爷爷还在生着闷气，就和妈妈说要写信把这事告诉我父亲。妈妈不慌不忙的吓唬爷爷说：“你要是敢，我就给你带上地主帽子。”爷爷是位胆小怕事的农民，没敢再作声。
　　 后来父亲从朝鲜回来，妈妈就随了军。再后来就有了我们，每天操心柴米油盐，和部队家属阿姨相处融洽，有说有笑，热闹有趣。母亲成了中国千千万万普通家庭妇女的一员。只是她每当回忆她那段光荣历史时，眼里依然闪动着兴奋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