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杀猪，在家乡是早已有之的习俗。为了过年而喂养的生猪故称为“年猪”。
　　 追溯家乡喂养年猪的历史，远古的自不必说。单从解放前开始，由于家族世代的贫寒，祖爷和爷爷两代人都靠租田种植，农闲的时候给地主打打长工以维持生计，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景，一家人还能勉强吃饱肚子，一年下来也没有多少结余。如是的日子，喂养年猪只能算奢望，好歹是祖爷和爷爷老实本分，所以每到过年的时候，还能得到他们打工的东家一点舍施，东家在杀完年猪，收敛好猪肉，则会将猪的内货或者边边角角不要的肉偿给祖爷或爷爷。东家的哪怕一丁点施舍，让祖爷或者爷爷辈在过年的时候好歹还尝到了腥荤。
　　 祖爷在没解放的年代就过世了，从爷爷辈开始，喂养自家的年猪就成了家庭的渴望。
　　 爷爷奶奶去世时候我没出生，关于爷爷奶奶喂养年猪的事是在我懂事的时候父亲告诉的。
　　 父亲说：“那时候，你爷爷一边给地主打短工，一边帮着你奶奶种从地主那里租来的科田，你奶奶还喂了一头年猪，由于没有粮食喂猪，光吃草料，猪的架子长不大，瘦不拉几的。一年喂下来，到了过年的时候杀不到几十斤肉。”
　　 父亲的话，可以想象。猪虽然不大，可毕竟那是属于自己的年猪，爷爷很欣慰。
　　 父亲还说：解放以后，土改划成分的时候，由于我们世代都是租田种地，属于贫下中农，分得两间土屋和一些诸如猪圈、牛栏的，那时候在大集体，白天要到社队劳动，晚上给猪煮一锅猪食，在社队劳动休息的间隙抽空回去喂一下。解放后家里的年猪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喂养。由于一家的勤劳加上吃苦，每到年节还能杀一百斤左右的猪肉。
　　 后来，母亲被娶进家门，姐姐们也相继出生，家庭的负担越来越重。父亲又总是经常被派出去出公差，喂养年猪的任务压在了母亲的身上。母亲要带孩子，还要去社队劳动挣工分，晚上回来劳作到深夜，为的就是想到了年节能有头年猪杀杀。母亲的辛劳都凝结在一年一度宰杀年猪的欢乐中。看着一家人欢天喜地的样子，母亲掩盖着心酸，用微笑和麻利忙前忙后，虽有怨牢，但很幸福。
　　 随时代的变迁，年猪的喂养也有了很大变化。母亲说：“娃儿们都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营养，没有肉吃是不行的。”因为家大口阔，所以年猪的喂养从一头增加至两三头，而且是膘肥体壮。母亲总是在杀完年猪过后，将猪肉用盐巴腌透，而后用火烟熏得焦黄，让孩子们一年到头都有肉吃。每每吃着母亲亲手喂养且做出的年猪腊肉，香喷喷地格外下饭。这时候，一种说不出的幸福像暖流遍布全身。
　　 八、九十年代，年猪的喂养在家乡成了衡量一个家庭是否富足，喂养年猪的女性是否贤淑的依据。到了年节杀猪的季节，“杀猪佬”是最有发言权的。杀死猪子除去猪毛砍下猪头，一刀破开猪峰（猪的颈脖），伸开右手并齐手指，而后量一量厚薄，“三指、四指、五指”地检验年猪的“膘水”（猪肉的厚薄称为“膘水”），每次量完达到“四指”及以上的，就会啧啧地赞叹不休。走到下一家还在不断地埋怨。听了“杀猪佬”的赞誉，总叫人羡慕不已，羡慕的人家发誓来年一定好好喂养，争取达到或超过“杀猪佬”称道的人家。
　　 年猪成了家户人家暗中攀比的筹码。母亲是个要强的女性，加上包产到户后的刻苦，粮食自然是绰绰有余。母亲舍得粮食，喂养的年猪在周边屈指可数：每年杀三四头年猪，一年四季有吃不完的腊肉，于是专门找一间屋子悬挂在屋子的楼檩上。及至几年没吃完的腊肉有些苦涩，最后不得不化成猪油食用。
　　 又几年过后的年猪，因为猪太肥油腻，不利于健康的说法，于是家乡的年猪由肥而廋，习惯喂养膘肥体壮年猪的母亲有些不适应，在姐们的调教下，母亲在粮食中加一些廋精的外加饲料，猪的“膘水”是薄了些，可杀完年猪母亲埋怨还是纯粮食喂养的好吃。我理解母亲，更理解吃尽了苦头的母亲那一代人。
　　 母亲过世了，因为我们一家人在外，老家没有人喂养年猪，由是只好委托年长的姐姐帮忙喂养一头，按市场支付年猪的价钱。之所以选择姐姐，原因是毕竟自家姐妹，年猪不会喂养太多的饲料。到了年底，姐姐宰杀年猪的时候通知我，一并将事先预定的年猪杀了，并腌好后寄存烘炕，直到回老家过年的时候才取回腊肉，留下过年需要食用的，剩余的寄存在冰箱中。
　　 在家乡老家，有“无年猪过年比别人‘小家’（矮人一等的意思）”的说法，没有母亲的年节，虽说每年都不缺年猪，但终归少了一些情愫。
　　 家乡的年猪，是家乡变迁的历史记录，更是家乡味道的虔诚体验。
　　 吃着香喷的腊肉，就像是咀嚼岁月的苦涩与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