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晨，我与文伟、水根从南丰出发，到黎川大约九点多钟。文伟是南丰人，对黎川很熟悉，他开车直接把我们拉到了黎川明清老街。
　　 走进老街，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扑面而来。黎川县城所在地日峰镇与我的家乡铅山县城所在地河口镇确实太像了。
　　 自古以来，人类逐水而居。日峰镇与河口镇也不例外，一条黎滩河贯穿古今，一条铅山河历经千年。追根溯源，它们都发源于武夷山脉，可算是一奶同胞的兄弟。日峰镇与河口镇背靠大山，又面向世界。黎川过武夷山德胜关与福建相联，从那里去往福建、湖南、湖北，甚至全国各地的江右商帮，在沈从文的笔下“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也跑到全国各地当老板；铅山经武夷山分水关与闽地通商，河红茶从那里通关出口，远销世界各地。刘基在《多能鄙事》中说，红茶产于江西铅山和福建崇安，经铅山河口集散，由荷兰人输入欧洲。这是一条堪与唐代丝绸之路媲美的国际商路，河红茶自此在世界各地登堂入室，被誉为“茶中皇后”。
　　 黎川与铅山，甚或抚州与上饶之间的联系，不仅在于青山绿水，还在于类似的自然山水，共同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张恨水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张恨水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作家，我曾经在高中的时候读过他的《啼笑姻缘》，自此樊家树的形象在我心中扎下了根。上大学的时候，正当琼瑶小说大行其道，她笔下的痴男怨女也曾拨动过我的心弦，但读得多了，总觉得大同小异。尤其是男主人公一律高大帅气、执着痴情，那不沾人间烟火的“酷毙”面孔，让我索然无味。我觉得《窗外》康南式的人物，远不及樊家树有血有肉。
　　 把张恨水笔下的樊家树与琼瑶笔下的康南进行对比，我忽然就想起了近日读过的李洱《应物兄》。在李洱的作品里，两个主要人物应物兄和程济世，虽然说他们都高举复兴儒学的大旗，但在本质上存在天壤之别。应物兄的儒学思想扎根华夏，对孔子及其儒学传统烂熟于心。在现实生活中，应物兄是个失败者，他却在精神上不妥协、不屈服，坚守孔孟之道。他自我解嘲，认为自己在人世的纷扰中，也像孔子一样，是条“丧家犬”。程济世则不同，他的父亲是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将军，他的学术背景，除了台湾就是海外。李洱一开始就把程济世塑造成儒学大家，应物兄为重振儒学，也对程济世充满期待，但事实上，程济世只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他充其量是个“新儒家”的代表，与俗世的牵连无所不在。副省长栾庭玉、济大校长葛道宏、世界富贾黄兴，包括程济世的私生子程刚笃，都是云集在儒学大旗下的骗子，他们招摇撞骗，干着与儒学精神背道而驰的勾当。
　　 这种本质上的区别，像极了张恨水与琼瑶小说的区别，像极了张恨水笔下樊家树与琼瑶笔下康南的区别，一个扎根中国五千年文明，厚实质朴；一个几经嫁接，不伦不类。
　　 樊家树是《啼笑姻缘》的男主角，连名字都透着质朴。樊家树的质朴源于张恨水的质朴，张恨水的质朴来自于滋养他的那一方水土的质朴。
　　 1895年5月18日，上饶一户张姓官宦之家诞生了一位男婴，两个时辰以后，张家又接到了喜报，该男婴的祖父被朝廷提升为三品顶戴的“参将”。于是祖父为孙子取名“芳贵”，字“心远”，既表达了祖父因孙子带来荣华宝贵的欣喜，也寄托祖父对孙子志存高远的希望。这个男婴果然不负众望，最终成了享誉中国现代文坛的章回体小说大师，他就是张恨水。
　　 从1895年至1901年，他随祖父居住在广信府参将衙门，即今上饶市信州区普济巷小校场附近。6岁那年，张恨水祖父病逝，他开始随父亲生活，到过景德镇、南昌等地，10岁在黎川居住一年后，随父继续迁徙。
　　 张恨水10岁到黎川，是从南津码头登岸的。南津码头在城南老街新丰桥脚下，是江西通往福建的交通要津，是重要的货物集散地。紧邻南津码头，就是张恨水故居。张恨水故居东西向，这里原本是官署办公之地，有两扇黑漆漆的石库门，门前两条青石板路，一条出门往左转向老街，一条出门向右上台阶登新丰桥。如今新丰桥南端与老街西头那块开阔地被辟为“张恨水广场”。那天，我们站在新丰桥上，看到一群小学生参与研学，正在张恨水广场举行集体活动。他们与当年的张恨水一般大，年龄相仿心气相通，这样的体验一定能让他们有更多领悟。
　　 顺应张恨水的喜好，他的父亲在黎川为他请了一位爱好小说的私塾老师—端木先生。在他的教育下，张恨水不仅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对小说的兴趣也愈加浓厚。
　　 有人说黎明山川，黎水悠长，文化黎川孕育了少年恨水的文学梦想，黎川山水成为一代小说大家，张恨水笔下永远的“梦里江南”。这样的说法，在我看来，是有失偏颇的。
　　 我不否认黎川对张恨水的影响，至少黎川人更懂得张恨水的价值，一栋故居、一个广场，使他的声名在当地尽人皆知，并吸引许多人追慕于此，一睹“藏稗楼主”的风采。
　　 如此说来，上饶是应该羞惭的。张恨水在上饶生活了6年，他祖父当年的参将府已荡然无存。但没有故居这个有形的物质载体，并不意味着精神影响无处可寻。近些年依据文字资料新建的上饶张恨水公园，在我看来少了沧桑和厚重，感受不到贴近文化名人的欣喜，但从那篇刻石文字《我与上饶》中，多少了解到了张恨水对上饶的感情以及上饶对他的影响。
　　 张恨水的《我与上饶》，1939年9月发表于《前线日报》，该文通篇表达的都是他的少年情怀。他说：“每出郊，常过一横跨河面上之浮桥，儿时以浮桥为奇，故上饶之桥于我印象较深也。”他笔下的河即为信江，他说的浮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有，我在上饶师专读书的时候经常打那座浮桥上经过。
　　 浮桥，承载了现代文学大师张恨水的的亲切记忆。行笔至此，也勾起了我对家乡浮桥向往。
　　 桐木江发源于武夷山麓，流经老县城永平镇称铅山河，在河口镇王家弄汇入信江。小时候，我的父母在县城对面的新滩乡赤岩小学工作，往来县城摆渡或走浮桥。乘船路程短，但等船费功夫，有时船泊在对岸，急需过河时，还要大喊大叫。过浮桥无非是多走几步，但能够把控时间，成为首选。其实，乘船和走浮桥各有意趣，信江的涨落正好唱和了我少年时期澎湃的心潮。
　　 浮桥早年大多是木制的。一只只木船跨江排列，用铁链锁在一起，然后铺上木板。木板比船身短，大致被搁在船中间的位置，两边翘起的船头把它抱在怀里，给人一种特别踏实的感觉。一个“浮”字，极尽其妙。小时候我曾经在上面嬉闹过，那种晃晃悠悠、心旌荡漾的感觉至今还在。有一回，我与弟弟听了评书《三国演义》，再从浮桥上经过，我们从木板上跳进船舱，看见原本架橹的铁环中穿过一条铁链，铁链有些松松垮垮，下坠呈半圆形吊在船与船之间。我们试着在船上大幅度地摇了摇，人小体轻毫无动静。撼不动船，连铁链也纹丝不动。我们不甘心，改在两只船上对拉铁链。刚一上手，那种沉重的感觉，还有冬天刺骨的冷，直抵心底。我们抬起头四目相对，忍不住大笑起来。原来火烧赤壁，曹操败得那么惨是因为捆缚在一起，无法动弹。
　　 成年以后，我对浮桥仍然保有异乎寻常的热情，走过许多地方的浮桥，当然包括上饶市的两座浮桥。一座是南门口浮桥，一座是汪家园浮桥。张恨水先生《我与上饶》中提及的那座浮桥，应该是南门口浮桥，离他居住的广信府参将衙门不远。
　　 还有一种被称为“跳岩”的涉水通道，与浮桥异曲同工。我曾经在沈从文先生的故乡凤凰见到过，这次到黎川又一睹了她的芳容。它不是桥，而是跨河排列的石礅，大部分没在水里，小部分根据水情或多或少露出水面，石礅与石礅等距离间隔，供人踩踏，便于通行。但不同地方的“跳岩”，石礅与石礅之间的宽窄各不相同。在我的印象中，凤凰的更宽，黎川的更窄。前者有了“跳”的必要，后者更有安全保障。
　　 我们三个人从张恨水故居出来，过新丰桥，从南向北踩上石礅折返回来。正午时分，明晃晃的太阳从头顶上照下来，在水中打个激灵，随水波一点点漾开，一圈又一圈。我们的身影也在波光里潋滟，不停地晃动变形。我们像孩子似的追逐着，一步三“跳”，和着轻松的节拍，感受生命的律动。文伟和水根，快到对岸的时候，我喊住了他们，在他们返身回头的那一刻，我蹲下身来，按动快门。他们的表情生动丰富，沐浴在一片光明之中，清晰灿烂。
　　 晚年的张恨水，还是无法忘却孩提时代的趣事。他依然记得祖父对他宠爱有加，时常带他“阅操出巡、骑马同乘”；依然记得，走出参将府，跨出南城门，就到了用大块青石板垒砌的信江码头。一次，他在靠岸的一条船上玩耍，玩出了惊喜。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忽然发现船篷底下有一本绣像小说《薛丁山征西》，我一瞧，就瞧上了瘾，方才知道小说是怎么一回事。”张恨水很小的时候，祖父就教他读书识字，他自小就是远近闻名的“神童”。一本《薛丁山征西》，他虽然读得囫囵吞枣，但好像是无意间触碰到了一个机关，为引流他的文学潜质，打开了一个缺口。
　　 张恨水一路走来，从清末到民国，再到建国以后，直到1967年去世，无数的人和事参与了对他的塑造。1911年他以“恨水”的笔名开始投稿，用他自己的话说取自李煜的“人生常恨水常东”。李煜是南唐后主，失国被俘押送汴京。他世居南京，自有江南人的多愁善感，加上人生跌宕起伏，心怀亡国之痛，他的词多悲惨戚切，实属情理之中。但不知何故，当年只有十七岁的张恨水，就有这样深切的无奈，使他超凡的才情跨越千年，与李煜有了默契。
　　 提及“恨水”这个笔名，还有一段花絮。当年冰心也活跃于文坛，许多人把他们两个人牵扯在一起，八卦“心远”追求“冰心”不得，而“恨水”。后来，两位当事人听到传言，皆自哑然，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文坛本是是非之地，冰心的《太太的客厅》就曾惹恼过林徽因，并引发众怒。“恨水”的无奈可能不只是由于这样的是是非非，而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就有“流年逝水”的紧迫感，“恨水”是因为无力挽住时光。
　　 经历什么，就塑造成什么。张恨水与琼瑶，应物兄与程济世无一例外，都是被塑造的结果。山水人文对人的涵养具有地层学意义，以累积的方式叠加。德行的高与下、性格的好与坏、作品的优与劣，也像那常东的流水，隐含着不可抗拒的力量。“恨”在张恨水那里，是一种无奈，但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