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顶楼的好处是可以鸟瞰，也可以聆听。
　　 鸟瞰脚下世态万象，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如在天堂。聆听更是我的习惯，喜欢听鸡鸣狗吠，喜欢听世井人语，更喜欢听天籁之音。
　　 可是有一种声音我不喜欢听，却常常袭来，挥之不去，让人心烦。这是一个男人喊嗓子的声音。声乐？戏曲？需要每天如此，阴睛雨雪从不间断？
　　 这声音从薄暮如烟垂柳依依的城西湖畔而来，从浅草青青流水潺潺的浍河岸边而来，从拂晓时分晦暗如夜的梦境而来。火车沉重的喘息和疼痛的呻吟是它的伴奏，我苍凉的心境是它的背景。
　　 这声音有时短促，有时绵长，音符却很简单，咿咿咿——呀呀呀——咿呀——，这声音成了我生活中的暮鼓晨钟，忽然有一天，假若我听不到这种声音，我会不会遗憾呢？
　　 有这想法源自我从中听出了另外的味道。这声音有时焦燥，有时痛苦，有时又特别的舒缓和平静。不管怎样，这声音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诱惑着我，非见一下那声音的主人不可了。
　　 从天堂到地面只需两分钟。出小区，越铁路，到城外的小河边。我是个沉浸于幻而想疏于行动的懒人。常常是晨练的人影绰绰，而我还窝在暖暖的床上神游。起的早，晨练的人还少。运动鞋让我不太年轻的步履变得轻捷。小河绕城而行，然后面向东南义无反顾而去。
　　 咿咿——咿呀呀——
　　 声音就在前头。我寻声而去。
　　 淡淡的晨雾中我终于寻到了那位喊嗓子的人。个不高，脸黑黑的，瘦瘦的，象是永远也睡不醒的样子。他旁若无人地喊着，小眼睛眯成一条缝。喊到高亢之时，脖子上的筋勃然暴起，很是吓人。
　　 寒暄几句，没容我提问，他就聊起了自己。他说我是第一个注意他的人。他向我介绍了他自己，用他惯常喊嗓子的那种声音，粗犷中夹杂着细腻，丝毫不加掩饰。
　　 四十几岁的年纪，计划经济时代当过供销社的营业员，后来体制改革，许多同事都另起炉灶，自谋生路，发了家，致了富。可他事事不够顺心，开店倒闭，种植水淹，养殖失败。几番折腾，家底已被抖落个干干净净，外加十多万的债务。他有一个爱妻，是小县城里泗洲戏剧团的青衣。他爱她，胜过爱自己。他爱她，也爱上了泗洲戏。他是她忠实的粉丝。泗洲戏又叫拉魂腔，听着上瘾，魂都能让戏给勾去。他着了迷似的爱上了她。也许是老天开眼，报答他这个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泗洲戏剧团的团长竟亲自登门为他们牵线搭桥！
　　 感恩呐！他恨不得一天给团长磕十八个响头。
　　 他小心地侍候她，像个仆人，像个奴隶，他愿意。她也挺会疼男人的。她会用女人的方式给予回报。总之，他觉得挺甜蜜。他每天把自行车推出家门口送她上班。但她有个规矩，就是不准他去剧团。接她，看她----不管什么原因，就是不准。他想，兴许是显俺没本事，没地位，她觉着面子上抹不开，不去就不去呗，反正你晚上总得回来，到了晚上，你还是俺的。
　　 可是有一次，青衣在晚上就没回来。
　　 第二天回来了，也没作过多的解释。只说排练，太晚了，就没回来。再后来，又有一次没回。解释说开会。再再后来，隔三差五的，总有不回的时候。他就有些着急。一连几天不照面，那是自己家的一口人，能不急吗？她解释说，剧团效益不好，被推向市场后，没人再给发工资，大家心里都不是滋味。
　　 他在家里盼，五天没回家了，终于到了傍晚，院子里有女人进来。可是，不是青衣。是团长的老婆。指着他鼻子骂：你还算不算个男人，自己老婆看紧点！
　　 他觉得自己脑袋上挨了一闷棍子。并且隐隐觉得，这一棍子早晚会挨的。上天不会无缘无故的把花一样的青衣白送给他。
　　 有一阵子，青衣不去剧团了。好象剧团许久已没有演出任务。部分演员加入了农村里婚丧嫁娶的锁呐班子。以她的俊美，以她的甜音，她不愁没有去处，不愁没个好收入。可青衣她不愿。她说，这世上许多好东西都被糟蹋了。泗洲戏是她心目中的神曲圣曲，不能糟蹋，至少她不能去糟蹋。
　　 他惊喜地发现，青衣的肚子大起来了。半年后，青衣给他生下了个女儿。
　　 女儿那个俊呀！那小鼻子小嘴，那眉眼那神态，整个一微缩版的青衣。可他脸上的惊喜中却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迟疑，女儿身上怎么也找不到一丁点儿自己的影子！管他呢！谁敢说这不是我的女儿！
　　 百般呵护，千般疼爱，女儿茁壮成长，一天一个样。青衣甚至有点感激他。
　　 满月酒那天，亲朋故交前来祝贺。平时乖巧的女儿却啼哭不止。孩子哭了抱给娘，可是找不到青衣。堂屋厨房，甚至厕所，找遍了，就是没有。亲朋跟着着急。孩子乱蹬乱抓。一女眷在孩子襁褓中寻着一纸条：
　　 代我把女儿养大，我会感激你的。不要找我。我会活着。
　　 青衣真的走了。
　　 真是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我气愤道。
　　 你不要骂她。她总有原因的。我从没恨过她。没骂过她一个字。
　　 后来呢？
　　 后来，他一脸的苦笑，无奈：没有后来，我不知道她在哪。跟那个团长，还是跟了别的什么人------反正，只要她过的好，就好。
　　 也许，我没资格骂这个女人。可是，我同情面前这个黑瘦的男人。他说，他把自己的女儿养大了，上了大学，这真是个奇迹。他能养活自己就算不错了，病蔫蔫的样子，女儿竟然上了大学……
　　 转身往回走的时候，河边一个早起垂钓的人，有一句没一句的与我搭讪：真是怪了，你怎么跟个神经病聊这么久呢？
　　 神经病？他不挺正常的吗？
　　 那就是你神经了。
　　 我笑了笑，也许吧。
　　 垂钓的人说，每天早上怪叫一阵子，比北京时间都准。这不，都习惯了。他喊第一嗓子，咱们这些钓鱼的人就开始起床奔河边。这不，没一个迟到的。这人神经多年了，有个唱戏的女人，听说跟人跑了。留下个女儿奇聪明，考了个名牌大学……你哪儿说理去，憨有憨福啊！
　　 他憨吗？没发现。
　　 还不憨呀，没个正当职业，整天工地上打零工，脏活重活危险活，拼了命的干，也不讲个价钱，给钱就行——唉，活得不易啊！
　　 我不想再和垂钓者聊下去。双手握拳，起步跑开。
　　 身后那声音又传过来：咿咿咿——呀呀——咿咿呀——
　　 声音里没有了哀怨，没有了委屈，没有了愤懑，甚至也没有了憧憬。就那简单平淡的两个音节，“咿”和“呀”，竟被他拉长如日子一样的漫长，并涵盖了他和女儿整个的生活。
　　 那是对青衣的怀念吗？那是对生活的感叹吗？
　　 那位垂钓者说得对，面对一个被常人视为神经了的人仍觉正常，那一定是我神经了。面对生存的种种压力，我连一种可以呐喊的方式都找不到，生命被某种情绪挤压着，扭曲着，却强颜欢笑扮演着早已不存在的自己！什么时候能为自己的生命寻找一个顺畅的出口呢？我有点想哭。
　　 咿咿咿——呀呀——咿咿呀——
　　 这一嗓子，是从我口里喊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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