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正强调和谐的时候，一大群明星活跃在舞台和银幕上，民间也有好多人沉浸在娱乐至死的状态中，她们伴着那呕哑嘲哳的舶来旋律，跳着洋舞，以为天下太平，从此无事。也许我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时时想起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和欧阳修“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常困于所溺”的警句，又有感于当时的社会现状，便把苏轼的这篇策论复制到我的博客上和QQ空间里，企图引起人们的注意。但点评者极少，我怀疑我是“杞国之人忧天倾”，今日再读苏轼的这篇《教战守策》，觉得非常合乎口味，绝不是杞人忧天。
　　 苏轼所处的时代，正是民族矛盾比较尖锐的时代，宋朝与辽和西夏的关系很紧张。统治者重文轻武，导致军队作战能力减弱。他们不敢或者不愿意打仗，便只能向外族求和，跟他们订立各种条约，以茶叶、丝、白银为交换物，获得暂时的苟安和平。苏轼虽然不是王安石那样的政治家，但却以政治家的眼光看到这种太平景象下的隐患，所以写下了这篇文章，以求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重视。
　　 文章高屋建瓴，开篇即提出他所担心的问题：生民之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於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这也即是全文要论述的观点。
　　 接着，苏轼以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开始论述。
　　 正面论证：从前，先王不敢忘战，教民于劳作之余练习作战，“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这样即使发生战乱，老百姓也不至于惊慌失措。
　　 反面论证：后来的统治者，“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而人民日益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文章特别举了唐代开元、天宝之际，当时可谓天下大治，人们“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消耗钝眊，痿蹶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这个实例最容易说明问题了。唐玄宗早期确有安邦定国之功，但天下太平了，便放松了警惕，耽于安乐不能自拔。结果，他正在宫中与宠妃杨玉环如胶似漆得淫乐的时候，“渔阳鼙鼓动地来”，安史之乱起。唐玄宗毫无思想准备，仓皇向四川逃跑。至马嵬坡发生兵变，唐玄宗迫于士兵的压力，不得不赐死杨贵妃。后安史之乱虽然平定，但自此盛唐开始衰微。
　　 苏轼用正反对比的论证方法非常有力地证明了自己的观点：忘战必危。
　　 下边苏轼又运用比喻进行正反论证。他认为，老百姓终日在田间劳作，风雪雨霜也不回避。“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适者生存，适应了恶劣的气候，就锻炼了身体，所以得病就少。而王公贵族，终日过着逸豫养身的生活，他们出舆入辇，袭裘御盖，以避开风雨，稍不注意，寒暑之气便进入身体，疾病就产生了。作者谈到养生的学问：“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可是现在的人，因为治平已久，变得骄惰脆弱了，谈到战斗，就吓得打战。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别人一谈战斗，他们就说是“生事扰民”。这里，苏轼尖锐地批判了官僚们贪图安逸苟且偷安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得过且过的心理。
　　 苏轼的担心没错，宋朝长期不修武备，对外动辄求和，对内不鼓励人们备战（战争教育和动员），大宋终于为此先亡于金，后亡于元，崖山海战，十万军民争投海，小皇帝和太后皆溺亡，其惨状实不堪言。这结果难道是偶然的吗？
　　 以下这段议论可谓深刻：天下本来就有意外的祸患，愚蠢的人见到四方无事，就以为不可能有什么变故了。“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怀有忧患意识的封建士大夫的要言妙道。可惜统治者不以为意，北宋灭亡了还不总结教训，南渡后继续苟且偷安，畏战如虎，主和派当道，主战派遭到打压。大宋王朝之灭亡还不是必然的吗？
　　 在详细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之后，作者再一次提出自己的主张：要“尊尚武勇，讲习兵法”。我们想，如果宋朝统治者能从苏轼这篇文章中学习点什么，大概宋朝灭亡也不至于那么惨吧？
　　 本人觉得，这篇策论实在应该编入中学课本，更应该成为当政者的必读材料。不是因为其写作有什么技巧，论证的逻辑之严密，而是因为它用简洁通俗的语言，道出了腐败官僚和愚儒所讲不出的治国御敌之大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