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伟大功绩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场壮美的史诗，是我党一次伟大的胜利，这已经赢得了世界的公认。回顾这场史诗时，我们先看到的必然是长征的伟大功绩：
　　 一、保留了红军力量。万里征程，从中国的中南，到南方，到西南，到西北，辗转大半个中国，十一个省，历尽千辛万苦。红军主力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胜利到达了陕北，保留了革命的火种，从而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这是最明显的功绩。
　　 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毛主席评价长征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道出了长征最重要的价值。
　　 乱世，向来是民不聊生，中国自古就有“宁为盛世狗，不做乱世人”的说法。在近代中国，从腐朽的清政府到后来的北洋军阀混战，国家衰败，百姓涂炭更是常态。百姓活不下去了，就去当兵，这种当兵和做土匪也差不多，都是不得已把脑袋搁在裤腰带上的营生，当然能抢就抢，今朝有酒今朝醉。苦难中国的百姓，遇到的就是这样的部队，过着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暗无天日。
　　 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始终不忘自己是人民的军队，到哪都秋毫无犯。红军每到一个地方，首先是打土豪，自己获得给养的同时，还把打土豪得到的物资无偿分给贫困农民。其次是分田地，农民有了自己的田地，就有了生活的保障。农民得到了鱼的同时还得到了“渔”，从此在黑暗中看到了活下去的可能，看到了生活的曙光，又怎能不心向共产党。跟着共产党才能活着，这是最简单的事实。反过来说，正是有了广大贫苦人民的支持，弱小的工农红军才有底气说出必将取得革命的胜利。再次是建立政权。每到一处，只要有可能，红军都会帮助百姓建立各种红色自卫组织，引导百姓如何自己保卫自己。虽然这些组织在红军离开后都被迫解散了，但火种已经种下，一旦时机成熟，必定还会燃起熊熊大火。最后是写标语。红军对宣传工作的重视让人无法理解，战士们在艰苦行军之余，都会乐此不疲地把能写上标语的地方都写上红色标语。貌似无用的标语，其实都是在百姓心中留下的星星之火，以致有的军阀部队看到标语就头疼，就害怕。
　　 红军辗转十余省，无论如何艰难困苦，无论如何九死一生，都不忘自己的穷人本色。所以，红军每到一处，国民党的妖魔化宣传不攻自破。只要有红军经过的地区，都留下了革命的可能和必然。最简单的事实就是：红军第一次到达的地区，或许还要做百姓的沟通解释等工作，但只要去到已经有红军来过的地区，百姓无不欢欣鼓舞热烈欢迎。穷苦百姓自愿参加红军，所以红军自从湘江血战之后，虽然一路艰险，损失不断，但最终到达陕北时，兵力其实没损失多少——那就是因为百姓的踊跃参加，沿途的扩红不断有新人加入红军。
　　 长征，还客观上增进了共产党和少数民族的民族交流。刘伯承和小叶丹歃血为盟不消说了，革命军队走到的少数民族地区，无不给这些民族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建国以后，中共能够以摧古拉朽之势席卷大西南，顺利以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诸多民族问题，和长征中产生的这些民族对共产党的信任，不能说没有关系。
　　 三、共产党的成熟。在长征中，中共中央在九死一生之际，在和共产国际完全失去联系之后，完全以自己的能力，解决了组织上和军事上的问题，从此转危为安。可以说，正是经过长征的历练，共产党人明白了，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外国人是靠不住的，我们依靠的只有自己和中国千千万万的贫苦百姓。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保证。
　　 博古和李德
　　 博古和李德是中国革命的罪人，这话一点不为过。正是这两个人的倒行逆施，中国革命遭到了严重的损失，而正是遵义会议剥夺了这两个人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中国革命才起死回生。“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如果这两个人没有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中国革命简直不堪设想。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处在风雨飘摇的旧时代，就处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之中。百年党史，是辉煌史，也是大浪淘沙的淘汰史。在这场大淘汰中，我们绝大多数党员经受了考验，成了国家的柱石或者牺牲在了为国为民的伟大进程中，名垂青史彪炳史册。但是也有不少的党员走向了革命的反面，成了人民的敌人，作恶多端留下千古骂名，曾经的功绩远远洗刷不了后来的斑斑劣迹。在这两种人之外，却还存在着第三种人：这些人愿望是好的，也坚定不移地为中国革命而努力，但由于能力水平的欠缺，或者理想认识的误区，好心办了坏事。这些人如果地位不高倒也罢了，但这些人如果居于高位，一举一动都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进程，他们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影响甚至要远远高于一两个叛徒。
　　 对这些人怎么看？就其造成的恶果而言，枪毙多次都不为过。他们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多少革命志士因为他们的乱指挥丢掉了性命，万死不足赎其罪。庸医就可以害人吗？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他们始终是我们的革命同志，他们绝没有主观的恶意。“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做恶，虽恶不罚”，中国还是强调志功的统一性的。况且，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也有个成长的历程，任何一个初生的政党，都不可能成熟地领导革命，都会犯错误，都会带来巨大的损失。法国大革命，苏共的清洗，不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吗？不管我们主观上乐不乐意，一个人的成长，一个政党的成熟，就是个不断试错的过程，知道错，我们也就知道对了，尽管这错误是我们不想犯也不愿意犯的。
　　 中共历史上，这种人还真不少，最为典型的就是陈独秀和博古李德。陈独秀是党的缔造者，在党的初期是公认的领袖，说他想对党不利，绝无可能，但他确实让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以致被开除出党。当然，被开除是因为他个性使然，他并不承认错误，宁可与党分道扬镳。而博古李德，事实上被取消了领导权后，并没有进一步的组织惩戒措施，甚至还把他们视为党的高级领导人，还让他们为党继续工作。
　　 原因也很简单，他们不是敌人，而是放错了地方。博古是个书生，因为从苏联回来，就成了中共的最高领导人，那其实是我党的用人机制出了问题。一个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的年青的布尔什维克，二十多岁就要到中央苏区去领导那些资深的土老帽，心里是犯嘀咕的。正好他巧遇了李德这个共产国际大员，于是像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抓住，又像有了一张护身符，顺理成章的把他请进了中共革命队伍当了太上皇。事实证明，博古被解除了领导职务以后，对革命还是尽心尽力作出贡献的，甚至最后还为党牺牲了生命，说明他还是有能力有信仰，是个德才兼备的好干部。同样还是事实证明，这个好干部并不适宜做最高领袖，让他来领导中国革命，必然会带来重大损失。他有责任，我们党的用人机制更有责任，对苏联人员的盲目信仰是罪恶之源，对满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论家的盲目信仰是罪恶之源。
　　 李德，据后来分析，并不是共产国际钦差，而仅仅是一个苏联的情报人员。阴差阳错，他事实上成了中国革命的太上皇。他的目的其实挺奇怪的，说他迷恋于权力享乐吧，他来中国并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也随着工农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辛万苦，而且被解除职务后还没有叛逃。坦率说，从遵义会议被解除权力以后，他如果要离开红军，当时的我党是不会有人反对的，但他就是一直坚持到了长征结束，不管艰难困苦。说他是敌人派来误导我军的奸细，更不可能，可他造成的伤害却比奸细更厉害。我们只能猜测，他就是一个热心想帮助我们取得革命成功的国际共产主义友人，只是这个友人，好心办了坏事。一个外国人，为了异国他乡的革命，跋山涉水历尽艰险，确实也不容易。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回到共产国际后，审查的结果也只是认为他犯了错，而没有罪的原因。我们应该感谢他，可我们又不能感谢他，因为他也许想带来帮助，但事实上带来的不是帮助，只是伤害。
　　 孔子说过“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永远值得我们警醒。德不配位，对个人而言是荒诞，但对组织而言，则是灾难。
　　 项英
　　 也许是对叶挺的崇拜，不喜欢项英。原因很简单，一个声名赫赫功勋卓著的名将，愿意到一盘散沙的新四军做军长，却处处受到这个相对来说不知名的人物的处处掣肘，从而不能大展身手，当然会觉得这个人是个小人。后来参观了泾县云岭，知道了项英生平，才知道，这并不是个小人，而是一个伟人。
　　 在长征之前，项英已经官居中华苏维埃全国副主席，而主席是毛泽东。甚至有人说，当时苏维埃，也就是中央苏区，三巨头是毛泽东，朱德，项英，由此可见他的地位。在长征以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敌后斗争的干部中，他是排第一位的，地位超过了瞿秋白陈毅等等所有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共四人，是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连朱毛都没在。后来遵义会议，毛泽东正是顶替生死不明的他，进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历尽艰险，在敌后坚持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在当时留下的领导人中，只有他和陈毅。陈毅受到了非人类所能承受的磨难，九死一生，而项英也没有好到哪儿，所以被称为“铁人”。铁人到铁军，恰恰合适，所以后来南方八省游击队组建的新四军，项英是最合适的领导人。事实上，也正是项英的威望和努力，才在短短的三个月，将一盘散沙的游击队组成了新四军，这点，让陈毅等其他领导都是服气的。项英爱兵如子，勇猛顽强，深得部队信任，是一个优秀的领袖。
　　 中共领导层出于种种考虑，邀请了叶挺作为新四军的军长，当然有其用意。问题在于，项英是贫苦工人出身，看不惯叶挺那种名将风范。必然的是，叶挺也瞧不上项英那种土老帽风格。从生活习惯到思维方式的处处不同，又都是有威望有个性的人，能指望两个人合作愉快吗？而且，叶挺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所以，项英在党务会上，不让叶挺参加，是对的。而且中共的伟大传统是党指挥枪，叶挺虽然贵为军长，也要受党的领导，并不能真正随意指挥部队，这并不是项英的刁难，因为这是组织原则。这种军官和党的矛盾，在南昌起义时期就出现过，当时的贺龙就不是党员，参加不了组织会议，所以他虽然贵为军长，但起义真正的领导者是共产党人周恩来。后来解决的方式，是贺龙倾心向党，加入了组织。即便如此，贺龙也是自居周恩来之下的。按此成例，叶挺也是应该加入中共的，而当时新四军真正的领导也应该是项英。但也正因为叶挺和项英的矛盾，叶挺并不想受项英领导，从而形成将帅不和的局面。
　　 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换了领导，反而解决了将帅不和的问题。从此，新四军驰骋疆场，屡克强敌，威名赫赫。这一切，其实要感谢项英同志为这支部队注入的军魂的。
　　 陈毅
　　 有人说，陈毅是福将。这肯定是因为后来华野的粟裕，他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让身为统帅的陈毅可以安享胜利，坐等荣光。甚至刘少奇力推粟裕为元帅，替代陈毅。而在淮海战役之前，中革军委也有用粟裕取代陈毅作为东野司令的想法。但是，粟裕坚决要求陈毅留任，这仅仅是因为粟裕的谦恭吗？
　　 粟裕和陈毅都是老井冈山的革命者，都经历过反围剿斗争失败的洗礼。在那个时候，两个人都是被留下坚持游击斗争的。谁都知道，留下是革命的需要，但谁也知道，留下可能就是牺牲，所以当时博古等要留下毛泽东，周恩来坚决不同意，因为毛泽东的军事智慧对中国革命而言，太重要了。
　　 陈毅被留下了。他到井冈山很早，是随着朱德一起来到井冈山的，当时朱德、毛泽东、陈毅是主要领导人，地位是远超林彪的。后来，毛泽东对陈毅的批判，让陈毅的地位下降了很多。但是陈毅没有计较，还是坚持着对革命的忠诚和信仰。他在长征留下的时候，甚至都没有职务，只是配合项英瞿秋白工作。
　　 谁都知道，留下很难，但谁也没想到难度会如此之大，正如谁也没料到长征的难度是如此之大。作为朱毛龚并称的龚楚，也算主要领导了，却直接叛变革命了。留下的主要领导瞿秋白，很快就被捕牺牲了。陈毅也没有舒服到哪去，记得以前读他的《梅岭三章》，就看到当时他是受伤了，一个人被困在阵地上，根本看不到生还的希望。但就在这时，看到了他的伟大，他始终没有屈服，始终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现实是更残酷的，陈毅受伤以后，在没有医护人员、没有麻醉药品的情况下，自己取出了身上的碎骨头，这远比关羽的刮骨疗伤艰难多了。关羽是武圣，陈毅呢？当他回到部队，在部队军心涣散，人心不稳的时候，他没有犹豫，直接说：“哪怕剩下我一人，我也要坚持斗争”这等掷地有声的话。在革命的关键时候，领导人的意志，往往是军队生死存亡的关键。正是陈毅百折不回的革命意志，他一直成功地坚持领导着南方的游击斗争，特别是在项英牺牲以后。
　　 陈毅的坚持对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赢得了巨大的威信。所以，新四军重建军部后，他是当之无愧的领导人；在改组为华野后，军事能力胜过他的粟裕，甘心情愿做他的配角。粟裕知道，他没有陈毅的影响力，命令通过陈毅下达，要比他自己下达有效得多。直至后来文革时期，他虽然被打倒，但他的悼念会上，让那些造反派奇怪的是，毛泽东坚持到场，最后一次怀念自己亲密的战友，中国革命的忠诚卫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