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唐溪一隔两岸，架了一条宽石板桥。中间又加田园、沙地，以东是上东村、下唐村。这两个村又与福建诏安的乡里山海、田地相连，说话的口音向上扬，又独有一些其他村不用的字。比如，上山，大埕其他自然村都平着说，上东、下唐两村却要飞快地加入一个尾音，说：上山啊。其他村说一件事、一个人很好，会说：过好。这两村的人，任是小孩子，来大埕市亭买物件，吃一个烫嘴的油馃，一张口就说：青好！两个村的小孩子与其他村的孩子大体无间，相安无事。待到在路上为一件不要紧的事争吵，上东、下唐村的孩子性急，音高，一下会占个上风。西头各村的小孩一急，无词，就回一句：红鼻是哪里人？上东村、下唐村的小孩子激动起来，就会抓起地上的小瓦片，向对方掷去，口中骂骂、似有理亏地向家方向走了。
　　 那时候，一个大埕，可能有三万人。村里各式人都有，当兵的、做官的、做生意的、做木的、做戏的、打铁的，一样不缺，也说不出谁是代表人物。但独独红鼻是独一份。
　　 红鼻早上不出来。半晌时候，近午了，就从东头过了板桥，过田园间一条机耕路，再顺着小溪，进入大树脚，向各村走去。背影很有些高大，略略弯个边角分明的肩膀。一条半细竹子斜斜挑了两个竹篮子。一双大脚走起来一高一低，他索性就将长长而粗大的手臂半按在篮子上，防止向乡亲要来的粥饭、馃、番薯之类倒洒。
　　 一般情况，天不黑、不冷，后面还总会跟几个半小不大的小孩子。男孩子有的还手里抓根小竹，学红鼻一瘸一瘸地走，往往会引来旁人的笑。已经四五十岁的红鼻也跟着笑，一只黑红的大手一扬：开去，开去，回家，回家。小孩子就又来了花样，跟着说：开去，开去，回家，回家。并一齐群声呼起：红鼻、红鼻、红鼻。路过的大人，也对孩子无加指责。好像本该如此，取笑红鼻是天经地义。
　　 我小时未有参加这种特别的娱乐。但我对红鼻并不像对外地来的流丐一样产生害怕的心理。我从前住在高墘村闸门外转角处的楼屋里。门口有一块麻石，我有时会坐在上面。红鼻有时傍晚，从各家处要了些食物，回去，总要经过这个转弯的巷子。他路过时，虽然担子不可能很重，却因为高大，身板硬而弯，又加腿脚不便，斜过巷子拐弯处，就总要小心地转个身才行。竹篮子里，虽不曾细看，想来也是陶罐、高边莲碗陈列，一家五六口，饱暖所系，腿脚齐全的人尚且要小心，何况他多有不便。但他还是可以一边小心地转弯、换肩、扶按，一边对我笑笑。
　　 村头，那时的屋子不高，他的头顶，我仰视起来，与老叔公厝青瓦上的瓦松一般高。他的嘴有些大，面膛红黑，大眼鼻，大胡子，笑起来，褶皱深厚。我小时候算是个老实孩子，但对他的过度热情也不怎么领会，不置可否。好在他也不计较，早在我的一瞥中，一脚高一脚低地向旱厕间的夹道走去。他为什么叫红鼻呢？我心里想。但我还是不屑于就此向人问一问。
　　 那时，没有电视，甚至没有电。冬天，夕阳尚有余晖，大院子各家，烧了些热水，轻便地洗漱一番，就将余下的热水倒木脚桶里，一家大人小孩都来泡。大人们坐在各家的门槛石上，小狗静坐，猪鸡入栏，就扯开喉咙闲谈着。一时无词，也会拿个红鼻说话，取笑。大家说，他无论对谁，任一个半熟的男子、姑娘媳妇，也一下站在人家门口，口称：叔公婶婆，叔公婶婆。也不向人求什么，只半佝偻个近了身来更加高大而弯的棱角分明的身板，口里眼里四方的脸上，以及布满胡茬的褶皱里，都满是笑意、讨好。就他这样的独特，不看竹篮里不堪的陶罐青碗，竹篮子和竹竿的胡加凑合，一双过大的、泥土吃入皮肉的并不健全的脚，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谁家来了穷亲威。这架式，小青年男子就还好。年轻的漂亮女子给她这一招呼，面色菲红，转身一掩脸，都不好再出来施给他些剩饭、番薯。末了，还要与一群闺密，在钩花围坐时，说说笑笑上好一阵子。
　　 红鼻平素所能化到的，是真正的百家饭。一个旧锅子里，各家施他的粥稠稀不同、颜色不同，甚至还有些是馊了再加热的。馊了不是对他特别的不好，因为那时候，饭菜变了味，用柴火滚上三滚，一家大小也没事一样地吃。也不见得谁因此而坏了肚子，只听说饿得腿脚肿大的倒还常见。
　　 红鼻有一个好，就是不计较乡亲们给他什么。有时，时间上搭不上吃饭时间的半晌时分，大人又正忙，就吩咐小孩：“去床下拿个番薯给红鼻。”小孩有无意的、有舍不得的、有手小拿不得的，一时给了个极小的番薯，红鼻也笑笑：“好好，平安，大赚，大赚！”不像外省来的要饭的，给少了就不走，甚至緾着半老的好看女人不停地拉弦唱曲。
　　 刚改革开放时，乡里几乎隔很短时间，就会有一家的番客回乡。从南洋隔几十年回到大埕，一个村的乡亲都高兴、热闹。这时，讨巧的要饭的就会围上前，几乎纠緾着要红包利市，要肉菜好吃的。红鼻说起来，真是程南村各自然村的族亲，但从没听说过谁家华侨归来，红鼻上门讨要、令人难堪的。
　　 我不知道有生产队时，他到底要不要出工。到后来分田到户了他家的田地分了没有，种了没有。如若有，怎么种做；如若无，这在那时，一人不到一亩地，任一家都巴不得在塘边沟里屋后多开垦出一畦地来，有田地不种做，那是万不可的，引人啐骂。
　　 “他老婆是个女泥。”我一次在风围内，为度夏与我爷爷蹲在贝灰地面上，赤脚踩着新鲜的稻草，正抓住草茬翻飞，编搭草棚的毡子。不意听来这么一句。女泥是土话。我闲时背过药性歌诀，知道什么“人参味甘，调营养卫”，什么“闻之菊花明目而清头风”，翻过扉页上印了毛主席语录的《赤脚医生手册》，偷看过里面的简笔人体图，但我还是不知道女泥是一种什么病。这病从未见男子得过，是从母胎子里带来。得了这种病的女人，面目还好，腿脚也全，往往因无法种做田园而肥肥白白，坐着给人一看，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个富贵人。有这病的人平素不出门，或者说不敢出门还合理些。为什么呢，因为她们走不得路，在家里帮忙做个缝缝补补，要拿物件时，来回都要用脚和手一齐着地上爬。红鼻想来穷又无兄弟叔孙，只好娶这样子的老婆。好在娶这样子的女人，生孩子倒还可以生的。不仅可以生，因为别的事做不了，又没有计划生育，他是有了好几个孩子的。到底几个，没听一个人讲过，但知道有男有女。因为与上东村隔了条溪，中间又有稻田、番薯园、甘蔗园，我又从来只与亲切的人说话，不打听不多话，就愈加不知道。也许，人们觉得，像红鼻这个人，有几个孩子全与人无相间。
　　 我后来上初中了。要骑车到公社所在的所城乡去。来回要经过八九里的荷田。那水坡里的荷莲，开有开的好，不开有不开的好。一时，荷红叶碧，风吹过，夹着水汽有涩涩清香入我心里眼里。我时时会因为周末了、考试考好了、学会一首像“太阳刚刚爬上山岗，尼罗河水闪金光，家乡美丽的土地上啊”这样的好歌，或者遇到一个自己在意的小巧女生，心生欢喜。不想好几次，也遇见过同样欢喜的红鼻。
　　 他依旧斜挑个担子，赤脚走在田间的泥路上，远远地，看起来腰身直一些，走路的样子也板正有力些些。从背影看，甚至可以看出笑意。因为他赶起这路来，确实有几分轻快。
　　 “是红鼻！红鼻去公社领工资了。”我形影不离的竖福对我说过。这个情形，就是红鼻去政府领钱了。
　　 哦，那说起来，他算是个公家人。这怎么可能呢？工作人、公家人最少要像派仪他爷爷那样的。派仪他爷爷在市亭东一间黑黑的矮屋子里，与一个不高的胖姑娘一起，卖些灯烛、灯芯、腐乳、米酒。因为不用吹风曝日，派仪他爷爷虽然个子不高，却白白的像个识字的人。在大埕，人一旦是个工作人，就会让人羡慕。因为这样不仅不用下地挑挑种种，日子到了就有工资，旱涝保收，衣食有着，还可以将工作传给子女甚至孙子。派仪他大兄据说就是以后要接上他爷爷去看铺子，要吃轻松的饭，所以读书也不用怎么用力。
　　 我骑在高高的单车上，背着红红的夕阳，愈加觉得红鼻有几分神秘。按理，他姓陈。叫陈什么。我是确实听人说过，但总记不住。
　　 一下就过了十几二十年了。我久久一次，回到大埕去。与同学、朋友坐一起，吃了茶，夜又深，就会像个哲人一样回忆、评点乡里的人事、过往。一个村的翘楚、名人议过，照例会讲一些凄惨人。说说就讲到红鼻。一次，我爸爸说，他现在生活好，可能工资补贴很高。
　　 我近几年，因为喜欢上写一些东西，也附带喜欢上看一些旧资料。为了弄清楚乡里明代出过的一位尚书黄锦，我还特地跑到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的特藏部去查明清的诗文印本。
　　 一日，我为了写一部关于越战的戏剧，看了一些共和国战争的资料。一下反应过来，打电话给一个同学：“红鼻参加过什么战争？”
　　 “朝鲜战斗。”
　　 “他受过伤？”
　　 “炮弹穿过他的腿了。”
　　 “长冿湖？上甘岭？”
　　 “不清楚，从没听人说过。”
　　 “可能也没人问过。”
　　 “主要他是投诚过来的。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能平安。政府一直有补助，算很好了。”
　　 “哦，是。”
　　 “朋友圈里都在传看了长冿湖的感受。大埕也可以免费在网上看。”
　　 “只是世上再无红鼻这个人了？！”
　　 “他要在，应该九十多岁了。”
　　 “他鼻子冻伤过？”
　　 “鼻子算什么？！很多南方连雪都没见过的年轻战士晚上守在阵地里，夜里睡着了就再没有醒来。”
　　 “那他可能打过日本。”
　　 “应该是。”
　　 哦，到底是还不是？！我一时走向阳台，极目向大埕的方向望。
　　 客厅里，电视上，余秋雨说他很少出门写了《中华文脉》、易中天正在用抖音推销《易中天中华史》。
　　 我走过去，一把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