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个老肺病患者，她一生与药为伍。
　　 大饥饿的六〇年，我母亲十三岁。那年春天，家中实在没有什么吃的东西了，外公只好与母亲背着家里积存的碗盆去邻村换点粮食。走村串巷，挨门挨户询问，走累了，母亲便坐在一棵大树底下歇脚。也许是热身子受了凉风的侵袭，回来后，母亲就病倒了，头疼，发烧，咳个不停。家里眼看着连锅都揭不开了，哪有钱给母亲治病啊。外婆就用炒焦的小米熬水给母亲喝。那时候，穷人生病没钱看，都用这个土方子治病。病了很久，母亲终于好起来了，却从此落下了支气管炎的病根。
　　 这个病每年都会犯几次，尤其是春冬季节交替时病情更厉害。病犯时，母亲不停地咳，不停地喘，呼吸很费劲。嗓子里就像塞了一根粗毛绳在上下扯拉，好不容易拉下去，又扯上来，拉下去，又扯上来。连旁边听的人都觉得难受，忍不住大口吸气，似乎这样做，能缓解一下她的痛苦。
　　 就这样，在病情的反反复复中，母亲过了一年又一年。病犯了，就打针吃药；好点了，母亲就和好人一样该干啥干啥，一点也不惜力气。父亲常年不在家，里里外外的活全靠母亲一力承担。出门，母亲是男人，干着和男人一样的重体力活；进门，母亲是女人，烧火、做饭、喂鸡、喂猪、照顾婆婆、带孩子……哪一样也都离不了母亲。
　　 四十六岁那年春天，母亲得了一场重感冒，连续几天发高烧，慢性支气管炎转成了肺结核。这下，全家似乎都乱套了。父亲不停地唉声叹气，后悔以前没给母亲好好治疗。
　　 肺结核是一种很难缠的病，都说会传染。于是，母亲就有了专属的碗和筷子。每顿吃完饭后，母亲认真清洗自己的碗筷之后，就把它们单独扣在灶台的一角。那被特殊对待的碗筷看上去很委屈，它们是我家的一个禁忌。母亲再三嘱咐我们不准碰它们，如果我们不小心动了它们，母亲会很生气。那副碗筷，重重地扣在了全家人的心上。
　　 因为患病的缘故，母亲的嘴唇常年是乌紫的，医生说那是缺氧的症状。患上肺结核之后，母亲的日常就离不开药了，就把药当饭吃了。一副中药，三遍四遍地熬，直到一点苦味都没有了才倒掉药渣。一粒粒西药片，母亲把它们当宝贝，精心保管着，细心按时按量服用。她信任每一种药，觉得药是好东西，她常说“药王爷不亏人哩”。熬得是药，喝下去的是希望。也许正是这些药，安慰了母亲脆弱的心，使她对自己的未来有了信心。
　　 也因为患病的缘故，除亲人和四邻外，母亲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医生了。就像信任药一样，她也信任每一位大夫，很听大夫的话，从不埋怨大夫，怀疑大夫。偶尔遇到我们说某些大夫的坏话，母亲也总是替大夫们辩解，她应该是最配合医生的患者了。村卫生所的张大夫，是我们本家的一位远方长辈，几十年来，母亲的病一直是他治疗的。他不知道给母亲开过配过抓过多少副中药，打过多少针，输过多少瓶液体了。母亲记不清了，他也记不清了。直到这个大夫爷爷自己生病去世了，也没有彻底医好母亲的病。
　　 市一院中西医科的朱大夫，是张大夫去世后，别人推荐给母亲的。这位大夫是名医，患者很多，候症室里挤满了人，看病很费时。母亲总是早早去挂号、排队、耐心等着，提回来大包小包的药，慢慢煎着吃。
　　 六十岁以后，母亲的身体更差了。住院就很平常了。好在这时候农村也实行了医保，可以按比例报好些医药费，这无疑大大减轻了我家的经济负担，母亲也可以稍稍安心地去住院治疗。母亲胆小，住院后需要我们时时陪护。偶尔，我们有事需要出去一下，母亲就眼巴巴地盼着我们回来。那情景，就像我们年幼时眼巴巴地盼她回来一样，生怕她一出去后就把我们丢下不管了。
　　 母亲生的是肺病，大家都说这病会传染，也会遗传。母亲很怕，怕我们儿女遗传或是传染了她的病。记得我们小时候，每逢感冒咳嗽，母亲总是很惊慌，日夜不眠不休地守着我们。直到我们全好了，再也不咳了，母亲才会放心。平常的日子里，只要我们几个咳几声，母亲总是逼着我们去吃药。她是怕啊，怕我们也和她一样留下病根。好在我们几个子女都健健康康地长大了，母亲一直担心的事，并不曾发生。
　　 她的那副另摆的碗筷，后来我们也常常装作无意地收进了其他碗筷中。起初，母亲会责怪我们，自己再把它们挑出来。渐渐地，母亲也似乎忘了把它们挑出来。那碗筷，也终于结束了独居的生活，重归大部队的行列了。
　　 母亲是最忌口的，医生不让她吃的东西，她绝不会碰。她没有尝过一口美酒的滋味，她没有吃过一顿热辣辣的火锅。酸甜苦辣的人生滋味，她尝得最多的大约就是苦味了。
　　 病了一辈子的母亲，健康就是她最大的梦想，健康就是她最深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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