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一个病退老兵，至今，我的工资还是从军费里支出的。我虽然离开了部队，但我对军装还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结。
　　 穿了20多年的军装，对军装我有着常人难以体会得到的情感。但对军装的穿着，我有着一种近乎执拗的习惯。在部队时，我从不穿便衣，连套像样的便衣也没有，我认为军装是世界上最合我心意的服装；但自从离开岗位的那天起，我几乎就没有穿过军装。我总觉得一个军人若是没有了军人的那份神圣担当，也就失去了穿军装的资格，即使勉强穿着军服，再也没有了那种源于心底的自豪和从容。
　　 那年，我得了一场大病，若非抢救及时，我可能早就离开人世了。在医院住了半年，出院时，医生叮嘱我最少要休养3到5年，一旦复发，可能危及生命。回到部队，办理完相关的手续，我回了趟老家。
　　 住院期间，母亲和姐姐到医院看过我。穿着病号服的我，显得特别憔悴，和穿军装时的我简直是判若两人。当听医生说，若恢复不好，我很可能要终身服药，生活都难以自理。医生的话对母亲和姐姐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她们只是一个劲地掉泪，对我说不出几句宽慰的话。由于严重的药物反应，我暂时性失去了语言表达能力，只是怔怔地看着母亲、姐姐，那时，我的世界里一片迷茫。
　　 母亲和姐姐失魂落魄地离开医院，当时的我神志不是很清，体会不到她们的痛苦和绝望。姐弟几个，我排行老小。高中毕业，我当了兵、上了军校、提了干，由于工作勤勉，业绩突出，还多次立功受奖。我驻守边防的先进事迹上过报纸，我和官兵训练的场景还上过央视一套。我36岁时，已是一名基层中校军官了，在同龄军人中，我的进步还算比较快的。在家人眼里，我是这个家最有出息的。尤其对母亲来说，我是这个家的骄傲，更是她精神世界里的顶梁柱。
　　 二
　　 母亲是浙江乡下一位蛮有名的裁缝。母亲年轻时，为了躲避战乱，离开了沟西。一路颠沛流离，最后落户浙江。在战乱的年代里，母亲东奔西走，身无分文，又举目无亲，她历尽了人间的辛酸，尝遍了世上的疾苦。解放后，母亲原以为苦尽甘来，可以舒心乐意地过上好日子了，却由于外公的缘故，母亲被评了地主的成分。解放前，外公家里有几百亩良田，街上还有几爿商铺，外公和旧政府一些官员还有较密切的往来，在当地，他是个有钱有势的乡绅。外公虽然早就离世了，但他留给后人的苦难却延续很长时间，这种苦难还殃及到老实憨厚的父亲。父亲是一位小学老师，受进步思想影响，他加入了地下党，入党不久，父亲便和母亲结婚了。后来，他的党员身份被外公发现了，外公告诫父亲：“你已娶妻生子，好好教书，把自己的小家经营好就行了，别参加这个党、那个党了。”父亲入党时间不长，对我党的先进性认识不足，还没有确立起一个党员应有的共产主义信仰。在外公一再劝诫下，他便不参加党内活动，半年后，他所在的支部便把他当作自动退党处理。父亲从此便认认真真做教书，一门心思经营自己的小家，对政治再无半点兴趣。文革期间，父亲退党的事被挖掘出来，尽管父亲只是退党，没有任何罪行，但还是被革委会打成了反革命。当时，父母已在浙江定居，虽居有定所，在生产队也有事可做，但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个家庭顶着两座泰山般的黑帽子，不难想象，他们的日子过得有多艰难。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母亲每晚忙完活计，就坐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书。有时，我起夜，母亲依旧捧着书本，坐在寂寥的夜里。
　　 成分不好，又是下放户，一家人在村里就像一朵没有根基的浮萍，连大声说话的底气都没有，更不用说为维护自家正当利益与人据理力争了。母亲常对我说：“吃亏就当为你外公赎罪，为自己积德，屋后一尺地，田里半簸箕谷，村里能有多大事，凡事忍忍就过去了，千万别忘了我家们是贫下中农的改造对象。”夜半读书，是母亲一天当中，最难得的休闲，她是黑夜里的“公主”，黑夜是那个年代母亲最好的“避难所”，书本成了那个时代母亲最好的陪伴。
　　 1978年，我党取消了成份，压在我一家人心头的两座大山终于轰然倒塌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我那多灾多难的家庭，我家拥有了和村里贫下中农一样的政治权利，能和贫下中农平起平坐，让父母好似在阴雨连绵的黄梅雨季见到了灿烂的阳光。在村里，父母终于不要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遇到喜事可以毫无顾忌地开怀大笑；遇到伤心事也可以痛痛快快地哭，唯唯诺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由于成分原因，我的几个哥哥、姐姐都没能上高中，我上高中的时候，母亲深情地对我说：“你福气好，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你的福气是党给的，党的恩情一定不能忘。”
　　 我能成为部队一名干部，这在以前，是母亲想都不敢想的事。和村民聊天的时候，母亲会有意无意地把话题转到我身上。母亲觉得我给这个苦难深重的家庭带来了荣耀。能给父母带来荣耀，在父母眼里，这是做儿子最大的孝顺，我再也没有必要为这个家做贡献、尽义务了。为了不分散我的工作精力，和我睡一张床的奶奶去世；父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母亲青光眼复发，近乎失明，家人都没有跟我透露一个字。家里的不幸和苦难，家人都默默地扛着，目的是为了我能安心部队建功立业。在父母心中，我在部队干好了，不仅仅是为部队做贡献，更是光耀了自家的门楣。
　　 改革开放前，我一家过得实在是太压抑了，我在部队取得每一点成绩，对他们来说都是莫大的精神安慰。正当我事业蒸蒸日上，家人为我有些沾沾自喜之时，他们做梦都没想到，我竟然得了大病，若是恢复不好，有可能连生活都不能自理。
　　 一场大病毁了我的大好前程，这对全家来讲说是件很残酷的事，可母亲是一个极要强的女人，她认为苦难和不幸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承受就得承受，该隐藏的就隐藏，苦难和不幸是不能放在阳光下晒的。在村民们面前，母亲没有露出半点的落寞和悲伤，只是和村民闲聊时，不再主动把话题扯到我身上。若有人谈起我，她会轻描淡写地敷衍几句，便把话题从我身上岔开了。一回到家里，家人再也见不到她那温暖而慈祥的笑容，孤坐时，还常常长吁短叹。母亲一方面为我的健康提心吊胆，生怕我医治效果不好，落下终身残疾；同时，也为我没了大好前程感到惋惜。当然，在健康和前程面前，若是母亲有选择权话，我笃定地认为，母亲会毫不犹豫选择前者。
　　 三
　　 部队事情处理完，我原本直接回苏北看妻子的。我住院期间，妻子每隔一星期就到医院来看我一趟。妻子单位到医院有一千多里，她舍不得吃舍不得用，花在她自己身上的钱，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用，可只要对我健康有利方面的钱，花再多，她眉头都不会皱一下。住院半年，家里欠下了不少债，她也瘦得跟人干一样，一米七的个子，体重才一百来斤。可一想到母亲年事已高，我犹豫了。住院期间，我的颓废样给母亲造成了巨大伤害，再说，医院离母亲处近，为了宽慰母亲，我选择了先回老家看母亲。
　　 回到家里，母亲见我长得白白胖胖，言谈举止也没明显失当之处，误以为我病全好了，过段时间，又可以上班了。殊不知，我每天背着母亲大把大把地吃药。以前，我偶得小病，买药是论盒买的，吃药也是论粒吃的。而出院后，我卖的西药是论包装的，一吃就是一大把。向来细心的母亲，却没发现这次我回家竟然连一口酒都没有喝，我喝酒在村是出了名的。小哥结婚时，正巧军校放寒假，我记得小嫂的弟弟对哥哥出的彩礼有些不满，觉得就这样把他姐姐嫁了有失体面。喜宴时，他借题发挥要跟小哥喝酒。明白人一眼就看得出，这哪是小舅子敬姐夫酒，分明是借酒找茬。这在当时的农村老家是常见的，也是被人理解的一种习俗，人家把姑娘养大了，结婚有些关目做的不让女方家满意，灌你几杯酒，还不是天经地义的。
　　 我年轻气盛，不忍心看到哥的窘况，原本穿着军装斯斯文文出席的我，一下子血性涌上心头。我脱下军装，放到内室，撸起袖子，从厨师那里捧来一摞青花蓝边瓷碗，这碗能装七八两酒。血气方刚的我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到嫂子的弟弟面前，佯装爽朗地笑道：“常言说‘亲莫过于子舅’，从今天起，你和我哥就是一家人了，我也沾点喜气和你也能续上亲戚了，先喝亲戚酒，你们以后关起门来再叙子舅情。”众人起哄，说我说的在理。我和嫂子的弟弟打小就认识，交情也还不错，我突然横插一杠，让他一时方寸大乱，竟忘了自己是来挑事的，稀里糊涂地答应了跟我斗酒。斗酒、划拳是乡下喜宴最为热闹的场景。众人放下筷子，看我俩斗酒了。此时，在我心中，这哪是喜宴，分明是我和他你死我活的江湖。我虽然满脸笑容，但心里却是翻江倒海，我强装镇静，学着电视里江湖拚酒的样子，一排摆着六个青花蓝边瓷碗，拎过一坛酒，把酒筛得满满的，端起一碗酒，豪气冲天地说声：“先干为敬！”一仰脖，一碗酒底朝天，对手学着我的样子，也是一口干。他的酒碗在桌上没放稳，我又来碗滴酒不剩。他犹豫片刻，艰难地把一碗酒喝下。两碗酒下肚，又没吃一口菜，我也感觉有些酒意，但为了教训这个不明事理的新亲戚。我再次端起第三碗酒，此时，整个喜宴场面鸦雀无声，人们屏声静气地等待这乡间从未遇过场面。我使劲吐声“霍！”端起酒碗“咕嘟咕嘟”如壮牛饮水般将酒喝得半滴不剩，放下酒碗，抹抹嘴唇，我像是一个得胜归来的将军。再寻那厮时，他已滑入桌底，酣然入睡了。
　　 喜宴上的斗酒，让我名声大噪。第二天，马镇茶馆里议论纷纷，说马家小儿子酒量了得。后来越传越玄乎，说人家能喝多少水，我便能喝多少酒。
　　 四
　　 在姐弟几个中，数我酒量大，这一点母亲是清楚的。见我恢复良好，一激动，她竟把我这次回家滴酒不沾的反常现象给忽略了。还以为用不了多长时，我又能穿着威武的军装重返部队了。一天，母子俩坐在门前的竹椅上，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听说你是个中校了？”
　　 “是的，这是部队领导念我工作时勤恳，对我的照顾。”
　　 “中校是什么？”
　　 “两杠两星，是基层部队很普通的干部。”
　　 “我还从来没见过你穿中校军装的模样……”
　　 我知道，我康复时间将是漫长的，重回部队上班已绝无可能了，但我不忍当着母亲面说把事说清了。只要我不如实告诉母亲，母亲对我总是充满希望的，生活在满满希望的日子里，年老多病的母亲该是幸福的。母亲虽然没有明说，但她特别希望我能穿着军装，在村里走走，让村人见见我“威武”的样子。我想自己再也不能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不能为部队做半点贡献，还成为部队的累赘，想着这些我心里沉甸甸的。我实在不想穿着军装在村里显摆，但看着母亲满头的白发，不想穿军装的话，到了嘴边又咽回肚子。我生病的日子里，母亲着实衰老了不少。想想自己在部队这些年，除了给家里寄几块钱，没在母亲跟前尽过一点孝心，母亲这点愿望，我实在没有勇气让它破灭。那天，我穿了半天军装，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穿军装，穿着军装如芒在背的感觉永远地刻在我的心坎。时间不长，母亲去世了，她走得很安详。
　　 经过六年多的药物治疗，我终于康复了。依据相关政策，部队把我移交到军干所，从此，部队也不再给我发军装了。
　　 我把部队最后发给我的那套呢料军官冬常服洗得干干净净，熨得服服帖帖，挂在单独的一个衣柜里。闲来，我趁家人外出，常会偷偷打开衣柜，仔仔细细地端详着那套佩戴军衔和挂着军功章的军装。看久了，眼睛模糊了，恍惚间，我好似觉得我那激情的青春岁月和火热的军营生活就在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