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零后出生的本地人都会对来自兴化的货郎担有着极其深刻的印象，那个时代的货郎担成为本地集镇一道不可缺少的街景。他们挑着萝框走街串巷，或摇着铃铛，或敲着锣钗，或摇着拨浪鼓、或吹着简易竹笛、用单调的曲调提醒四周居民：货郎来了。货郎就是那个时期流动的小商店，他们有的挑着针头线脑，有的挑着供孩子能吃能玩的用糖浆吹起来的各种小人和小动物，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每停一处总会招来无数的孩子盯着货郎带着魔法的一双灵巧的手，希望自己的家长也能为自己挑上一个喜爱的小糖人。本地人称他们为“挑糖担子的”。
　　 在我的印象中，这些货郎就是当时大中集镇这幅“清明上河图”中最抢眼的主角，他们离开自己的故乡，来到隔河相望的大丰县城，用自己的肩膀挑起一家人的生活担子，挑起生活的希望，风餐露宿，沐雨栉风，以小船、桥洞为家，长年以此为生计奔波，时间久了人们会根据他们各自的声音来判断他们挑的是哪一类货担。这些人每天清晨挑出一轮阳光，沿着他们自己所摸索出来的路线一路吆喝着，傍晚他们再挑一路晚霞、拖一身疲惫归隐。那是我童年记忆中一幅深刻的水墨画，厚重、温馨，那些挑着担子的货郎给我们童年生活平添了许多期盼，那与本地方言如出一辙的腔调，时常会让我们将他们当成了是自己的父老乡亲，成为大中集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成员。
　　 印象最深的是作糖担子，孩子们一看到作糖担子不管口袋里有没有钱都要追着担子走，直追到担子停下来，这时便会断断续续地围上更多的人，大一点的孩子调皮地围着担子戏闹，小一点的孩子拖着两条长长的鼻涕、露出满脸的渴望看着别人拿钱买糖，时不时地用自己的长袖擦一下即将要掉下来的两条长龙。作糖就是现在的棉花糖，是一大块圆形的糖饼，挑担子的人根据孩子们所给的钱来尽钱付货，用一块铁皮估摸着尺寸，再用另一件硬的物件敲击一下，糖就整整齐齐地与糖饼分离开来，因这样的手法而得名“敲作糖”，“敲作糖”是孩子们最盼望的，只要口袋里有一两分的硬币就能为自己解一解馋了，实在没钱也有办法，破鞋子、废铜烂铁、塑料纸、碎布头、牙膏壳、破锅子，都会被货郎回收。当货郎将糖敲好，孩子们便会起哄地吵着：再捞一点，再捞一点，就这样一次次地要求，直到自己满意地拿走所买的作糖，然后将最后捞到的那部分糖分给身边的小伙伴们。有经验的货郎们早就考虑好对付这些难缠的小孩子们了，因这样的动作也就将那些不知满足、一再要求别人的行为称之为“敲作糖”，这个名词成了当地一句特有的名词，它带着较重的历史性和地域性文化，在今后的数年之后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有趣的典故被我们的后人所沿用。
　　 学校是货郎们最喜爱去的地方，那时候的学校管理是开放式的，货郎的担子可以一直挑到教室门口，每到课间货郎担的四周都会围上很多小朋友，他们掏出口袋中那少得可怜的几枚分币，换来自己在同学面前的那一点点自尊，然后跟要好的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用最简单的生活方式快乐着童年的时光。
　　 七十年代后期我到乡下上初三，农村的同学非常的厚道、好客，时不时地会有同学把我带到他们家里去做客，去得最多的是同班的一位要好的王姓同学，他家父母也非常地喜爱我，开玩笑地认我做干儿子，我也就真的叫他们“干爸爸、干妈妈”了。有一天干爸爸带着一位身材矮小的老头回来，这老头约莫60来岁，花白的山头胡子有十来公分长，头上稀松的长发打成一个结，身上的装束和整个造型猛一看活像一个从武当山上下来的道士。他推着一辆大的木板车，车上装一付糖担、一捆行李，估计这应该就是他所有的家私了。
　　 干爸爸把他带家来，告诉家人说他是一个四海为家的流浪汉，想在这里找个安身之处。好心的干爸爸接纳了他，还如同招待自己家的亲戚一样请他跟我们一起吃饭。饭桌上从他们聊天的内容中知道这位老人家来自兴化，以前做过教师，后来在政治运动中丢了工作便以挑货郎担子为生，年纪大了就推着一辆板车捡荒，身上还揣着他们乡镇出具的介绍信，从这张介绍信上我们得知他姓韦名曲。我不禁暗暗思忖着：叫什么不好，非要取个名叫“委屈”。
　　 那一段时间他一直住在干爸爸家，他很健谈，不愧为教师出生，时间久了我们都习惯喊他“韦伯”，晚上我们也会跟他聊会天，听他讲些自己的经历。从他的谈话中我才发现此人并不普通，他有很高的学历，甚至能说出俄语、英语和日语几种外国语言，做过好多年教师，早年曾在国外留学，只因家庭出生问题在六十年代被打倒，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是时人眼中典型的“臭老九”，经常被批斗，家人都因他出生不好跟他划清了界线，使他成了孤家寡人，他干脆就随着挑货郎的大军来到大丰讨生活，一个人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愁”的悠闲生活，年岁虽大，精神却很好，生活上能自给自足，凭自己的能力自食其力。他毕竟做过老师，一肚子的学问，从那以后我们便每天晚上都等着他的到来，帮他准备好晚饭，然后去掏他肚子里的知识，为了能从他那得到更多的知识，我甚至还帮他倒脚水，像对待家里的长辈一样侍候他。
　　 在空闲的时候我和干弟弟把韦伯曾经引以为生的货郎担轮流挑着玩，模仿着兴化人挑担子的样子也算是体验了一把兴化货郎的角色，甚至还让两个小弟弟坐进萝框，一头一个，一个挑着一边唱着自编的顺口溜：“卖货郎、卖货郎，赚到钱后找婆娘，吃饱饭，睡暖炕，找个白白胖胖的肥婆娘，快快乐乐赛天堂”。韦伯拿个凳坐在门口看我们闹得起劲，也趁着兴致在一边吹起了笛子，我怎么也没想到他那土得掉渣的流浪汉竟然能吹出如此美妙的音乐来。一曲终了他嘿嘿一笑：“以前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那些外国学生都喜爱听我吹笛子，他们喜爱我们中国的乐器，笛子方便携带，到哪都带得走，便宜，到哪儿都能买得到。我以中国文化为骄傲，无论我今天的处境如何，狗不嫌家贫，中国人走到哪儿都是最棒的”。这时候的韦伯在我们眼中已不再是一个流浪汉，而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了。
　　 在与韦伯相处的日子里是快乐的，他教会我好多人生的道理，给我传道、授业、解惑，是我课外老师，周边的邻居怎么也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会对一个兴化的流浪汉如此尊敬，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是韦伯的表面。
　　 在我临近开学的某一天，韦伯失踪了，之后就一直没来过干爸爸家，他带走我无数的疑问，他的出现让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带给我的是豁达的人生态度、勤劳的生活方式、腹有读书的自信、宁折不弯的坚强、身处逆境的从容。
　　 直到十多年后我才得知韦伯已去世了，他因病倒在外，未及抢救离世，因无人知晓他的身份，也无法联系其家人，只能当成是流民被送去火葬了。这也正应了他当初跟我说过的那些道理：人如流星，你有能量才能将自身的光照亮更多的人，哪怕只有短短一瞬间。若无能量，便会悄然无声地作为这个世界的过客，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注定不会被别人留意。而韦伯在我心中却是一颗非常耀眼的星，他用自己深不可测的学识点亮我对知识的渴望。
　　 兴化是有名的水乡，许多如韦伯一样的兴化人或挑着担子，或撑一条小船，越过串场河，拖家带口来大丰做小意糊口，最多的还是那些挑担子做卖货郎的，成为当时大丰的一景，六、七十年代人数为最高峰，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大丰人以其包容和宽厚接纳这些操着与本地相同口音的外乡人，就像干爸爸接纳流浪汉韦伯那样，大丰人提供他们自由买卖的市场，他们则以自己的辛劳为大丰的经济繁荣起着积极作用。改革开放初期，大丰建起“康民市场”，半数以上的摊位就是这些起初以货郎担起家的兴化人，后来还有部分人进了盐城招市场，成为最早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他们的艰苦创业成为大丰人的榜样，他们与大丰人互通婚姻，使兴化和大丰的血脉融到了一处。
　　 兴化货郎担一头挑着家乡，一头挑着大丰，一根扁担将两地人紧紧联结在了一起。如今的大丰已经今非昔比，但那个从兴化挑着货郎担来大丰的韦伯却再也看不到他所希望看到的这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