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由师政治部党支部大会通过成为预备党员的。
　　 会上对我的缺点和不足，大家当然是不客气的一一指了出来。我从当年在笔记本上的记录看，有这么几条：存在盲目自满情绪；吃苦磨炼还不够；斗争性要加强；生活作风不够紧张；学生气重，有点小资味道。希望我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摆正政治和业务二者的关系。对这些宝贵的意见，我当然是虚心接受、谨记在心，想努力改正。
　　 那时候入党还有一年的预备期，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初，我及时向组织递交入党转正申请，但我没有能够如期转正。
　　 原因是我老家有人给部队寄来了一封诬告信，说我父亲是国民党、三青团，当过保长。栽桩这三项还嫌不够，后来竟杜撰我父亲参加过“反共救国军”，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有这样问题的人，那时候他们的子女当然很难入党提干。
　　 父亲因为多次遭到一伙人的揪斗、殴打，他想不通，内心很苦闷，状态很不好。前几年回老家谈起这些事，小弟还对我回忆说：“那时候一家人精神上很痛苦，我虽不喑世事，也时不时感到恐惧、担忧和害怕……”我怕父亲出事，就写信回去予以安慰，也给予了同情。不幸的是这两封信都被人私拆并寄给了我部队党委，这成了我觉悟不高，与有“历史问题”的父亲划不清界线的“物证”。为此宣传科领导找我谈话，批评了我对父亲的“问题”采取了“同情”和“袒护”的态度，要我从两条路线斗争的思想高度来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我一个小战士，哪里懂得什么“路线斗争”，也没有那个思想高度，我只是参照领导批评我的话，给自己头上扣了一堆大帽子，说：“我父亲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几个钱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这板车往哪里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
　　 所幸师党委领导本着对党对战士负责的精神，再次派人去我老家时，走访了许多社员群众家庭，经过认真的调查，了解到这是几个对我家有意见的人，嫉妒我年年有“五好战士”的大红喜报捎回家的人，借着造反派的名义搞出来的名堂，是栽桩在我父亲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后来我听说，机关派去的外调人员，在我村随机登门入户，有三十多个村民、贫下中农按下手印证明了我父亲政治的清白，与之前造反派盖的大印比，师党委领导更相信这份按满了贫下中农手印的外调材料。当年，就是这份材料为我的入党、提干扫清了路障。尽管这件事情我是很久以后才听说的，但那一刻，我心里依然十分感动。为了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兵，我敬爱的老首长林钧业政委能够这样做，除了他过人的工作能力和政治水平，还需要有多大的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啊！我听罢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心中充满了对老领导的敬意和感谢。遗憾的是其时我的这位老首长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永远也无法向他面谢，而只能在心中默默怀念他。
　　 一九六九年除夕（二月十七日）夜，我主动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认真检讨了自己对父亲被揪挨斗遭殴打的不当言论，批判了自己一通，力图从路线斗争的思想高度来提高思想认识，划清界限。
　　 三月三日支部大会通过了我和黄文祥同志的入党转正，我们终于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
　　 同志们对我提出了希望和要求,要我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正确对待“家庭问题”和自己的“工作成绩”。说“家庭问题”，实质上就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大是大非面前，要我头脑清醒，划清界限。尤其提醒我在工作上有点成绩的时候，一定要防止骄傲自满情绪，不要觉得自己有本事、了不起，看不起别人。这只是从防范的角度给我提出的，并不是我已经有了骄傲自满的表现。当然工作上有成绩，我内心是高兴的，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骄傲的本事，更不会瞧不起别人。我因为家里生活困难、自己读书也不多，年轻时候的我，其实是很自卑的，为人处世也格外的小心谨慎。
　　 一九六九年四月上旬，我随所在的福建省军区独立第二师机关移防，师部机关由福州市内的环城路小柳村，移防至永安县城关，与福建省永安水电学校为邻。在这里住下也就个把月，工作刚安顿下来，五月十九日我就接到了大弟发来的一封加急电报，上面写着：父落水身亡，速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