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老石就当上了县作协主席，大约当了几十年。这是个什么官，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一目了然的是，这个官没人争抢，可以一直当到死；再者，这官也没人争得了，本县几十年没有出现过一个比他更有亮光的作家。
　　 两者同样令人悲哀。
　　 那天白净打来电话，说老石去世了，你去不去参加吊唁。我说怎么回事，她说癌症扩散了，死在了乡下老家。如果你愿意跟我们一块去，半小时后老黑开车去接你。
　　 我和一黑一白坐在车里，一路为老石主席的一生唏嘘不止。小白娘家外地，为了爱情嫁到这里，夫君在县府做文官。她的肤色像她的名字一样白净，笔下文字像她故土的小河一般优雅。老黑曾在文联工作，后来做了乡官，按石主席的话说是唯一由文联飞出来的小麻雀（不是金凤凰）。石主席曾经兼任县文联的副主席，一早把文学青年小黑要到了文联，成就了后来的老黑。
　　 石主席的老家在山里，路上的时间足够追述许多破碎的往事。
　　 我第一次拿着自己的稿件去敲石主席家的房门时，春天似乎即将到来，虽然暖风还在远处犹豫徘徊，但一地的草根已在土层下跃跃欲试。对于慢热型的族群来说，最先苏醒的总是文学。
　　 老石（早在那个时候他就像一位老者）看了一眼我和我手里的一沓稿纸，眼睑低垂，面无表情，好像调动一次脸上的肌肉是一件很浪费的事情。但面对我这个初学者如饥似渴的样子他不能不说话，于是挪移了一下嘴唇说，先放那里吧，过一段再来。
　　 老石的模样特殊，能让人过目不忘。大框架的体型，微微前探的肩头，一张长条木块似的大脸上，眼睛细窄，皱纹深刻，给人木刻画的感觉。后来见面多了，才发现他其实会笑，而且从不专门笑，总是说话途中爆出笑容，笑得很突然，很开裂，面相全改。可能是因为脸上皱褶太多，一笑就有东西从脸上掉落，而且因为拥挤，一笑眼睛没了，多了两条颤动的纹路。
　　 很想知道老石的写作状态，但他总是避讳这类话题，从不谈及他正在写什么，有什么新的打算和构思。倘若有人突然造访，他会连忙将桌子上的纸笔用任何别的东西盖住，仿佛写作是一件见不得人的癖好，譬如另一种卖笑，会被人指指点点。他显然不愿意别人把他看成一位作家，整天坐在家里从事劳什子文学创作。也是，他几十年间穿着一身疑似从不替换的旧衣，言谈举止没有一点文化气息和文人派头，每次见到的他都像一位刚从田里回来的农民，让人很难把他这个人与伏案写文的作家形象统一起来。
　　 小白说，自打我认识老石，就从没见他鼓励过一个文学爱好者，好像他当作协主席的职责就是泼冷水，给发烧友降温，防止任何人跟随他的脚步误入歧途。
　　 老黑说，其实老石不是没心，而是没钱。他也偶尔组织一次创作采风活动，让大家吃一次赞助人提供的大锅菜，受一次传统教育或者做一番经济宣传。要不然，社会上谁还知道县里有作协这么个组织，谁还记得文化圈子里还有老石这个人。
　　 我说，在我以往的概念里，主席是神一般的存在，世上的主席只有一个。老石的这个主席头衔，更像一种调侃和讽刺。你叫他主席，他也从来不愿答应。咱们所有人的印象中，老石由里及外、彻头彻尾一直都是一位农人，一位老者，一位老农人，一位穷农人。
　　 我还讲了一件事。大约新世纪之前，我在大院里担任秘书。老石专门找过一次我，想托我给头头禀报，能不能在大院里给作协腾一间办公房。他说，不给作协，给文联总可以吧。文联算官方机构，有一间屋就行。头头很重视，当即与宣传部长沟通。部长却说，文联主席一职一直由副部长兼任，在他办公室门头上再加挂一个文联牌子就行。再说了，咱们的房子少部门多，眼下无法再给文联挤出一间专用的办公室。头头对部长说，这件事需要落实，你和常委主任抓紧协调，有了结果报我。不久后头头突然调任外地，老石依然居家办公。
　　 老黑对老石的老家很熟，车子径直开到了一座农家院子的胡同口。奇怪的是，这里没有想象中的某种场景和氛围，胡同里并没有一溜的花圈和拥挤的人群，似乎停尸在此的不是曾经的公家人，更不是什么官。
　　 门楼比一般人家低，院子比普通农家小，老石躺在北屋的地面，身上穿着传统的寿衣，身边燃着一支蜡烛，烧纸盆里盛着一堆纸灰。我们向老石的遗体三鞠躬，然后来到东屋上礼。大家看到狭小的屋子里没有一件像样的摆设，墙上粘贴着发黄的报纸和几页残破的挂历，走近察看日期，发现那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遗存。一瞬间，似有参观古墓的感觉。
　　 出了老石家的胡同，忍不住回头再望。与远近的旧房新居相比，老石家的房子不知为何明显低了许多，就连院子里的那棵树都比别家的矮了半截。老石从这个小院出发，又回到这个小院躺下，走完了他的一生。
　　 小白泪眼婆娑，边走边在我耳边说，我发誓，我这辈子绝不要活成老石这个样子。
　　 回程的路上我们久久不语。小白终于说，我们说点什么吧。
　　 老石一辈子估计没多少熟人，更没有什么粉丝。他七十年代的一部长篇写修渠，新世纪的长篇写抗日，他把一生的心血融进了这两部著作，到头来他死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向他遗体告别的还是一小撮念旧而重情的文友。即使在县内县外的文学小众中，走近他的人也十分有限。他看上的人不多，看重他的人更少。
　　 老石很不喜欢“月娥”，每次见了“月娥”都斜眯着眼睛，一顿的冷嘲热讽。“月娥”是个大块头男人，皮肤黝黑，胡茬满脸，使用这个女性化的笔名据说容易发表作品。他太爱谈论名家大腕，譬如某某作家曾与他合影，某某作协邀请他参加了某某活动。老石对此特别反感，说你既然跟这些大作家关系这么好，怎么不见你的作品也跟着长进啊。
　　 老石也不喜欢“陶金”，说他是一位以文作妓，在文海里淘金的投机者。“陶金”属于嘴快腿快脑子快那种类型，习惯边说话边抽烟边拨手机号码，伸手可见被烟熏黄的指头，开口可见一枚金牙闪烁。他特别擅长为暴发户写报告文学，作传记，一天到晚在各类老板圈子里晃悠，陪吃陪喝，鞍前马后。尽管从他手里出来的文字遍地垃圾，但有钱人未必有文化，他们不熟悉老石这个主席，却唯独对“陶金”这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很认可。“陶金”越是混得风生水起，越有钱，越显摆，老石对他越是嗤之以鼻。
　　 还有一个人让老石心情复杂，她就是“红蕊”。笔名里藏了三颗心，其实她的心思只有一个，那就是当官。本来她是老石最喜欢的女文青，一双大眼睛情深意浓，望着老石满满的崇拜。她起先在一个大厂负责办厂报，每期小报出来她都要送一份给老石，恭恭敬敬地当面请教。尤其是对她写的小散文（在老石看来还属于学生作文），她都要哼唧着让老石评点出个一二三。老石是一个正经人，并不像许多男作家那样对女作者分外地热心，但“红蕊”不是个凡女子，每次造访都会给老石端茶倒水，抹桌子扫地。忽然有一天“红蕊”的文章得了某大奖，又忽然有一天她调入了大机关做文员，再后来传言她是某大领导离不开的红人，她的才女形象和官职也就相随着不断提升，当然也就再没有时间拜望过老石一次。老石知道，万般皆下品惟有仕途高。女人一旦迷上了做官，就不再像个文人，甚至不再像个女人，那种着魔与癫狂状态比男人更厉害。
　　 回到县城，小白临下车对我说，你在政界你清楚，全县的领导干部上千名，哪个不比老石混得好？全县人口超过一百万，有业绩的作家也就仅仅老石这一个。他活着，没分量；他死了，没声响。
　　 老黑叹了一口长气说，老石写字写了一辈子，临死前只在一张大纸上留下五个大字，“人生全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