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献给了蓝天，江河献给了大地，风雨献给了四季，我拿什么奉献给您呢？我亲爱的老师。
　　 ——题记
　　
　　 一
　　 我的心灵深处有一盏灯，白天像太阳，晚上像星辰，任凭岁月流长，世道沧桑，风吹雨打，他都宛如一团摇曳的火，不灭亦不休，始终温暖地亮着。
　　 这盏灯是一个人。他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黄坦稽垟人。稽垟是个座落在高山台地上的世外桃源，水似青罗带，山若碧玉簪，平畴锦织，陌上花开，纯朴的人家一年四季掩映在红香绿浪之中。村口有棵千岁的老樟树，树根头有个树洞，人们可以摆着八仙桌在里面打扑克搓麻将，如果谁乐意，也可以在里面唱木偶戏。老樟老掉牙了，却长得枝繁叶茂，像一把巨伞将匝地的绿荫向村外斜撑着。因而，人们都说，稽垟的大樟树荫外番。樟树通身墨绿，青翠欲滴，樟树下的人却清一色姓朱，良心的颜色。我老师也自然姓朱，单名一个礼字。他，乳名碎儿丁，本名朱昌尧，是他老太取的，后来他自个把那名改了。据说，村里有五个与他年纪相仿的志存高远的读书郞，皆是昌字辈的，深受儒学熏陶，推崇五常至极，一日突然心血来潮便集体改名，朱老师抓到了头筹，取了个礼字。另外义、仁、智、信四个人，我只认识其中的一个，叫朱义，他和我曾经在一所村校教过书，现在生活在大上海，其他的不详。
　　 我读高中的时候，上学的名额是由上面统一分配的。当时舟浦村分到四个名额，而应届初中毕业生则有十几个。粥少僧多，让谁上？村里难决断，遂以抓阉了事。我的手气不好，四张象征着高中梦圆的老K一张也不对我说0K，无奈之下，家人求爷爷告奶奶的，经过一番周折，我只好到外区的峃口中学先读半年，到了高一的下个学期才转回老家的黄坦中学。这是发生在一九七六年的事。从一九七七年的春天开始，朱老师的形象就像横空出世的莾昆仑般一直耸立在我的心里了。
　　 是年朱老师年且四十，刚从杭州大学中文系进修回校，风华正茂，一身书生意气，是任天佑校长手中的一张王牌。他中等身材，精致的五官在国字脸上设置得找不出一丝毛病，眉宇之间英气勃勃，目光深邃且炯炯有神，略显清瘦，白衫黑裤，裤缝烫得笔挺，皮鞋擦得锃亮锃亮的，用现在的话说，范味十足。第一节课，他上伟大领袖的《念奴娇·昆仑》。一节课下来，他就成为全班同学心目中“横空出世，阅尽人间春色，激起玉龙三百万”的巍巍昆仑山了。为何？他上课有三绝：一是粉笔字写得太漂亮了，漂亮得让人感到不可思议，黑板上的板书，像字帖。二是普通话讲得太地道了，不仅字正腔圆，充满磁性，而且顿挫扬抑，声情并茂，听他朗诵，是耳蜗的莫大享受。三是他的知识面太广了，讲解深入浅出，幽默风趣，善于启发诱导，整个课堂，时而燕雀无声，时而欢声笑语，他像一个高明的挖井人，在传授给我们知识的同时，把大家潜在的源泉全给激发出来了。人生能遇到此等良师，有幸了！
　　 后来，我就成为了他的得意门生。这决不是我自吹自擂，而是朱老师自己说的。我的成绩一般般，还严重偏科，但把他的一手好字却模仿得真假难辨。几年以后，我到县府办上班，县府办主任梁小友与朱老师是惺惺相惜的挚友，他看到一份由我起草的材料，摘下眼镜连看了好几遍，叹道，朱礼老师对你真好啊，到现在还亲自帮你写材料。我听了，不作任何解释，自个在心里偷着乐。
　　
　　 二
　　 老师，颇像渡口的摆渡者，往往只能渡你一时，不可能陪伴你一世。然而，我与朱老师，却是个例外。
　　 一九八六年，我从部队复员回乡。我是农村的，当时的安置政策很简单，居民户口的，一律安排工作，农村来的，全部回家穿上爸爸的草鞋扛起爷爷用过的锄头种田去，当然也可以去学手艺做生意。我的脑子不活，心不灵又手不巧，做生意肯定与老板无缘，做手艺也难成能工巧匠，去种田又心有不甘，那段时间，我待在家里郁闷极了。父亲见我天天坐在门前的矮墙上呆呆地望着太阳升起来又落下去，担心我抑郁了，便给我支了一招。他叼着烟筒端，喷出一股呛人的烟，说，要不，你就跟我种田算了，再不，你就去拜赵九仙为师，做个道士先生吧。我听了，只想哭。那赵九仙是个“打䍿师公”，打得了七塔，吊得了九台，铃刀可令天日暗，龙角亦使鬼见愁，筋斗翻得像鹞子，道行和轻功甚是了得，就凭我的天资，再怎么修炼，也达不到三花聚顶五气朝元的境界啊！我的前路一片迷茫。
　　 就在我的人生陷入山重水复之际，朱老师像暗夜里的北斗一样来到了我的面前。彼时，他已经改行了。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他调到文成中学工作。所谓志载盛世，盛世修志。作为当地的一个名儒，他在文成中学没待几年，就被县里委以重任，主持编纂首部《文成县地名志》和《文成县志》。他托人给我传来口信，说县志办还需编辑人员，问我去不去？这无疑是寒冬腊月刮春风，长夜漫漫送光明啊，未等我开言，母亲就不容置疑地说，去！朱老师叫你去，还须商量吗？去！
　　 次日上午，我一身戎装，忐忐忑忑地到县志办报到。县志办设在县府大楼的五楼，朱老师的办公室处在右端的边间，一人一室。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伏案工作。他看到我，一脸笑意，朝我直呵呵，沏好茶，他对我说，你别急，天无绝人之路，先在我这里待着，虽然是临时工，但总比闲在家里好，转正的事，我会努力的，咱们慢慢来。我说，当编辑挺难的，我不知自己能否胜任。他说，你的功底我是有数的，应该没有问题，你可以边学边干，这样，房子呐你自个到街上租一个房间来，吃饭呐就在我家里吃。我说这咋行？他说，你不是刚来嘛，先临时过渡一下吧，咱们还客气什么呢。朱老师这么说，我也就不客气了，在周村街租了一个斗室。自此，我宿在出租房，吃在朱老师家（白吃的），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半年。
　　 在县志办与朱老师一起共事的那段时光，是我终生难忘的记忆。整个县志办，在鼎盛时期共有十一个人，老的多，小的少，挑大梁的都是老的。我的办公室，是全办的主力，共有五个人。他们分别是吴信甫，他是朱老师的中学语文老师，我得叫他师公；张雨明，东阳人，好像是从文化部门过来的；鲁钦选，来自县委组织部，还有一个叫陈夫，一个先蒙冤后昭雪的老右派。这些人，皆是本县有名的老学究，个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让我高山仰止，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
　　 但凡年轻人到了县志办，都是打杂的，朱老师却唯独叫我当编辑，有人质疑，便想试我一试了。此人就是陈老师。他是个书法和古诗爱好者，在办公室不时地跟大家感叹，说现在的年轻人哪！没几个肚里是有货的，能背诵唐诗五十首和宋词三十首者，寥寥无几啊！
　　 我知道，此话是说给我听了，开始皆一笑了之，但他老是这样说，一天我终于熬不住了。我说要不让我试试。他说可以呀，我洗耳恭听。我说那我就开背了。他说别忙，咱俩不妨打个赌，你如果今天背出五十首唐诗，我请你喝酒，不然，你请大家喝酒。这下，整个县志办沸腾了，朱老师闻声来了，副主编郝兆矩老师也来了，大家全挤在办公室里看热闹。为了公平起见，我选了吴老师和郝老师当裁判。陈老师靠在藤椅上，眯着眼，悠哉悠哉地抖着腿，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他认为我会先给他来些“床前明月光”之类的小儿科。我偏不，专门给他背“花”，第一首我就背元稹的《菊花》，曰：“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老陈一听，便睁开了眼睛，“咝”了一声，对我刮目相看了。背到第五首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我卖了个关子，故意把“黄四娘家花满蹊”的“黄四娘”读成“黄五娘”，吴老师和郝老师会心一笑，陈老师居然听不出错来，当我背到第三十首李白的《赠汪伦》时，他作揖认输了。当晚，陈老师请客，席间朱老师异常开心，连喝了两瓶“双鹿”啤酒。散场的时候，他笑着对我说，你怎么把黄四娘读成黄五娘了，是故意的吧？我说口误了。他说，不过五和四皆是仄声，声韵是一样的。
　　 这些，都是小插曲和小浪花而已。在县志办，让我感到最幸福的是，我又能与老师在一起了，我们一起下乡，一起出差，一起交流探讨，师生合壁，其乐融融。朱老师视我犹如己出，他不断地到领导面前推荐我，不厌其烦地说着我的好，三年后，我终于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国家工作人员，并在他的培养和激励下，最终走上了重要岗位。
　　
　　 三
　　 朱老师早年住在栖霞路县府宿舍最里面那条楼梯的顶层。那是一个小套房，几十个平方，一个厨房间，两个卧室，一大一小，显得既局促又逼仄，好在处得高，通风亮堂，日日阳光灿烂，清风习习。退休后，他搬到了凤溪北路自建的套房里。房子宽敞多了，但仍然不够用，两套房子全部摆满了书籍和旧报纸。我每次到他家玩，都是从书堆缝中走进去的。我说你咋有这么多的书啊！赶快清理清理吧。他哈哈道，我这辈子的财产就是这些书了，这些书都是有用的，我实在舍不得清，也舍不得理啊。
　　 人是千差万别的，每个人的爱好不同，有人夹着腰包不放，他是抱着书籍不舍。钱是臭的，书是香的，爱书香的人，往往都是清流之中的名流。
　　 住在栖霞路的时候，朱老师身兼县志办主任和县档案局局长两职。那时，他家中几乎天天人满为患，来者大多是他的学生，也有他的同事和朋友。作为一个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德高望重的名师，朱老师的桃李满天下，当时坊间传闻，说全县科局级干部中有一半都出自他的门下。因此，他在社会乃至政界都十分有影响力，加之他为人正直，慧眼识珠，处事练达，乐于助人，凡事大家都愿意找他指点迷津，他的家门，来访者日日络驿不绝。我待在他家的那些日子，厨房间几乎每晚都在加菜吃酒，他的那点清水工资，全搭在那个小灶台上了。
　　 朱老师的客人，五花八门，有当官的，有做老板的，有跑江湖经商的，有背锄头种田卖菜的，他是来者一概不拒，一视同仁，买菜买酒侍候着。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对待高高在上的，他不卑不亢；对待低低在下的，他躹躬怜之。一次，他的学生“崔旅长”拎着一只老鸭娘来到他家。崔旅长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家住富岙的一座山顶上。他长得矮挫，突额窝眼，眼珠一转含有寒光，鹰钩鼻下咧着一张大阔嘴，神似电影《智取威虎山》里的座山雕，大家都叫他崔旅长，朱老师也叫他崔旅长。崔旅长毕业后没干成旅长，当了一名石匠。朱老师见崔旅长来访，便跟他玩起了幽默，呵呵道，崔旅长，你今天下山来，可是为了“百鸡宴”的事。不料崔旅长哭丧着脸说，朱老师，你马上到我家走一趟吧。朱老师说出啥事了？崔旅长泣道，我老婆又跟我闹离婚了，你得帮我去说说，她就听你的。朱老师说，去年她当着我的面，不是说再也不离了吗？咋又变卦了呢？我咋知道呀，她又发神经了呗。崔旅长抹把眼泪说。朱老师拿毛巾给他擦泪，说，你哭啥呀，好吧，下午我就跟你走一趟。
　　 第二天早上，我在县府门口遇到朱老师，他提着一只带耳朵的大猪头，拎着一双新买的红色高筒水鞋，登上了一辆吉普车。我问他到哪里去？他说到富岙山去。我说你昨天不是刚去过吗？咋又去了？他轻叹一声说，那个崔旅长啊，真是朽木不可雕，他舍得捉老鸭娘给我吃，却舍不得给他老婆买双红色的高筒水鞋，你看看，就为了一双鞋，俩人闹离婚了，我今天只好给他们送过去。我说你买双鞋不就得了，干嘛还要提个猪头去？崔旅长昨天不是送我一只老鸭娘吗，他家里穷，我总不能也买只鸭子作回礼吧。他说着，就走了。望着渐渐远去的吉普车，我惟唏嘘不已。
　　 退休后，朱老师像老骥伏枥，仍然退而不休，留在县史志办继续从事修志工作，一直干到八十三岁才回家颐养天年。他的后辈半子，修编了许多志书，一地沧桑历史，一域风云变幻，尽在他心中。我总认为，他也是一部不朽的史书，只是这部史书太厚重了，内涵太深远了，我总想看透他，但总是读不懂。
　　
　　 四
　　 朱老师住进凤溪北路后，他的门庭冷清了许多。
　　 他一生拥有很多朋友，年轻时，与他关系最铁的有四人，他们是黄坦区教办的谢金如、钟旭光和黄坦中学的周运懿、黄有河老师。当年他们有一个集体绰号，号称“黄坦五虎”。五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为何会冠上一个虎字？就这个问题，我曾专门请教过他。他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啊！也许是我们平时过于软弱了，才披张虎皮给自己壮壮胆吧。到了晚年，他们五人的关系照样铁，虽然人生际遇不同，各自东西，但他们每年都会聚几次，一起到外面旅游，多年下来，就差一座昆仑山，他们几乎把全国各地都走遍了。遗憾的是，近年来五虎上将被无情的岁月带走了两个。前些年，先是黄老师走了，去年，钟老师又永远长眠在青山中。但凡友人离去，朱老师便会忧伤好一段时间，在他面前我们从不敢提此事，只要一提，他就会泪流满面。
　　 去年底，他的莫逆之交雷明球先生猝然离世。雷明球是一个天才画家，毕业于中国美院，师从著名人物画艺木巨匠吴山明。他毕业后在县文化馆担任美术干事，直至退休。雷先生自诩“三酉居士”，擅长画仕女，但在现实生活中，却视女人为猛虎。他终身单着，狂放不羁，嗜酒如命，嘻嘻哈哈，犹如济公传世，他的“三酉居”每天都弥漫在浓浓的酒雾里，是县城硕果仅存的一个老童男。朱老师与他相交甚笃，退休后俩人几乎天天混在一起，情影不离的。雷明球视朱老师为高山，朱老师则当雷明球是流水，现在高山失去了流水，高山能依旧屹立在凤溪河畔哭知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