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过境迁，每每想起，又回到了少年。却忘了自己到底是哪一年上学，依稀感觉是八岁，但又不确定，中间读读又停停。不过我还清楚地记着我读初一是1971年。
　　 我出生在偏僻山村，村庄不大，人口也不多，村里只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姓潘，要教小学各个级段的语文、算术、体育、音乐全部课程。记得我读小学一年级时，笨的一塌糊涂，简单的加减都不会做，经常打零分，老被隔壁和我一起上一年级的堂弟嘲笑。每次放学他都抢先跑回家告诉我妈妈说：“伯母，算术我打五分，秋波打零分。”我觉得太丢脸了，多么希望他不要说，给我留一点面子，可他照说不误。有一次我灵机一动，将每道算术作业题都等于二，如果作业题中有一道题是等于二的，就不至于零分。结果那天我得了两分，高兴极了。第二天我如法炮制，每道作业题都等于三，结果还是零分。隔壁的堂弟放学回家又说我打零分他打四分，这对我的打击很大。我不禁自问，怎么会比他笨那么多呢？
　　 有一天，妈妈炒了好多豌豆，抓了好几把放到我兜里，给我带学校吃。我走着走着突然来了灵感，觉得今天的算术作业我不会打零分，甚至还有可能打五分。上算术课前一粒豌豆都舍不得吃，怕吃了不够数。做算术作业题时，我拿出了好多豌豆放桌上，准备数豌豆做算术题。比如8+7=？我就数了七粒放在书桌的右边，在八的基础上往上数九、十、十一、……，七粒豌豆数完是十五，我就把这道题等于十五；再比如15—8=？我数了十五粒豌豆放桌上，数八粒拿出去，然后数剩下的，确认是七粒后，这道题等于七。
　　 第二天算术作业本还没发下，老师在上面表扬我说秋波同学终于开智开窍了，这次算术作业做的全对，得了五分，希望继续努力。然后把作业本发下来，我先不看自己的，而是悄悄地站起来看看坐在我前面堂弟的分数，他打了四分。我坐下后一声不响，心里不知有多高兴，看你今天怎么向我妈“打小报告”。
　　 下午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声摇起来了，我收起课本准备回家，奇怪的是隔壁堂弟每天回家都争先恐后的，今天的动作怎么比我还慢。我故意在书包里找来找去，又到桌格（抽屉）里找了找，装的像丢了课本一样。其实我在拖延时间，有意让他走在我前面，看看他怎么对我妈妈说。我远远地跟着他，到家时我妈正在道坦里打扫，堂弟什么也没说，一溜烟似地往自己家里跑。我妈看见他没说，转过身子问我今天算术作业多少分，我慢吞吞地说得了五分。我妈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说，作业本拿出来看看。我不无自豪地拿出作业本递给妈妈，妈妈仔细地看了作业本，作业本上没有涂改，也没有檫痕，右下角的红水笔醒目地写着5分，5分下面还有长长的两横。前面还写着评语：“有进步，继续努力！”妈妈笑着说“是堂弟那里抄的？”
　　 “他才4分怎么可能？”我不屑一顾地说。
　　 “我知道我儿子不会比别人笨多少的，好好学习，争取第一。”妈妈笑着把扫帚一扔说：“儿子哎，你去做作业，妈给你烧好吃的。”
　　 不到一个小时，妈妈烧了一碗加了鸡蛋的锦粉条儿给我吃，那个味道至今还记忆犹新。
　　 从此我的算术成绩虽然不再那么悲惨，但我的堂弟还是略胜一筹，算术考试成绩总体上还是比我好。不过语文成绩我比他好，总成绩应该是平分秋色。可期末奖状都与我无缘，一到三级奖状都是他的，我显然不服气。不过三年级以后风水轮流转了，老师包庇也包庇不了了，奖状都是我的了。
　　
　　 二
　　 山村没有初中，读初中要到公社所在地去。那时招生季节搞乱了，把秋季招生改为春季招生，到了我读初中时又要改回来。所以，我读初中前还要到公社所在地先读一个学期的过渡班，然后再读初中。
　　 小小少年离开家乡到瓯江北岸的公社所在地读过渡班，虽然离我家不是很遥远，走山路一个半小时，走慢一点也就两个小时，但心里还是有点小巫见大巫的感觉，多少有些胆怯。不过和我一起来读书的五个同村同学，还算我是领头雁，大概是个子比较高吧，他们都听我的，包括我的堂弟。我想山村一个老师教五个级段，学习成绩肯定比不上平原这些同学接受过的正统教育，他们的学习成绩应该会比我们好，当时我是有点诚惶诚恐的。于是我为了不被人家看扁，埋头苦读了一段时间，慢慢觉得这些同学的成绩也不过如此。再说我身高175cm，在同学里也算鹤立鸡群，胆子渐渐大了。初一第一学期期中考时，我语文数学物理化学都考第一，同学和老师对我的关注度渐渐高了，崇拜我的同学也不在少数。老师还经常带着我参加区一级的教师会议，我也在区一级的教师大会上发过言。后来学校的黑板报上有我的作文，校刊也有我的文章。学校的大型活动，都有我的身影。甚至部队野营拉练在学校逗留，学校也推荐我主持欢迎仪式并发言……
　　 班级课桌座位安排常都是根据身高依次类推的，矮的坐前面，高的坐后面，男女分开坐。可我的班级里男生和女生都是奇数，必须有一张课桌男女同坐。老师安排我和女同学坐，当时我就纳闷了，班级女同学没有和我不相上下的身高啊，为何安排和我坐？我当即问老师，老师说：“你和女同学坐别的同学不敢起哄。”老师用肯定的目光看着我，我知道了老师的良苦用心，欣然同意和女同学坐在最后一排的教室出口处。
　　 那时一个公社初中一个级段就一个班级，与我相邻的班级是初二班。我们好像井水不犯河水，都相安无事。过不了多久，初二的一个女同学张小玲和我的同桌女同学是同村的，而且相隔不远，上学放学都一起走。她经常在课间休息时来到我的座位门口，和我的同桌说些无关紧要的事。其实她的真正目的是在接近我，我早就从她的眼睛里读懂了她的心思。她真的很漂亮，笑起来很甜，眼睛很迷人，对我的吸引力也很大。她站在我外面，我很想看她却又不敢正视她。她比我还小一岁，胆子却比我大得多。常常站在我外面，和我也有说有笑，初二班的同学议论纷纷。也许我和她早就心照不宣了，听到下课铃声响起，我一般不急着出去，看看张小玲有没有过来，没过来我才会到外面走走。每次她来站到我的外面，时间就过的特别快，我真的希望课间休息的时间过的慢一些。如果哪一天她没有来，我心中会有期待。若是两节课都没有来的话，我会装作无所事事的样子路过她的班级偷偷向她的座位看一下。她在的话我也希望她看到我从她的窗外走过，只有眼神交汇了，我才会感到踏实一点。
　　 有一次，我劳动课，向老师请假到供销社买牙膏。我买了牙膏回来，正赶上放学时间，路上全是人，我和自己班里的同学，还有初二班的同学打招呼或互相笑笑。最后碰到了张小玲，我不敢看她低着头从路的这一边走过。走过了她也不敢回头看一下，还挺着胸一直往学校走，心里倒希望她转身看我。当然，她有没有转身我也不知道。第二天，她背着我同桌女同学的书包，越过我把书包放到我同桌的桌格里，顺手把一张折叠好的信扔进了我的桌格，然后头也不回地去了她自己的教室。我的心跳突然加速，拿出信就急忙上厕所，到了厕所我把信打开看。
　　 可爱的秋波：你好！
　　 我们难得在校外相遇，你为什么连看我一眼的勇气都没有？平时我站在你外面有说有笑的，好多同学颇有微词，我都不把他们的言论当一回事，依然我行我素。我自认为和你有深厚的友谊，你却一声招呼也没有，高傲还带着冷酷，难道我做错什么了？
　　 张小玲
　　
　　 当天晚上，我在寝室里给她写了回信。
　　 可爱的张小玲：你好！
　　 我何尝不想和你说说话，勇敢地注视你一下呢。可是我不敢！同学们都说我和你谈恋爱了，老师都知道了，谣言可怕。其实我和你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你能感悟我的思念吗？
　　 秋波
　　
　　 信写好了，怎么交给她呢？众目睽睽之下一点私人空间也没有，除非她明天一如既往地过来，站在我外面才有机会。
　　 等到明天再说吧，办法总比困难多。
　　 不知她是给我写了信的关系，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上午和下午的课间休息都没有来。下午最后一节课时，我悄悄地和同桌说：“我有一封信要给张小玲，你能帮我转交一下吗？”
　　 “可以。”
　　 “那你不能看哦。”我又叮嘱了一句。
　　 “谁要看你这些，你叫我看我还不愿意呢！”她对我和张小玲平时的交流一点也不感兴趣。
　　 其实我知道她骨子里是看不起山头人的，尽管她家条件也不好。愿意替我交信可能是顾及我是班主席，所以才给我一点微博的面子。还有就是张小玲和她是同村的好姐妹。
　　 下课铃声响了，张小玲过来等她一起回家，我悬着的心算是放下了。
　　
　　 三
　　 我读书的那个年代，革命样板戏很流行，学校里的许多老师是市里过来的名师，大多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样样在行。上级有要求，学校要成立宣传队，老师们商量决定成立一支校办文宣队，分赴各个大队去演出。我虽然没有文艺细胞，但我是住校生，便于排练，也被选上了。文宣队一共十六人，张小玲也在其中。不过有文艺特长的不多，比较有名气的一个是李老师的女儿潘晓华，一个是走读生胡建光。潘晓华会唱歌，唱的很好听，不会怯台；建光二胡京胡有两手，唱的也不错。林宇由老师，潘凌云老师都亲自登台演出。其他人员和我差不多，都是赶鸭子上架。首先排练的是《沙家浜》，我扮演胡司令，潘晓华扮演阿庆嫂。排练时不管我如何交腔走调，林老师都耐心指教，潘晓华都不厌其烦地配合，我很感动。
　　 有一次到山村演出，潘晓华要化妆，张小玲天生丽质，在脸上抹了两下就可以了。我扮演胡司令，因个子清瘦要在军装里面挂一个书包充肚子，排练时书包带的长短已经扣好，男的简单一些，她们化妆也就没我什么事。我站在门口等他们，此时张小玲过来把我拉到一边说：“我有水胭脂，你也得擦一点。”
　　 “什么水胭脂，我听都没听过.”
　　 她硬是在我脸上抹了两下。这两下被潘晓华看到了，她气呼呼地从我的身旁走过，眼睛狠狠地瞪了我。我不知道其中缘由，觉得惹不起，还是躲开好。就和张小玲一起出来站在门口眉来眼去，开心地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老师看到我俩站在门口也没说什么，只是问我们都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准备好了。没想到潘晓华又气呼呼地出来说：“有什么话不能在里面说啊！站在这里说悄悄话，影响我们化妆。再这样下去我要告诉老师了。”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我们这样轻轻地说话影响到你了？”我被她搞得莫名其妙。
　　 那天演出时，我的书包带怎么长了好多，挂在里面从衣服下面漏出去了，我一出场台下就有不正常的议论声，好像是对准我的。我看了一下自己知道是书包露出来了，赶忙双手往上塞，结果引起哄堂大笑，连阿庆嫂也笑了。
　　 演出回来已是深夜，我避开潘晓华，我们故意走得快。张小玲和我以及四个同学一起走，她有意和我走的很近，我却挺起胸膛目不斜视，毅然一个正人君子，连手也没碰一下。第二天放学后，我和老师一起在操场上踢足球，回到寝室时我的堂弟告诉我，潘晓华刚才过来把你木箱里的几张纸条拿走了。我想坏了，肯定是把张小玲给我写的信拿走了。我问堂弟：“你怎么不制止？”
　　 “她气势汹汹的，我也不知她要找什么？”
　　 “她怎么会到我木箱里拿东西？”
　　 “她有目标的，把你的书包翻了个底朝天，什么也没拿。”
　　 我当即去找潘晓华，潘晓华站在她妈妈（李老师）身旁寸步不离，我使了个眼色她也不理。我也不好意思接近她。让我迷惑的是李老师平时对我客客气气的，今天怎么也爱理不理的。我无计可施，当着李老师的面又不能挑明，只能找机会再要回来。我离开时，潘晓华的脸上露出了诡异的笑。
　　 早操的铃声响了，同学们都从教室里出来，有的走有的跑，一会儿就全部到了操场。我是领操的，和老师一起站在上面。广播体操完毕后，校长还有话说，我也像老师一样站在老师的行列，注视着操场上的同学们。校长说：“近段时间，有个别同学思想开小差了，学习精力不集中，暗地里传递情书，这样很不好，会影响学习成绩的……”大部分同学是不知道校长的话针对谁，我知道这是在说我和张小玲，那种无地自容的感觉真是羞愧难当。她妈妈（小学老师）怎么会把这件事告诉老师，她犯得着这样做吗？这不是要我难堪吗？我偷偷地看了一下张小玲，她也刚好在看我，她的眼神似乎在暗示我别怕。
　　
　　 四
　　 1971年下半年，学校开始创办“瓯江中学工艺美术实验厂”，工厂技师三人是外聘的，其余工人大多是老师家属。校办厂挂牌后还要成立革命委员会，文件规定校办工厂的革命委员会必须要有学生代表参加。公社领导主持革命委员会成立，我作为唯一的学生代表成了瓯江中学工艺美术实验厂革命委员会委员。这样一来，我周末基本没有回家，在厂里工作一天有八角钱的工资收入。后来按件计酬，我晚上都去上班。潘晓华是老师的子女，理所当然地和我一起上班，张小玲就没有这个待遇了。潘晓华很乐观，一会儿唱，一会儿跳，又一会儿笑，和大家都合得来。我是恨死她了，很少和她说话。工友们感觉我们俩怪怪的，但也没说什么。她总是无事找事和我搭话，过于热情，搞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