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叔娶娥婶的那天，村子里炸开了锅，大人小孩都放下自己的活计，迫不急待地等在村口，好像娥婶是嫁给我们村子所有人的。从太阳升起等到太阳开始偏西，有人才远远望见车头带着红花的自行车队，让久等的焦急瞬间化成了欢呼，特别是懵懂无知的小孩，老远地跑去，然后又追着自行车的背影边跑边喊：“新娘子来了，快看新娘子了……”此时，娥婶坐在自行车后坐固定的红毯子上，头被红盖头遮得严严的，我们看不清她的容貌，当然，更不能看到她的表情。就这样，娥婶便让一辆自行车，更换了她的所有身份以及余生。
　　 初见娥婶，是她婚后不久出外劳动时。她的个子应该在一米六五以上，一头乌发被整齐地梳成两根麻花辫垂在胸前，眉毛很浓，一双含情的大眼睛会说话似的，带着少女的娇羞，面目清秀，轮廓分明，因为自身的条件，加之穿着得体，走在人群中，有点鹤立鸡群的味道，特别是笑起来，更让人感到如沐春风的温暖。用村子里的话来说，“真是要身材有身材，要模样有模样”。娥婶的娘家住在半山坡，自然条件比不得我们塬上，虽说两家都在务农，在大多数人眼里，似乎奎叔占些地域优势，才能找得娥婶如此俊美之人。
　　 娥婶刚嫁进那会，伺候公婆，耕种锄收，样样拿手。然而，带着封建守旧思想的婆婆总喜欢端起架子，摆布娥婶，最难熬的便是娥婶的孩子出生不久，婆婆总是时不时找娥婶的茬，日子过得实在恼心，迫不得已，产后恢复不久的娥婶硬是拉上奎叔，两个人不舍昼夜地挖出几眼窑洞，自起锅灶，至此正式成为我们的邻居。
　　 娥婶新修的窑洞，刚好在我们老屋的右侧，依山而建，背东向西，院东凿有三眼窑洞，院西依俯埂崖，似像土坑，又不全是，穿过崖下四五米的弯洞，便会豁然开朗，和我们家院子外面融为一体。这样的窑洞，仅凭铁锨，镢头，架子车和人力，半年多完成，不得不说是个奇迹。一锨一锨，端起的是泥土，带来的是希望，一车一车，倒掉的是屈辱，带来的是安稳。终于，在娥婶的坚持下，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刚搬进那会儿，娥婶家总是少这缺那的，但娥婶不会轻易张口，只有当奶奶或母亲发现了，能借的借，能给的给，慢慢地，娥婶的日子一天天地好了起来。
　　 娥婶生下二儿子后，这个堂弟没人带不说，身上总是起红疹，一会儿好一会儿起脓包，看遍了附近的医生，都没有起色，因为见着不是什么要命的大病，况且家境不许，总是没到过大医院。今天自己采些草药，明天又要些人家泡的蛇酒，如此反复擦洗，断断续续地熬过几年后，堂弟的病才慢慢好了。按理来说，娥婶有了属于自己的新家，有了两个活泼可爱的儿子，还有脾性柔和的奎叔，日子总会向着幸福的方向前进，但生活有时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
　　 娥婶生了两个儿子后，因为当时计划生育政策特别紧张，就是二儿子也是偷着来到这个世界的，然后就匆匆做了绝育手术，但她特别喜欢女孩。后来在人家的介绍下，她抱来一个一岁多的小女孩，孩子天生眼睛长得有毛病，一只还有点模糊的视力，另外一只几乎看不见，可娥婶总是相信，只要有钱，带孩子去大点医院肯定可以治好，抱着这样的决心，娥婶和奎叔一边打工挣钱，一边四处求医。老实说，娥婶对这个毫无半点血缘关系的孩子比自己的儿子看得重，从穿着和吃饭上就能看得出。不知不觉，孩子长到七八岁，到该上学的年纪了，但因为眼睛的问题，终究被耽搁着。西安大医院的医生说过，眼睛能治好的几率只占一半，并且做手术的过程风险很大，让家属有个心理准备。最终，娥婶选择相信了医生，把打工积攒下来的钱全押在女儿身上，只要女儿健康，她吃什么苦都愿意。然而，老天还是缺少应有的责任心，让这个七八岁的小女孩终究倒在了手术台上，为此，娥婶痛苦和内疚了好几年，一旦说起，总是伤心地不停掉泪。总以为，如果没有手术，至少孩子还可以活着，但谁又能留住如果呢？
　　 犹记得，娥婶那时的日子不怎么好过，家里还有青黄不接的光景。为此，奶奶总是会拿自家节余出来点黑面去接济，我们不仅是邻居，更像是亲人。那时侯，家家都养牛，这牛因为劳动，都是喂养的，可是田地就种出来的粮食除过上交公购粮外，自家人吃一年都觉得紧张，那有多余的田地来种草。于是，下山割草便成了经常，我作为家中老大，又是最佳人选。所以，娥婶带我下山割草持续了好几年，近的山坡没草了，便会跑去很远的山沟。手割破了，娥婶得帮忙包扎，饿了渴了，娥婶带着，草割好了，娥婶帮我捆扎，再托起让我背好，她才弄自己的。一次，我们钻进了一个茂密的树林，林荫敝日，草嫩苔鲜，喜不自胜，挥刀忙揽，不久便成大捆。当我们边说边笑地背着草顺着羊肠小道往上攀爬时，天突然像裂了个口子，大雨哗哗地倒了下来，背上的草见水像山一样重，脚下的窝台也不听使唤，混着泥水淹过了脚面，即使手拼命拽着旁边的草根，也似乎毫无作用。着急之下，娥婶让我赶快丟掉草捆，我实在舍不下还在挣扎，无奈之中，她先丟掉自己的草捆，然后硬拽开我的绳子，草顺着崖坡混着泥水滚下山沟去了。娥婶用手使劲拽着我顺着窝台爬上了崖边，我们娘俩自然成了落汤鸡，但总比让混水卷走好得多，这一次有惊无险的遭遇，多亏了娥婶。
　　 娥婶的两个儿子可以自食其力时，家中土地也不多，娥婶一个人务弄起来轻而易举，农忙时，奎叔赶回来帮忙，其它闲余时间，奎叔一直出外打工。犹记得，他当时在西安一炒货厂上班，每次回家过年时，总会带回许多花生和瓜子，从不忘给我们分一些。那时娥婶家，一直充满着欢声笑语，虽然平日里，娥婶一个人料理着家中的一切，但日子至少有个奔头。随着日子一天天好转，娥婶也在我们搬走不久后，住进了他们的新房子，塬大坳平，四面畅通，眼界开阔，房子也是一砖到顶，不是多么气派，但也住着宽敞明亮。
　　 后来两个儿子各自成家，而且踏实肯干，让娥婶着实开心了几年。慢慢地，奎叔不再去外地打工，选择了附近的一处工厂上班，一则可以照顾娥婶和家，二则还可以在家吃饭。本来以为这样安稳的日子可以继续到老，可不幸和意外有时伤人到始料不及，连一句道别和叮嘱都不给机会。奎叔一次中午饭后在去上班的途中，不幸遭遇车祸，人还未送到医院就走了，只剩下伤心欲绝的娥婶。可又能怎么样呢？人死不能复生，即使有再多的痛苦，活着就得逼着自己往前走。
　　 奎叔走了，剩下娥婶一个人在家，堂弟不放心，商议着接娥婶去西安，一则可以带带孙子解解闷，二则可以相互有个照应。可顾家的娥婶已习惯了农村的寂静，对于城市的喧闹无法适应，总想着回来，好在当时母亲也在西安，她们是年轻时的伙伴，老了还能在他乡做个依靠，就不再那么折腾。儿子们都孝顺，周末有时间还带上娥婶散散心，看看西安周边的风景。谁都以为，遭遇这么多灾难的娥婶终于迎来了生活的转机，也可以在大城市里享受几年生活，谁料天有不测风云，一生命运多舛的娥婶最后又患上了癌症，纵使儿子们为了减轻她的痛苦，买来了呼吸机，也未能留住不到六十岁的生命。
　　 我最后一次见到娥婶时，是在一七年的五一节放假期间，当时她还在西安，白天黑夜的疼痛已让她消瘦了很多，两个大眼珠像要迸出来，浑身无力，总想躺着，见我们去了，硬是支撑着坐起来，拉着我的手说了许多话，她想回老家，她的那块地种麦，那块地种玉米，门前还能种菜……我明白她没有了以后，只是安慰了她几句，让她安心养病。再后来，就是听到电话那头母亲的哭声，她告诉我，娥婶去了，我懂得，她们年轻时是一起从苦难中走过来的姐妹，本以为，老了还可以互相安慰，没想到，一个转身，又成了永别。
　　 娥婶走了，我无能为力，只能用自己浅薄的文字，留住她的曾经，留住些她来过这个世界的足迹。她真的是一只蛾，平凡而又渺小，卑微而又努力，一生都在为生活打拼。其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只不过，有时比较幸运而已！最后，娥婶飞向了那个没有痛苦、没有别离、没有疾病的地方，我们不也最终落得一个土馒头罢了，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