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儿时，当故乡的季节进入腊月，村里那条唯一通往外界的小路变得热闹非凡。大人们三五成群，拎着大包小包往家赶。碎娃们兴高彩烈，一路跟着蹦跳不歇。架子车、自行车上载着老汉老婆，碰见熟人了就调起嗓子喊一声：置办的啥年货嘛？
　　 那时，乡镇没有集会，日常生活用品主要凭票在供销部门市部购买。年货也没有现在丰富，家家打点散酒、散醋，买点糖果、点心、炮仗、年画，再扯上几块布料，就算备齐了。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候的“年”不仅来得早，而且时间拉得长，从头年腊月到来年正月末，似乎都在过“年”。即便农活开干了，仍有零星的亲戚在拜年，间歇还能听到几声清脆的鞭炮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集体生产制，农民的温饱都寄托在生产队分得的那一点口粮上，但对于过年，乡亲们却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尤其是“腊八”一过，往日死寂的村庄陡然间就鲜活起来，一切美好的情绪都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点燃。男人们抽空起猪圈（挖走肥料后回填黄土）、收拾院落、准备劈柴；女人们纳鞋缝衣、拆洗被褥、打扫屋子；孩子们也闲不下来，叠元宝（一种儿童游戏），做弹弓、制作火柴枪，提前做好过年玩耍的道具。到了腊月二十左右，家家户户开始碾米磨面、泡发干菜、生发豆芽。
　　 最红火的是杀年猪。故乡人经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小寒大寒，杀猪过年。但那个年代，口粮无多余，养猪人家并不多。既使能养起猪，也只有到了年关才将喂养的猪杀掉，春节吃一部分，余下的腌存起来招待客人。就连猪的板油也当作稀罕的东西，用铁锅炼成荤油，装在一个坛子里用于平时炒菜。
　　 杀年猪在农村算一件大事，一般要请村邻和亲朋前来帮忙，顺带解馋，也为联络感情。杀猪当天，主家早早在院子里支起一口大铁锅，搭好门型木架，备齐绳索、脸盆、刀具，然后就到圈里拉猪宰杀。众人七手八脚把杀好的猪抬到滚烫的开水锅里，提着四蹄不停地翻滚，待猪身完全浸透时，快速地抬放到一块大木板上，刮剔猪毛，一袋烟的功夫就把猪的“外衣”脱得精光。然后将白生生的肥猪用绳索倒挂在木架上，主刀男人便如庖丁解牛般对猪体开膛破肚，分割出大骨、排骨、肉块和“下水”（肠肚心肺）。这时，主家人便开始翻肠洗肚、清理心肺，忙得不亦乐乎。而看热闹的小孩子则围拢在盆边，目不转睛地叮着猪尿泡(猪膀胱)，一旦发现猪尿泡从“下水”中被分离出，眼尖手快的小孩子立马抢夺过去，吹得如同篮球一样大的圆球，抛向空中，与小伙伴们争来抢去，打闹玩耍。中午时分，以肉食为主的“荤宴”准备就绪后，村邻、亲朋和帮忙的人或围在炕头的方盘边，或坐在地上的小桌旁，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欢声笑语伴随着浓郁的肉香充斥了整个屋子。
　　
　　 二
　　 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宰家禽，炸油糕，炸麻叶，摊黄黄等依次铺开。行走在村里，到处能闻到食物的芳香。这时的小猫小狗也灵动起来，摇着尾巴，蹭到锅台灶边、宰杀现场，偷叼几口美食，躲到一角里享用。就连麻雀也会在院落里扑愣愣来扑愣愣去，哄抢一些残渣碎食。小孩子们更是坐不住了，边吃着美味佳肴，边掰着指头算日子，看看哪天有鞭炮放，哪天能穿上新衣裳。
　　 剪窗花、贴窗花在我的故乡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每到小年前后，媳妇、姑娘们就凑到一起，把各自的窗花底样从废旧书刊中找出来，粘在蘸湿的白纸上，将花面朝下抬起来，用煤油灯的油烟把窗花的样子熏成黑乎乎一片，放到太阳底下晒干后，剥下窗花的熏样贴在彩纸上，再用订书针或针线订成一沓，然后照着窗花的式样一点一点地剪裁。剪窗花时，心要细，手要巧，不能急，否则容易剪断花型的胳膊腿，不但无法粘贴，还报废了来自不易的彩纸。所以，媳妇、姑娘们都使出浑身解数，细心地修剪。剪出的十二属相和花鸟鱼虫，五颜六色，各式各样，贴在窗格里，活灵活现，煞是好看。
　　 蒸年馍，寓意着家里的日子热气腾腾，蒸蒸日上，年年有余，当然也图个好照头。农谚有言：“腊月二十八，把面发。”“腊月二十八，打糕蒸馍贴花花。”到了腊月二十八这一天，无论是发面还是做馍，各家各户都要开始准备过年的主食。
　　 记得每到蒸年馍时，母亲五、六点就起来将提前泡好的“酵头”掺上水，分别倒入盛有面粉的两个大盆里，不停地搅拌搓揉，然后盖上锅盖、蓬上被子，放在热炕头上发酵。等到发的面团与面盆的沿口几乎平行，而且有很多蜂窝状的气孔时，就将面团挖出放在大案板上，反复地揉面，直到面团光滑有弹性才开始做。
　　 蒸年馍与平时不同，蒸出的馍既要雪白光亮，又要劲道有嚼头。如果谁家蒸的馍好，媳妇婆娘都会来学习取经，主家脸上也有光。如果谁家馍蒸黄或发青，不但门庭冷清，还会传出“这家婆娘茶饭不行”的闲话来。于是，母亲每次蒸年馍时都会动一番心事，从发酵子、起面、揉面，甚至蒸馍的火候上都把握得恰到好处。而且蒸的馍琳琅满目，堆积如山，有圆馍、方馍、寿馍、枣花馍。各种动物馍，看上去憨态可掬、形象逼真。但无论是那种馍，都要用火柴一头蘸上红水在上面点上一个红点，图个吉利。小时候，我最喜欢干的事就是给馍顶上点红点。馍笼一出锅，还没等蒸气散去，我就迫不及待地跑过去。母亲怕热气烫着我，就找来一根筷子让我捏住一头去点红点。那知我的手小无力，捏不牢筷头，点出来的红点不是歪歪扭扭，就是多了几个红点，逗得家人忍俊不禁。
　　
　　 三
　　 除夕，是春节最隆重的前奏，也是年味最浓的时候。这一天，各家各户吃的穿的用的都已准备齐当，剩下的就是祭祖、贴春联、做年夜饭了。一清早，同宗小辈便集合在一起，由长辈或长兄带领，奔赴坟地，给列祖列宗磕头、烧纸，以表怀念。到了下午，家里大人带着小孩，提着凳子，端着糨糊，在大门、入户门、锅灶边、风箱、粮仓、磨盘、猪圈、鸡舍，凡是能贴的地方都贴上春联。一幅幅红彤彤的春联，映衬着一片喜庆的气氛，让灰暗的土窑洞变得生机盎然，俨然一道乡村美丽的风景。
　　 记忆中，最为隆重的便是年夜饭，那时没有如今“八凉八热”的讲究，虽简单粗淡，但也是大人们把一整年节俭下来的食物变着花样做出来的，比起平时来要好许多。除夕晚上，一家人围坐在四方四正的木盘边，吃着一年当中最丰盛的“大餐”，心头充满了喜悦。兄弟之间、爷孙之间还会猜上几拳，可谓其乐融融。而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除了狼吞虎咽地吃喝外，最感兴趣和开心的事还是燃放鞭炮。
　　 那个年代，爆竹品种单一，商店卖的大部分是鞭炮和零散的“雷子”炮（拇指粗）。既使有烟花弹之类的，也买不起。一般人家买上两三鞭百头的鞭仗就是很了不起的事了。以是，每年家里买回的炮竹我都舍不得马上燃放，偷偷地藏在家人找不着的地方，隔三岔五地检查，看看有没有人动过。实在忍不住想放了，就从整挂鞭炮中拆下几个，拿到外边与小朋友一块分享。到了三十晚上，还没等年夜饭上齐，我就急冲冲地跑到自己的“藏室”，拿出半挂鞭炮燃放起来，等零点时再拿出另一半燃放。剩下的，或分成一小串，或拆成单个，计划着燃放，保证正月十五前每天都有鞭炮放。若是鞭炮分配不过来，就把炮仗一个个剥开，做成火药，装在自制的链条枪里发射。实在没鞭炮了，再用自行车辐条的螺帽和铁丝、皮筋制成火柴枪，每次装入一根火柴，也能打出响声。音量虽不大，但总比没炮放好。那时候，村子里的男孩子几乎都有一把链条枪和火柴枪，别在裤带上，满村子乱串，与小伴们玩打仗的游戏。村头巷尾时常会出现我们两拨孩子“打斗”的场面，热闹有趣。
　　
　　 四
　　 转眼到了初一，拜年，是最隆重的过年仪式。一大早，大人们就叫醒孩子，吃过饺子后，穿上崭新的衣服，出门拜年，祝福声、欢笑声让整个村庄在年气中沸腾起来。经常是一拨人刚进门，另一拨已到了院子。要是碰到了一起，就按年龄长幼排序，由领头的带着大伙儿依照辈分给主家的长者磕头作揖。每到一户，老爷爷、老奶奶和叔婶们喜笑颜开，给大人们敬酒递烟，给小孩子散发果糖、红枣和瓜子等。条件尚好的人家还会拿出一沓毛毛钱分发给孩子们。小孩子拿到一两毛压岁钱后，如同中了彩票似的，赶紧装到衣兜里，生怕被人抢走。年轻人好热闹，故意调侃孩子：“快，再给爷爷磕头，爷爷兜里的钱还多着呢！”话音一落，几个孩子又跪在了地上。人群中不断有人起哄：头没磕响，重新来一遍。老爷爷、老奶奶笑盈盈地从炕头上溜下来，边拽孩子边说：“好了好了，都磕响了！”顿时，把众人逗得东倒西歪，前仰后合，嬉笑声、尖叫声响成一片，回荡在农家小院。
　　 从正月初二开始，人们便开始走亲串门。走亲戚不需要打招呼，约定俗成，而且每天只走一家。先走舅家和丈人家，再走七大姑八大姨，最后才是沾点边的老亲戚和八杆子打不着的远方亲戚。一个正月，小孩子差不多都跟着大人在走动。近处的中午吃完饭、叙完情，下午就可以返回，远一点的住一宿上再回家。给亲戚带的礼物都是年前蒸的各种圆馍、花馍，好一点的家庭还搭配一些挂面、罐头之类的。返回时，亲戚家从礼物里拿出一部分，然后再加一点自家的东西，当作回礼。颇有意味的是，有时走了一正月的亲戚，送出去的东西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自己家里。不过，大家都不见怪，主要是图个心情，一年难得见面，坐在一块拉拉家常，心里热乎。
　　 故乡的正月最热闹、场面最大的就是“扭秧歌”。初七一过，大村小村锣鼓镲镲敲得震天响，穿红戴绿的秧歌队、旱船队、舞狮队走村窜户，给烈属、军属拜年送祝福，讨个喜烟喜酒和糖果瓜子。元宵节左右，各村的秧歌队还要集中在公社中学的操场上集中表演，场面十分火爆。鼓掌声、加油声、喝彩声，响彻天空，传向四方八方。
　　 暮然回首，儿时的年已成了我遥远的回忆。但那热闹喜庆，纯朴的乡情，岁岁年年，是萦绕在我梦中挥之不去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