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映波是我大妹的小儿子，在家排行老三。去年，他斩获“上海优秀青年篆刻家”的头衔，我就想给他写一篇小文章，因为懒，俗事也多，没有动笔。昨天，《中国篆刻》又隆重推出他和他的作品，我就按捺不住冲动了。
　　 好像就一泡尿的工夫，他就三十五岁了，还是一个三岁女儿的父亲，但他的父母还是叫他“波波”，我也跟着叫，从来都没改过口，想必会这样一直叫下去，若是改口，反倒觉得别扭、生涩。不好意思说，这样叫一声就会满口生津，但他这个貌似乳名的连口呼，至少让我觉得绵软、柔和而亲切。
　　 他出生的时候，我已经离开故乡十一年了，我的记忆中，没有他九岁前的印象。跟他第一次见面是在1996年春节前几天，那时，他不到十岁。那年，我回家过春节路过镇上，见他爸站在街边和我打招呼，我近处一看，是波波在写春联。那时，妹妹一家的日子过得紧巴，把不到十岁的波波差到街上写春联卖，换一把碎银，当然也有嘚瑟的意味。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里，手聪是一种公认的智慧，尤其是一个黄口乳牙的孩儿，能卖字赚钱，自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那天很冷，没有太阳，不时有旋转风掠过来，铺在地上的春联被吹得呼哧呼哧的响。他爸爸一边勾着腰忙着拣砖块压对联，一边跟波波介绍我：“这是舅伯。”波波并没有喊我，只是怯怯地瞟了我一眼。这眼神好冷，冷得我好喜欢。我一直喜欢冷俊的人，不分男女，只要是冷冷的角色，我都喜欢，他们沉郁的眼神总会让我想到古井里的水，想到它的澄澈和清冽。
　　 波波的眼睛很好看，有些女性化。他的眼晴大，大得一点也不夸张，水汪汪的，好似轻轻触碰一下，就有泉水流出来。眼珠子黑亮黑亮，有金属的光茫，以至后来我一看见他的眼睛，就会想到沉静如水之类的曼妙语言。
　　 我站在一边看他写春联，多少有些心痛，他毕竟是我外甥，血脉之缘无法让我熟视无睹。他的脸冻得红扑扑的，手似乎有些红肿，头发被吹得几近一蓬乱草。
　　 他的“书案”四周围着很多人，有的看热闹，过多的则是等取春联的人。时不时有人催他快点写，甚至有人把备好的红纸往桌案上铺。波波很无奈，用不耐烦的口气说，别慌，别慌！后来听说他经不起寒风，曾经打着哭腔跟爸爸求饶：“不写了，冷不过。”冷不过，俚语，太冷，经受不起的意思。
　　 他爸爸说，让舅伯写一副。我摆摆手，拒绝了。若是年少时，我也许会临街嘚瑟一把，过去我也曾干过写春联的活，字也不是特别的臭，上了年纪，早就没有显摆的念头了。
　　 他的字真还出乎我的意料，那个时候，他兴许还认不全春联书上的字，而他一溜一溜地写了下来，而且还有些老道，一笔一划都有些招式了。站在我身边的爱人一个劲地“啧啧啧”，说这小家伙不得了。我说，这娃儿若是有人教他，说不定真能成大器的。
　　 之后的几年，我们少有交集，直到他上了大学，我才晓得他读了书法专业。我在心里嘀咕，选择这个小众专业，无疑是成全了他自己的爱好和所长，若是把它当作谋稻粱的职业，未必不是剑走偏锋，书法这玩意，除非修炼到“家”字号的水平，又能在这条路上走多远呢？
　　 他在读期间，我曾出差到他学校所在的城市，我约他在一家会所吃了一顿晚饭，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一起喝酒，第一次面对面聊天。我说了哪些具体的话，已无从记起，只记得嘱咐他不要在学校谈恋爱，要他争取在学校入党。在我看来，积极谋求入党，不只是政治追求，它反映的是一个年轻人应该有的心性和生活态度。其时，大学生入党己不是一个热络的语汇，但在我的潜意识里，在求职中，同等条件下，比别人多一个党员身份，相当于多了一个求职的筹码。
　　 也许，在他看来我的主张似乎有些老套，没有契合当时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事实上，在时代的演进中，大学生的心理预期早已发生了远离政治的嬗变，他们所追求的价值的多维性，早已把“入党”逼到了校园的墙角。只是我有点儿孤陋寡闻，不晓得大学校园早已经不是往日的江湖了。
　　 他没有说一句相左的话，安安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听我说话。他没有把沙发坐满，也没见他靠过沙发背，更没有跷二郎腿。他很少说话，也不插话，像一个本本分分的学生，听他的老师絮絮叨叨地布道。我不觉得这是因为生疏给他带来的拘促，而是他沉浸在骨子里的对长辈的尊重。这份教养是来自家庭和学校的教化，还是与生俱来的，我没过多的思量，结果己说明了一切。我很享受这份恭敬，也欣赏这种自然天成的内敛。
　　 后来，经常听我母亲夸奖他，说他是个顶乖巧的孩子。短于言词的父亲说起这个外孙也是津津乐道，说他不管是读书期间放假回家，还是工作后回家探亲，只要经过县城城关，都会去看望他们老俩口。那时，他还是个囊中羞涩的穷小子，每次去都会给他们塞几张大钞票。没有他的这份孝心，我的父母也能得过且过地度日子，但在我的心里，这份孝道却极真实地呈现了他的精神成长。这是我乐观其成的。
　　 我的母亲在弥留之际，他专门从上海回来看外婆。那时，母亲已不省人事，大小便失禁，离鬼门关也就半步之遥。母亲睡在地板上的一块木板床上，按农村乡俗，快要往生的老人必须挨地下榻。波波曲腿坐在木板床上，紧挨着外婆，左手一直按摩着外婆的右胳膊。
　　 楼上楼下不时传来喧哗声，他不附和，他不像其他年轻人咋咋呼呼，凡话必接。那时，他已有抽烟的习惯了，他没在外婆身边抽一支烟，这细节也让我高看他一截。在传统习俗中，八十多岁老人的离去，并不是特别伤心的事，即便是守丧期间的嬉戏，也不是大逆不道，而他始终都是安安静静地坐着，眼睛还是沉静如水，偶尔瞟过外婆的眼神里，装满了淡淡的忧伤。这让我突然想到我们那次的会所之遇中他所呈现出的精神仪态。
　　 他回上海时，我嘱咐他，外婆走的时候就不要再回来了。他没吱声，只是浅浅一笑就上车了。之后不到十天，我母亲走了，他又要回来，我再三叮嘱他不要回来。我没拗过他，他还是回来了。他看见了外婆最后的脚印，我则再一次触摸到了他传输给我的温情。
　　 后来，听说他在上海有了自己的工作室，还开办了一所培训学校，置了婚房。我自然很开心，但在我的心里，这些外在的物化成果固然可喜可贺，但篆刻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形态，对于一个有志于此的年轻人，它不应该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我所期望的是，他应该在这个领域有所精进，能够站在先贤的肩膀上，走出自己的高度。这个高度也许不是领域的高峰，它至少应该是自已对自已的不断突破，或者在不断否定自我中，保持深耕的状态。
　　 我们家族的亲属群里，经常能看到他的篆刻作品和相关的学术活动。他很低调，很少在群里显摆，这些信息大多是他哥哥披露出来的。在大上海这吴越之地，篆刻艺术渊源流长，人才济济，他无疑还是名不经传的小字辈，但这并不妨碍他日拱一卒地往前走。走到今天，在藏龙卧虎的上海滩，他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我一直默默地关注他的成长，他的每一个进步都会令我很开心。他有一个博客，我经常溜进去，看他是不是又挖了一放新印。这么多年来，我没有在他的博客里留下半个字，关系太近的人，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方便说话，博客毕竟是私人空间，一个老人的唠唠叨叨，往往会给年轻人的表达带来不方便，所以，直到今天，他也许都不晓得我这个舅舅是他博客里的常客。
　　 他的博客少有更新，过多的都是转载。转载我也读，这些转载虽然没有他的文字温暖，但它至少能反映他的心向所指。后来，我在百度里寻找他的行踪，我把他的姓名往度娘怀里一丢，居然泛起了一圈接一圈的涟漪。他的作品频频应邀参加湖北、上海等地的大型展览，《中国篆刻》常常有他的作品登堂入室，他也因此获得了近十个头衔。我曾祝贺他，他不事张扬，说这都是虚衔。事实上，这诸多的虚衔背后是实实在在的作品在做支撑。
　　 我不懂篆刻。三十多年前，我也刻过石章，那是典型的附庸风雅，之后，我再也没有摸过雕刀，是外甥的艺术实践和艺术成果又让我想入非非。我也想从零起步。我读《篆字汇》，读《中国篆刻学》，在手机里如饥似渴地看篆刻视频教程。读过、看过之后，始知这方寸之地竟然是宽广无边的万象乾坤，以至不敢再生动刀子的念想了。后来仔细一想，我对自己是太苛刻了，一个老人学篆刻，玩玩而已，除却其中的文化元素，未必不能操刀。说不定某一天，我还会向这个外甥寻师问道。
　　 波波未来的路很长、很长，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能够练就出一手娴熟的刀功，这足可以保证他自己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匠人而使自己衣食无忧，但要吃透篆刻艺术中饱含的传统精神和文化基因，并传承发扬，则需要花费一生的精力。比如篆刻中的虚与实、黑和白、阴和阳之中的美学意趣，随便截取一段，都能鼓捣出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
　　 中国篆刻艺术的流变中，都留有中国汉字演变的痕迹，但不管怎样演变，如何让雕刀之刃把文化要义传输到终端，使之灵化，具有文化活性，这该是操刀人永远不变的话题。我想，波波本人不会不考虑这个重大的文化命题，既然初心如此，既然选择了这个行当，篆刻就不应该只是谋生的手段。他手中的一把刀，应该在篆刻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之间，从娴熟走向游刃有余的文化切割。
　　 如何化石成奇，还有一招，功夫在刀外。篆刻，我是门外汉，这句话恐怕不会错的。匠人和艺术家之间，看似星汉之遥，其实就一本书的距离。
　　 想当初，我们甥舅之间围绕书法话题说得津津有味，我希望就在明天，关于篆刻，我们不再有共同的话题，他能把我甩一百条街。我乐意看见他越走越远、越走越快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