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夜深人静之际，祖母那矮小、瘦弱、满头斑斑银丝的形象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30多个年头了，相继逝去的亲人中，祖母依然清晰而又灿然地活在我的记忆中，我的梦境里，活在我那如幽谷般的灵魂深处。多少次萌发过为祖母写一点文字的念头，但每次提起笔，心灵的过度凝重总让我思绪纷乱如麻，不知从何说起。
　　 又是一个夜阑人静的夜晚。白日都市的喧嚣，如逐渐退去的潮汐，在愈来愈深的夜的阴影中，渐渐地归于沉寂。此刻，让我想起祖母的，正是宁静中从远方铁道线上飘来的那一阵阵汽笛声。它悠远，神秘，苍凉，把祖母充满艰辛、磨难的一生，呈现于我的面前。
　　 1908年，即宣统元年，我的祖母生于渭北旱塬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祖母的生不逢时，决定了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兵荒马乱和动荡岁月中度过。命运的多舛，生活的艰辛，就像那个时代频繁的天灾人祸，成为祖母人生的主题。祖母从邻村嫁给我祖父时，也就十四、五岁的样子。那时，我们家算得上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祖父在家里排行老三，上有曾祖父、曾祖母以及两个哥哥。在那样一个封建礼教深骨入髓，男人极权，女人毫无地位和尊严的时代，祖母自从进入我们这个家族的大门，也就只能忍辱负重、忍气吞声，处处陪着小心地生活着，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和造次。稍有不是，轻则招来婆婆和嫂嫂的数落，重则遭到祖父的打骂。所以，至老，祖母额头上还留着被我祖父用烟锅袋敲伤的疤痕。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我们那一带经常闹土匪。那时，我伯父已经出世。祖母既要抚养孩子，忙活一大家二、三十口人的吃饭、穿衣，常常还要带着我伯父在荒山野岭中的山洞里躲藏，以逃避土匪的侵扰。一次，由于土匪来的突然，一家人没来得及逃跑。我祖父就让家里人从天井搭梯子先逃走了，只留下他和几个家丁与土匪周旋。土匪将我祖父绑在屋里的柱子上，让其交出家里的钱财，但祖父自始至终没有说半个字。穷凶极恶的土匪便对我祖父严刑拷打，用尽酷刑。从那以后，祖父的身体就落下了毛病，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这期间，我父亲也降临人世。抗日战争快结束时，正值壮年的祖父撒手人寰，撇下了苦命的祖母和两个孩子。
　　 祖母就这样早早地结束了她为人妻子的生涯。未上过一天学的祖母，从来也没有走出过那个远离文明世界的偏僻小山村，她对所发生的一切，总是默然认命，以女人特有的柔韧、坚毅，继续着艰难的生活之旅。不过，祖母一生最惊人的举动，就是她毫不犹豫地让自己两个儿子一一走进学堂，并使他们走出了那个偏僻的小山村，加入到了刚解放初的国家干部行列之中。也就是这个惊人之举，使她晚年不仅没有享受到子孙满堂的快乐，悠闲舒适的生活，却在劳累、艰辛、病痛中度过了她的后半生。
　　 我能记事的时候，祖母已年近花甲，我们那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也已不复存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大婶在生第二个小孩时，因身体极度虚弱导致难产，最后死在了产床上，留下了一个年仅6岁的儿子。远在他乡谋生的伯父根本无暇顾及他这个还尚年幼的孩子，虽有我母亲时时照料，但抚养大伯孩子的重任其实就落在了祖母的肩上。不久，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省城工作的父亲被下放到陕北劳动改造，已经很难照顾到家了。
　　 人常说：祸不单行，屋漏偏遇连阴雨。1970年，厄运又一次降临到了我们这个历经磨难的家庭。我的母亲因长期劳累而积劳成疾，一病卧床不起，虽经多方求治也无力回天，于那年冬天离开了人世。那时，我年仅7岁。经历了一次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之后，祖母望着两个相继失去母亲的孙子，知道自己两个忙公家事的儿子单身在外，根本是照顾不了孩子的。于是，她毅然担当起了既当祖母又当母亲的重任。
　　 我们一老两少，组成了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庭，就像颠簸在茫茫人海中的一艘破船，开始了艰辛的生活之旅。已经年愈花甲的祖母，一生的不幸和劳累几乎已经耗尽了她的全部精力。她经常浑身浮肿，脚腿疼痛难忍，被病痛折磨得夜不能寐。那时，我和伯父的儿子都在村上的小学上学，祖母为了让我们专心读书，一个人起早贪黑，忙里忙外，总怕让我们挨饿受冻，竭尽所能地安排着我们的生活。每到节日，她都要尽量做一些好吃的饭菜，让我们像别的孩子一样感受到家的温暖。特别是快到春节的时候，为了不花钱，又让我们能有新衣服穿，她早早地就开始自己纺线织布，浆洗印染，在煤油灯下裁裁缝缝，经常忙活到深夜。等到为我们做好新衣，她那早已昏花的双目，不仅布满了猩红的血丝，而且变得红肿疼痛。就这样，在祖母的精心照料下，尽管七十年代初期，我们那里许多人家以高粱、糜子甚至野菜充饥，我们却始终没有缺过主粮，更没有挨过饿。后来，我到距家二十多里路的县城上中学时，祖母每个星期天都要为我烙好够一个星期吃的锅盔馍。那时，她手脚已经经常浮肿得连曲伸都看着困难，但每次她都要自己亲自和面，亲自一块一块的去做，从来不让我插手，怕我掌握不好火候，烙出来的锅盔不好吃。
　　 就这样，祖母在经受了人生一次次失去亲人的打击和极其艰辛的生活磨难之后，又在她六十多岁的高龄时，担起了本应由年轻母亲担当的重负，把我和伯父的儿子由年幼无知的孩童抚养成人。我离开祖母时，她已经七十二岁了。当她把一针一线为我缝制的换洗衣物整整齐齐包好，并亲自挎上我的肩头时，我止不住泪如泉涌。泪眼朦胧中，我望着祖母满头如雪似的白发，浑浊的双眼，肿胀的双手和布满皱纹、饱经沧桑的面孔，心里不禁涌起无限的酸楚和悲怆。
　　 我的祖母，是她那个时代中国农村最普通、最平凡，也最渺小的女人，甚至连她经历的苦难，也像过眼云烟般无声无息。时至今日，我连祖母叫什么名字都不得而知，只知其祖上姓齐。不知是女孩生来就不主贵，从小就没有起名字，还是原来有名字，出嫁为人妻后无人再叫之故，祖母便有姓而无名了。但祖母对待生活磨难的那种柔韧、坚毅和不屈不挠，对待生命的那种超脱和坦然，无疑是伟大而超凡的，她让我在挫折与困难面前，学会了如何去承受，如何去顺其自然。
　　 祖母一生虽然培养了两个国家干部，在我们那个偏僻的小山村，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但她既没有得到一个母亲应该具有的自豪，也没有享受到丝毫的快乐。唯一一次到省城还是去看她得病的儿子。祖母常常给我讲起在省城的经历时，总要提起夜晚从城市边沿的铁路上传来的一声声火车鸣叫。她在形容那神奇的声音时，用了像“牛叫似的”词儿。这是她老人家能想到的最神气的叫声了。她那里想到，她的孙子以后居然不仅见到了火车，而且成了火车司机，几乎天天与火车打着交道。
　　 但愿祖母的在天之灵，能有一个幸福、祥和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