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力工，一个工种的总称，早年称为装卸工，如今称为搬运工。那年我十八岁，高中毕业后的第二年，考入一家国企，成为一名装卸工。不会像歌中唱的“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那般荣耀，但的确开启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说来惭愧，我是正儿八经的“大学漏”。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时代，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孩子们的学习，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甚嚣尘上。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从初中到高中就读的都是辽宁省重点学校。按理说，考上大学没太大问题。但生活往往不按牌理出牌，1981年参加高考，离录取线差了十几分，排名“孙山”之后。
　　 毕业离校，忙叨叨地跑到火车站，送同学去北大；又马不停蹄地奔向码头，送同学去复旦；最简单的是乘坐公交车到大辛寨子，送同学去坐落在本地的轻工业学院。送走同学之后，我收拾下心情，报名参加国企招工考试，这回排名“孙山”之前。去企业报到，没人送，也无需送，怀揣梦想，不卑不亢，走向社会。
　　 我们这届学生虽然只有高中两年，却是“文革”以后国家认可的第一批高中毕业生。我在一千多名报考者中考得了第三名，原本以为怎么着也可以安排个好点的工种。没想到，直接把我分配到装卸队，成了一名力工。我的个头挺高就是偏瘦，接近一米八的身高，却只有一百斤出头。透露个小秘密，当时我的腰围是一尺八，这小蛮腰搁在现在得令多少红颜脸红。到了装卸队，看着工友们壮实的体格，自愧不如，暗自叹息“珠玉在侧，觉我形秽”。虽如此，我却不服输，开弓没有回头箭，干就完了。
　　
　　 二
　　 这是一家生产平板玻璃的企业，凡是从铁路运进来的原燃材料和发运出去的成品，都是由装卸队承担卸货装车。装卸工三班倒作业，冬干三九，夏干三伏，披星戴月，围着工厂内的铁路专线忙碌，像电影《铁道游击队》说的那样，我们是吃两条线的。
　　 第一天上岗，生活就毫不客气地给我上了一堂什么是辛劳辛苦的公开课：卸木材。那天是夜班，半夜十一点接班后，听调度员说有一车皮的木材已到大连西站。工友小杨对我说：“新来的，抓紧时间迷糊一觉，一会有好罪受。”听语气、看表情，估计卸木材这活挺“锻炼”人。
　　 夏夜里，工厂并不宁静。不远处熔制车间里，一座熔窑发出低沉的轰鸣声，那是煤气管喷射出的火焰在嘶吼。我坐在休息室外面的水泥台阶上，仰望星空，独自思索。从学子到工人，这个转变太快，快到我都来不及准备。在教室里上课时的百无聊赖，课间走廊里的嬉戏打闹，操场上踢球时的酣畅淋漓，仿佛就在昨天。我知道此时熔窑里硒砂、砂岩石、石灰石、莹石等正在被熔融成玻璃水，然后由引上机慢慢地引出透明、坚硬的玻璃。都说大学是象牙塔，社会是大熔炉，那么我那读大学的同学在塔里会修成正果吗？我在熔炉里会熔融淬炼得透明而坚硬吗？古人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好吧，古人，好吧，“大任”，且放马过来！
　　 “都醒醒，卸木材了！”班长的吆喝声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看一眼表，凌晨两点。那天卸的是长板材，大约三米左右。操作极其简单，俩人站到火车皮顶上，把木板顺下来，斜依在车厢上。其余人用肩膀扛起木板走到二十多米外的堆场，一歪身子将木板掷到地上，循环往复，有点像驴拉磨的样子。虽说简单，也有窍门，那就是必须一把找准木板的中心点，这样扛着走，木板是平衡的，不累人。我这个新人就是找不准这个中心点，不是靠前，就是居后。往往是扛起木板后，时不时往前拽拽或者向后推推。
　　 天亮时，卸完这一车皮的木板。我跟着大家回到休息室，忽然觉得肩膀隐隐的疼，脱下衣服一瞧，肩头被木板磨掉一大块皮。这就是因为经验不足，扛木板时前拽后推的结果。下班时，路过厂卫生所，让医务人员在伤口上涂了些红药水，肩头上留下一抹红红的、圆圆的印记。
　　 晚上，虽说是夏季，在家睡觉时却和衣而卧，不想让家里人看见那团红红的、圆圆的印记。苦的是我的心志，劳的是我的筋骨，何必让人担心。
　　
　　 三
　　 渐渐地我适应了装卸工的生活，虽说清瘦一些，却有着一股倔强劲，干起活来不偷懒、不惜力，时不时还展现点“小聪明”。
　　 装卸工的工作没啥技术含量，但我认为这是最能体现团队合作精神的职业。比如，卸一火车皮的芒硝，一会去厕所，一会去抽烟，那就会少扛十几袋，而其他人就要多扛几袋。这种偷懒耍滑的人，在装卸队是不受待见的，所以再苦再累都要坚韧，都要坚持下去。
　　 装卸工室外作业，冬天格外遭罪。那些年的寒冬比现在要冷很多，夜里的风刮得像刀子似的，穿的太厚重，倒是保暖了，可甩不开膀子，穿的轻薄一些，寒风刺骨。卸煤炭时，粉尘较大需要戴口罩，呼出的气息从口罩缝隙扑到额头，头发便冻得支棱起来，硬硬的，像一束束钢针挂在头上。干完活回到休息室，“钢针”遇热融化，一溜溜黑水顺着脸颊流下。这些煤尘颗粒非常细小，留在眼皮眼角不易清洗。几车皮煤卸完，装卸队的小伙子们一个个都变得浓眉靓眼，淡淡的一圈眼影，极其精致。生活的杰作，化妆师望尘。
　　 虽然是力工，但也不全是拼体力，许多时候要依靠机器设备，比如卸煤机、卸沙机、卸石机，还有龙门吊、玻璃吊。这些设备的维修保养都是由维修班承担，但有时候夜间值班的维修人员不乐意动弹，有的还出言不逊。有一次夜间，下着大雪，我和几位工友准备卸煤。一推上电门，发现有一个皮带运输机竟然反转。班长闻讯赶过来说，快去找值班电工。大家谁也不动，因为都知道今夜值班的这位脾气太大。
　　 这个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小聪明”可以派上用场了，便说我来试试吧。我知道这种反转是插头三相电中的两相接反了，“学好数理化”的“理”中学过。工友打着手电，很快我就把插头的线对换完了，通电后皮带运输机正转。班长边往回走，边说：“行呀，到底是高中生，有文化。”我一高兴，冲着班长的背影说道：“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夜色下，雪舞中，班长的身影模模糊糊，声音却格外清晰，“培根是谁？”
　　 作为一名力工，苦累与艰辛是常态化，如影相随。它们严冬般冷酷无情，狠狠地摔打着我，锤炼着我。多年以后，到机关工作，有时年底任务繁重不得不加班加点，挺忙乎也挺累人，有人抱怨起来，说些牢骚话。我只顾工作，好像没时间抱怨，实际上从心底发出一个声音：这算啥？没有装卸工苦，没有装卸工累！
　　
　　 四
　　 力工就是出大力的，苦点累点都不叫事，特别是也有开心快乐的时候。每月发工资时，就是这样的好日子。
　　 力工的基本工资是每月45元，这比操作工每月36.8元要多出不少。当时，企业都在忙着改革，打破大锅饭，提倡多劳多得。在装卸队率先实行计件工作，一个月下来工资收入能有120多元，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算是不错的收入。
　　 装卸工的工作不像流水线上那么绑人，也不可能满负荷地整天装卸，有时一整天也没活。待工期间，工厂规定可以打扑克、读书。除了夜班，每天上岗时我都带一本书，闷头读书，小说、散文、杂志、诗刊什么都看。印象最深的大部头是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和其姊妹篇《战争与回忆》，摞起来足有半米多高。工友们三五成群地打扑克，还带点彩头。傍晚时分，不管哪一帮赢牌了，都会喊上我，一起溜出工厂去小酒馆喝酒。两样小菜，一人半斤水煎包，二三两散白酒。那时我不会喝酒，工友“宝子”用小匙盛点酒说：“就喝这些，装卸工不会喝酒让人笑话。”一小匙酒下肚，面红耳赤，大家笑着说：“回厂子后，得把小朱藏起来，别让劳资处逮着，罚款可就不合适了。”
　　 都说世事弄人，生活有时候还闹人。几年后，我到了劳资处工作，职责就包括检查劳动纪律。有一天晚上，我到各车间查岗，顺着铁路线走到装卸队休息室外，忽然闻到一股酒味。略微一犹豫，转身去别的车间了。不是不讲原则，谁让咱早先也犯过这样的错呢。
　　
　　 五
　　 转眼就是两年过去了，我早已适应了工作岗位，融入装卸队这个集体，融入力工生活，工作中一起战严寒、斗酷暑，生活中与工友们愉悦相处。
　　 身体未见得壮实多少，吃苦耐劳的劲头大增，热爱生活的精气神陡增。我放下了所谓高中生的优越感，与工友们摸爬滚打之余，绘声绘色地讲述书里的故事，不厌其烦地讲解弗兰西斯•培根是十六世纪英国的哲学家……
　　 春末夏初，凉风拂面，坐在离铁路不远的大树下，翻阅纪伯伦的《先知》一书，捧读其中的《论工作》。他写到“从工作里爱了生命，就是通彻了生命最深的秘密”，说实话我没有读懂，亦未悟透，只不过隐约感觉到工作与生命之间的确有着某种关联。
　　 远处，火车头顶着两节车皮缓缓驶来。我放下纪伯伦的书，抓起手套向月台走去，我们要把整箱的玻璃装满这两节车皮。这次装玻璃是机器吊装，我们在地面上指挥玻璃吊即可，一箱箱玻璃很快装满两节车皮。盖上苫布，系好最后一根封车绳，我习惯性地问调度员：“这车玻璃运往什么地方？”调度员刘师傅翻看一下运单说：“运往黑龙江的大庆市。”大庆是石油城，“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的地方，把一箱箱玻璃运往大庆，运往祖国各地，我也挺荣耀。
　　 两年后，开龙门吊的韩师傅临近退休，车间领导让我学习开龙门吊。过了半年，我通过了特殊岗位理论与操作考试，拿到了龙门吊操作证，开起了龙门吊。以此为节点，离开了装卸工岗位，不再是力工了。
　　 多年以后，每次听见火车头的鸣笛，看见一节节盖着苫布的火车驶过，就会想起那些曾经工作在火车道两旁的情景，有辛苦，有苦闷，也有点点幸福。不管时光飞驰的多快，世事变化有多么巨大，曾经的力工生活永远铭记在心头，每次回忆，每回犹新，而且历久弥新。
　　 如今年近花甲，即将离开工作岗位。夜读纪伯伦的《论工作》，忽然读懂了工作与生命的关联——“工作是眼能看见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