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代文豪鲁迅的婚姻生活，大家熟知的是许广平。其实，在鲁迅与许广平共同生活的同时，还有一个身份尴尬的朱安，以发妻的身份进的周家，却一生也没和鲁迅有过真正的夫妻生活。作为婚姻解放的转型时期的牺牲品，朱安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
　　
　　 鲁迅出身世家，不过在他小时候就家道中落，父亲早逝，他与母亲鲁瑞和三个弟弟相依为命。他少年时上了新式学堂，1902年，他21岁的时候，赴日本求学，在日本待了7年。这期间，他的母亲给他定了一门亲事，对方就是出身绍兴普通人家，比鲁迅大三岁的朱安。
　　
　　 在日本接受了现代观念的鲁迅对亲事毫无兴趣，但对母亲他是很孝顺的。他想用拖的办法躲过这门亲事，但母亲却对此很坚持，几年里，她不断去信提醒鲁迅亲事的事，到1906年,鲁迅25岁，朱安已经28岁的时候，母亲使出了强硬手段，给在日本的鲁迅写来一信，“母病重速归”，无可奈何的鲁迅只好从日本回了家，一进家门，就被按着成了亲。
　　
　　 鲁迅的内心是拒绝的，成亲当晚，他彻夜未眠，根本不碰自己的新婚妻子。胆怯的朱安一次次地小声说：“睡吧。”换来的是鲁迅无边的沉默。第二天和第三天，鲁迅都没再进新房，而是睡在母亲房中。三天后，鲁迅迅速回了日本，直到三年后他结束留学生涯。
　　
　　 谈及这门婚事，鲁迅曾对友人周寿萇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个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1909年8月，他从日本回国，先在杭州一所师范学校任教，次年7月任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务长，后任学监，再转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在绍兴工作时，他只偶尔在周末回去看看母亲，其余时间就只身留在学校，要么批改学生作业，要么通宵读书和整理古籍，尽量不与朱安接触。
　　
　　 1912年5月,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同为绍兴人的蔡元培邀请鲁迅到教育部工作。鲁迅只身到北京供职，朱安则在绍兴家乡伺候着周老太太鲁瑞。1919年11月，鲁迅的经济条件已比较宽裕，他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的一个院子，把母亲、朱安和两弟弟接了过来，鲁迅自己住阴暗潮湿的中院，母亲和朱安住前院，大弟周作人和弟妹羽太信子、以及二弟周建人住后院。
　　
　　 接朱安来北京燃起了朱安的希望，然而北京的生活却和她期待的完全不同。鲁迅还是不理她，像对待一个陌生人一样，甚至比陌生人还冷漠。朱安做的菜鲁迅往往不吃，母亲在时才勉强吃几口；朱安为鲁迅做的衣裤，,鲁迅连试都不试就扔在一边，朱安后来不敢交到他手上，只把缝好的棉裤放在鲁迅床上，鲁迅看到后把它扔到了院子里；朱安到鲁迅房中为他铺好被子，他大发脾气，把被子抖落在地；一些学生来拜访鲁迅在客厅交谈时，朱安微笑着捧上水果点心，也让鲁迅十分厌烦。
　　
　　 鲁迅不喜欢朱安，但也做好了牺牲一生的准备，他在《随感录四十》中说：“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
　　
　　 不过，随着许广平的出现，鲁迅终究还是开始了另一段人生。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京去了厦门大学；1927年10月，他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1929年5月,鲁迅回北平探母，告诉母亲许广平已有身孕。得知消息的朱安心情激动，她第一次向别人吐露了心声：
　　
　　 “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儿一点儿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她说这些话时，神情十分沮丧。她接着说：“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鲁迅母亲）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当时的报章关于她的报道。
　　
　　 自此后，她一直和鲁迅母亲生活在一起，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直到1943年鲁母撒手人寰。在她人生的最后四年里，朱安生活十分清苦，没有经济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她仍在执行鲁迅的遗嘱：“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除了鲁迅好友沈兼士等人的赠款外，她对其他人的捐赠均予以谢绝；对北平《世界日报》欲为她发起募捐，也说“不便接受”。晚年朱安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在北平病逝,走完了六十九年的凄苦一生。她去世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人。她的下葬处是婆婆鲁瑞身边，墓地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
　　
　　 对于自己这段婚姻，她临去世前不久是这样跟别人说的：“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