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悠长，因连续而未中断，所以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涌现过诸多的历史人物，演绎着一个又一个丰富多彩的历史故事。中国文化喜欢将历史人物归类，于是便有了忠臣、奸臣和佞臣之分。有好事者将忠臣、奸臣弄了个排行榜，评选出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忠臣、十大奸臣（对于佞臣未单独标列）。虽然评价的标准未必一致，但大体上还是不错的，譬如昭炳清秋史册的贤臣良相，有商纣的比干、周朝的周公旦、三国的诸葛亮、唐朝的魏征、南宋的岳飞和文天祥等，著名的奸佞之辈有鲁国的庆父、秦国的赵高、唐朝的李林甫、南宋的秦桧、明朝的严嵩、魏忠贤、清朝的和珅等。这些都是后人对前朝历史人物的评价，但是在当朝如何识别出忠臣、奸臣和佞臣，一直是个大问题。因为忠臣、奸臣和佞臣额头上并没有刻字，他们混杂在朝臣之间，实在让人很难分辨。
　　 忠臣、奸臣和佞臣并非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之间比较才出现的，譬如忠臣是相对于奸臣和佞臣而存在，奸臣和佞臣是相对于忠臣而存在，但他们一定是与皇帝互动的。贤明的皇帝远离奸佞之徒，昏聩的君主身边一定围绕着奸佞之辈。所以忠臣、奸臣和佞臣与皇帝（或领导）的个人品行和鉴别能力密切相关。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告诫阿斗，要“亲贤臣、远小人”。可谁为“贤臣”，谁是“小人”呢？诸葛亮没说，这让阿斗很难办。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欧阳修继续说，“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欧阳修在此将忠臣和奸臣置换为君子和小人了。似乎说明白了，但仔细一琢磨，还是让人一头雾水。因为具有奸佞特征的“小人”并不认为他“好利禄、贪财货”，他也会像君子那样宣称他是“守道义、行忠信，惜名节”的。因为皇帝就是天子，他对皇帝负责守的就是天子的“道”、天子的“义”，惜的是对“天子”忠的名节。更何况即便是一个奸臣和佞臣，也有慈悲或正义的一面，有的甚至还具备某种特殊的才能。但是搁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中，搁在朝臣对具体问题处理的过程中，搁在茫茫人海中，所谓的君子或小人，所谓的忠臣、奸臣和佞臣依然是难以分辨的。要用西方科学哲学的话来说，这在当时是“不可证伪的”。
　　 为了将忠奸分别出来，古人可谓耗尽心思，不惜以一个人的面相或骨骼来鉴别忠奸善恶，据说连曾国藩都干过此事，为此写过一篇叫《冰鉴》的书，可见辨忠奸是何等的重要。相面术依据的是“相由心生”。但因存在“大奸似忠，大伪存真”这种情形，所以以相面术来判定忠奸善恶，仍然存在极大的风险。而脸谱化一个人物靠想象就可以简单实现，本质上是思维惰性的体现。
　　 那么，到底如何来辨忠奸呢？由于忠臣、奸臣和佞臣是后人根据前朝大臣的品行及其影响给予的历史评鉴。所以通过对前朝臣子们在重大历史事件节点中言行的归纳，并以此形成一套范式来判断忠奸善恶，还是有迹可循的。果如此，对现在的政府单位、企业公司领导们识人用人，也有一定借鉴意义的。当然对于那些喜欢拍马溜须、贪得无厌、昏庸无能的领导除外，因为他们需要奸佞之徒来拍马逢迎，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和贪婪的欲望。
　　 鉴于臣子（或者下属）与皇帝（或者领导）发生互动关系，那么就存在以下几种情形。第一种情形：领导本身贤明甚而强势，如唐太宗李世民，那么作为下属如果像魏征一样，积极进言，不断纠正或完善领导的某项决策，此等下属就是忠良之辈。第二种情形：领导贤明或强势，作为臣子（或者下属）在决策的过程中只做壁上观，阴在一边，专等领导犯错误，然后阴阳怪气、指手画脚一番，或者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在执行过程中自作主张，偏离领导意图，甚至将领导意图故意曲解，致使结果与目标出现荒诞的背离，对于灾难再诿过他人，不敢担当，此等臣子（或者下属）非奸即盗，属于大奸大恶之人。第三种情形：领导本身暗弱无能，如三国时的阿斗。那么，作为臣子（或者下属）如果像诸葛亮一样，倾心扶持，不越位、不缺位，积极建言献策，则此等臣子（或下属）便是忠良之辈。第四种情形：作为臣子或下属遇到昏聩暗弱无能的领导，以为机会来了，欺上瞒下，操弄权术，玩弄领导于股掌之间，甚至以非正常手段逼宫，此等臣子（或下属）便是奸臣无疑。
　　 在奸臣中还有一种例外，那就是佞臣。佞臣没有是非对错的观念，他们是以皇帝（或领导）的观念为观念，以皇帝（或者领导）的是非为是非，此等货色专事谄媚。领导对的自然是对的，领导错的也是对的，他们只为哄领导开心，领导开心了，他就可以坐享荣华富贵。问题是他们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因为在他们的意识中将这种行为归为“情商高”，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并无违和之处。这等货色比之奸臣更为可恶，像秦之赵高，清之和珅，自私自利，贪得无厌，危害巨大，不可不察也。
　　 （编者注：百度检索为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