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临近年关，到镇上榨油的人就越多。天还没大亮，父亲就冒着严寒，吆着我家那头一到冬天就蜷着毛的瘦驴驮着油菜籽出门了。父亲之所以要赶在腊月十五这一天去榨油，是因为单日不逢集，榨油的人兴许会少一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村里杀猪的尖叫声此起彼伏，我们即使杀不起猪，宰不起羊，油是一定要榨些的。直到太阳要落山了，还是不见父亲回来。母亲在家里等得焦急，就叫我给父亲送些干粮去。
　　 这时，我毕业在家等分配，正是最百无聊赖的时候，巴不得找个事出去走走呢！
　　 今年的雪真多，隔三差五就下一场，一场还没消融，另一场又捂上了。雪封大地，落日熔金，寒鸦点点，心情久没有如此畅朗了，我大口呼吸，满鼻清甜，一气儿赶了十几里山路，到了镇上，找到父亲。可父亲说，一个相熟的人临走时给他留下了馍馍，他已就着油坊里的茶水吃过了，还有两三家才能轮到我们，趁着天还早，叫我赶紧回去。我说来都来了，待榨完了一起回去，也是个照应。
　　 油坊里机器轰鸣，直震得人脚底发麻。间壁堆放油料的屋子里，当地生着一盆炉火，炉火烧得很旺，跳跃的火光映得熏黄了的纸糊的顶棚红彤彤的。炉盆的周围，歪歪扭扭地靠着几只洋铁皮卷的茶罐子，茶罐子里沸滚的茶水冒出的白气在红光中冉冉升腾。等待榨油的人围着炉火高声地说话，谈兴很浓，似乎谁也没有焦急的意思。我插不上话，又无事可做，就想到街上去走走，这里可是我上了一年小学三年初中的地方。
　　 从油坊里出来，月亮已经升得老高了。
　　 镇子坐落在山梁上，海拔很高，前无山峦以作屏障，后无陡坡以供凭靠，每有风起，辄成气候，毫无约束，狂吹乱刮，不知休止。而今晚，也许是受了这月光的影响，尽管是彻骨地寒冷，却显得异常地安静而祥和，甚而至于有些妩媚了。街道呈南北走向，窄而长，东西两边，全是一字排开的高低错落的建筑，在这些建筑中，以商铺居多，有的是砖砌的墙面，更多的还是土坯的，偶尔才夹杂着一两家公家的单位或是居民的住房。背阴一面的建筑，挡住了月光，月光就只能照着街面的一半。白天没有消融的残雪，连同被无数的脚踩出的泥水，到了晚上，随着气温的下降，全都被冻得坚硬如铁。月亮照上去，似乎落了一层银霜，灰蒙蒙的，或者街面上本已落了霜，与月光相融而月霜莫分了。偶有临街未息人家的窗户里照出的微黄的光，懒懒地落在街面上，似乎在告诉夜游人入夜已很深了。
　　 镇上最气派的建筑——清真寺。当夜，它背着月光，给满院笼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显得越发神秘了，只有高悬在殿宇上空的那点细细的黄铜月牙，与天上的那轮满月相辉映，发着金属的幽光。学校坐落在地势稍高的一块大土墩上。踏着石砌的台阶走上去，隔着栅栏门，院子里还是平展展的积雪，月光静静地泻在雪面上，晶莹透明。窗帘半掩的屋子，时不时传来几声不成曲调的弄笛声。乡政府的对街，有一个理发店，理发店的门锁着，窗子上也上了木板，也背对着月光，漆黑黑、静悄悄的。要在白天，这里可是最热闹的地方。墙上歪歪斜斜地满贴着影视明星们的照片，一台硕大的录音机整天播放着流行音乐，什么《忘情水》《大海》《光辉岁月》……反复在熙来攘往的乡民们的头顶上飘荡。理发店是一个叫李小芳的姑娘开的，李小芳在深圳打过工，在天水学的手艺，穿一件紧身皮裤，人长得很漂亮，很时髦。打工回来的青年，时兴卷发头、牛仔服，理不理发，有事没事，总爱在理发店里打转，帮忙的帮忙，帮闲的帮闲，但只要有人气，理发店的生意肯定差不了。但帮忙的和帮闲的也时常因比阔气，争面子，而醋酸味十足，是非不断，摩擦不断。而我这种文弱穷书生，只能唏嘘远之了。
　　 这虽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山镇，却满足着四邻八方的乡民们简单的生活需求，是他们所能走出的大世界，所能经见的大世面。双日逢集，狭长的街道总是被肩挑背扛的人们挤得水泄不通，滑稽的人就大声喊叫“油来了、油来了”，可前面的人知道油没有来，即使真的油来了，那也没处让呀！尤其到了腊月，街道上早就没有摊位了，临时的小商小贩只能将鞋帽、对联、门神、年画、炮仗、香烛、钱马、猪肉、豆腐等一应年货，统统摆在与街道“Y”形相接的公路边上，工商所的几个人连饭都顾不上吃，一家挨一家地收管理费，实在忙不过来，还要请县上派人来增援。每天中午，由县城开往市区的那趟班车总是如期而至，满脸络腮胡子的司机就从驾驶室的窗子里侧身伸出圆脑袋来，一边焦躁地连摁喇叭，一边粗鲁地吼叫，可无济于事。在这拥挤的人流里，那些鸡贩子无疑是最惹人起眼的，手里提个弹簧秤，动作轻捷，说话麻利，眼神骄傲，在人群中穿来穿去，直到散集后，才坐在馆子里一边算账一边吃饭。而最龌龊的生意要数那些纠缠不清的鸡蛋买卖了，先是几个贩子围着一个提竹笼的人口干舌燥拉拉扯扯地讲价钱，讲来讲去终于讲好了，就分分厘厘地算账，什么“二的二，四的四，四四一十六”，哪怕一天书也没念的老太，竟也算得朗朗上口，我至今也不明白那究竟是一种什么口诀，怎么个算法。而在今晚，却是那样的更深人静……
　　 月明如昼，空空旷旷，只我一个人，踩着硬邦邦的冻土，漫无目的地游走着。
　　 我在家里一待就是半年，我自欺欺人，对所有的人，也对我自己，说最迟到了年关，分配的事就有眉目了。然而，就要过年了，分配的事还是杳无任何消息。父母已渐渐不再过问我分配的事，每天天一亮就冒了严寒去山上砍柴，一冬下来，门前的酸刺黑越越地堆积如城墙了。我自以为很聪明，再三劝阻他们别再砍了——要那么多的柴能有什么用，又不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既然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这样早出晚归还有什么用？但他们还是日复一日，一声不吭地上山砍柴。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头了，其实，一个农民，一年到头，甚至一辈子，所做的事情，除了糊口，有几件事情是真正能够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的，这账没法算，真要算清楚了，那就什么也别做了，何况，父母那是正在为我分配的事情愁肠着，只是嘴里说不出来而已，与其待在家里煎熬，还不如找些事儿做敞亮些，哪怕是最不划算甚至愚蠢的事。
　　 这半年的时间，一天一天将我对未来的一切憧憬、一切热情，一点一点地消磨殆尽了。剩下的，只是渴求尽快能有一份工作，不论这工作是什么，只要能让我自给，亦以给父母，就足够了。好在，就要过年了，过完年，管他分不分配，我横竖是一定要出去的。
　　 回到油坊，还在等候的人已没几个了，谈话也没了兴致，一个个哈欠连连，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卷。父亲责怪我去了这么久，榨完了油，却等不住我回去。一路上，我们不说一句话，只顾赶着冻僵了的驴子，踏着冻了一层硬皮的积雪咯噔咯噔地赶路。临近村口，月已中天了，家家的上空笼罩着一层淡淡的炕烟。
　　 人们已经睡熟了，只有我家的院子里还亮着那盏昏暗的路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