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有两幅传世名画，都诞生于宋徽宗时期。一幅是《清明上河图》，它是北宋全盛时期京都汴梁的风俗画，重点描绘了汴水两岸百姓劳动生活场景，显示出太平盛世的繁华和热闹，流传很广。另一幅是《千里江山图》，它是宋徽宗政治理想的艺术表达，是包括皇帝在内的文人士大夫，浪漫情怀和政治理想化呈现。
　　 近一百年来，《千里江山图》仅展出过三次。它主要以青绿设色，使用的矿物质颜料，石绿从孔雀石中提取，石青从蓝铜矿、青金石中提取，还使用了朱砂、雌黄、赭石、砗磲等。这些矿物质颜料历千年色泽鲜艳，却吸附力较弱，容易脱落。不轻易展出是保护的需要。所以，不只是普通观众与这幅名画“缘悭一面”，就连故宫内部的研究人员，也难睹其风采。
　　 《千里江山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为了加强对它的宣传，发挥它的作用，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演出中，展示了它的壮阔与豪迈，今年春晚则以它为蓝本，用舞蹈诗剧的形式进行了演绎。两次别出心裁的展示，都令人耳目一新，都给人以强烈震撼。
　　 《千里江山图》长11.9米，宽0.515米，比《清明上河图》长一倍多。它以概括冼练的手法、绚丽的色彩和工细的笔致，描绘出壮美山河，是存世青绿山水画中，最具代表性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千里江山图》名称始于乾隆时期的《石渠宝笈》，在康熙三十一年顾复的《平生壮观》，康熙五十年宋荦的《西陂类稿》中，它被称为《青碌山水长卷》和《设色山水一卷》。乾隆皇帝以《千里江山图》命名，可能与另一幅传为赵伯驹所作的宋画《江山秋色图卷》有关，两者在画风和色彩上有很大区别，但都属江山画题材。又赵伯驹名千里，字伯驹，于是乾隆皇帝灵机一动，拼凑架接，却恰如其分。再说乾隆皇帝的才情、风雅、权势，都足以为它锦上添花，从此，这幅画以《千里江山图》名世。
　　 《千里江山图》画在绢上，没有落款，后世根据赵徽宗时期的宰相蔡京在画上的题跋，才知此画的来龙去脉，才知其为希孟所作。宋代宫廷画没有题签是惯例，《清明上河图》《江山秋色图卷》都没有，前图作者张择端是通过古代文宪考证出来的，后图作者至今存疑。
　　 蔡京题跋：“政和三年闰四月八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后来，清代学者宋荦，那位把《千里江山图》称为《设色山水一卷》吏部尚书，在题画诗中写道：“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亲传笔法精。进得一图身便死，空教肠断太师京。”后人才知作者姓王，并对他的身世也有了进一步了解。
　　 赵佶是位另类皇帝，对文化艺术执着痴迷，他创造的廋金体流传至今，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当年，他亲设画院，广招门徒，王希孟就是天子门生。王希孟少年天才，十八岁左右花费半年时间绘成《千里江山图》，得到皇帝肯定，深受权臣蔡京喜爱。宋徽宗将画赐给蔡京，命其题跋，说是大宋第一书法，配上大宋第一图画，终是佳话。如今看来，还真是如此。
　　 关于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前三家大多无可争议，至于蔡襄蔡京两位堂兄弟，谁榜上有名，众说纷纭，正史多为蔡襄。蔡京的字除宋徽宗评价极高外，米芾也称颂不已。他确实是因为奸相之名，又因靖康之乱罪不可恕，而因人废字。苏轼是大学问家，又因《黄州寒食帖》在书坛享有盛名，是当时的意见领袖。苏东坡对二王父子推崇备至，对唐代书法总体评价不高，但他对颜真卿情有独钟，曾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苏东坡主张书为心画，除书法标准之外，还强调人格魅力，在他眼里，颜真卿是最符合儒家思想的正人君子。苏轼的思想引领时尚风，因此，宋朝人论书，把书品和人品联系起来不足为奇。蔡京政治上身败名裂，被儒家正统嗤之以鼻，不能位列“宋四家”，再正常不过。在中国书法史上，备受争议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元代的赵孟頫，一个是明代的王铎。
　　 客观地说，在《千里江山图》的两处题跋和乾隆卷首御题中，蔡京的字毫不逊色，但较之于图画本身，还都只是记录补充说明，并未喧宾夺主。
　　 经考证，《千里江山图》的主要取景地是庐山和鄱阳湖，最高峰即是庐山。我是江西人，这让我产生地缘上的亲近。该作品以长卷形式，在烟波浩渺的江河、层峦起伏的群山之间，有渔村街市、水榭亭台、茅庵草舍、水磨长桥，还有捕鱼、行船、游乐、赶集、吟咏、飞鸟等动景，动静结合恰到好处。人物虽小，但刻画得精细入微，意态栩栩如生。飞鸟虽是用笔轻轻一点，却以展翅翱翔之态，令人赏心悦目。
　　 《千里江山图》内涵丰富，它的另一处元代书画家溥光和尚的题跋：“予自志学之岁，获观此卷，迄今已仅百过。其功夫巧密处，心目尚有不能周边者，所谓一回拈出一回新也。又其设色鲜明，布置宏远，使王晋卿、赵千里见之，亦当短气。在古今丹青小景中，自可独步千载，殆众星之孤月耳。具眼知音之士，必以予言为不妄云。”就是很好的说明。
　　 我不是专业人士，又没能欣赏到真迹，对它的艺术表达不甚了了。但反复观摩，也觉得《千里江山图》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细致入微，还展现了泱泱大国的恢弘气势，要用舞蹈表达出它的深远意境，绝非易事。
　　 《只此青绿》以《千里江山图》为蓝本，通过舞者形象及妆容、舞蹈编排、特色服装，借助年轻的身体和头脑迸发出的灵感，表达了思维的张力，表现了《千里江山图》的无穷意蕴。
　　 《只此青绿》的群舞，作为山川河流、雾气飞鸟实现了与设色意境的融合，呈现了高远、深远、平远，带来的跌宕起伏。领舞与群舞配合，实现了由近及远一望无际的构图。在用动态舞蹈创设出丰沛的距离，构建出广阔的虚拟空间中，领舞的作用至关重要。
　　 领舞孟庆旸鼻梁高，眉距宽，面颊少肉，面容舒朗，少有起伏，加上她“酉鸡出辰”大部分以侧身展示，增加了疏离感。这种疏离感，不完全等同于冷。就像张爱玲1954年摄于香港的那张照片，她穿着斜襟中式短衫，一手叉腰，身子后倾，头微微上扬，清朗的面容上，挺直的鼻子尤其引人注目，再加上她睥睨的眼神，给人的感觉虽冷却高贵。孟庆旸的面部妆容，对比鲜明，色泽简单干净，眼部颜色寡淡，削弱了她作为人的感情流露，进一步增强了与观众的疏离感。与张爱玲照片给人的感觉如出一辙，无形中在观众心里搭建了一座通向过往的桥梁，再由此上溯宋代历史，无疑是贴近了一大步。
　　 从舞蹈的编排特色来看，也独具匠心。在舞者面部表达带来疏离感的基础上，通过队形的错落变化，像杠杆一样翘起更大的空间，并按照“山欲高，尽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水欲远，尽出之则不远，掩映断其派，则远矣”的理念，采用笼罩与遮挡的手法，拓展出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在此背景下，舞者的足下动作比较收敛，主要通过演员躯干强调线条美，后颈、背部、手臂、侧腰或长或短的线条，表现出“曲径小桥山月过，烟深锁豆蔻，花垂千万朵”的雅致。“青绿腰”是巍峨的山型，也可表现为望月、垂丝、卧云的姿态，再通过侧身遮挡，把整体感截断，舞者的姿态又像是飞鸟，像是流岚，像是流水，一切都活起来了。“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感觉油然而生，灵动、舒展、开阔，让我们也享受到了苏轼式的通透与豁达。
　　 在中华文明史上，宋朝绝对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对像他一样的武将格外忌惮，文人士大夫当官治国，人才辈出，文化繁荣，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唐宋八大家”宋六家中，“苏三家”“赣三家”绝无仅有；指南针、印刷术、火药三大发明应运而生；东京汴梁手工业、商业发达，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货币“交子”。在那样的盛世繁华中，宋词达到了鼎盛，绘画艺术也达到了鼎盛。绘画要求“远观气势，近看质量”，细致精微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千里江山图》达到了一个高峰，它的技法以及渲染的意境，后世可以学习描摹，更可以推陈出新，赋予它全新的生命力。艺术是相通的，《只此青绿》虽然是舞蹈诗剧，但却是对《千里江山图》的现代解读，是一种推陈出新的伟大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