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父亲辞世，让我时隔多年后第一次在老家过年。上次在老家过年还要追溯到父母都健在的时候，仔佃想来，时间的跨度至少也有四十多年。上次在老家过年，恐怕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年，也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最后过年了，那种全家人欢聚一堂，其乐融融的场面此后再也没有呈现过。因为此后过年，不是你不在，就是他不在，总没有聚齐的时候。
　　 今年滞留在老家，我曾主观地臆想，老家的年肯定是一个与我居住的小城的年有所不同的年，但结果却令我极度失望。
　　 如今老家的年，与我居住的小城的年没什么两样。老家人大概在过去一年中很少与外出打工的子女团聚，因而都窝在家里，过着自家的年，叙说着各自离愁别绪，鲜有人在村道里走动，整个村子显得冷冷清清，没一点年味。
　　 没有了父母，只好将就着住在亲戚家。因为烦闷，便独自登上站村后的堡子山。站在堡子山上，心情颇不平静。这些年，国家实施的乡村振兴计划，使村子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子变得整齐了，美观了，水泥铺就水泥路连接着各家各户，翻新的房子让我质疑这是曾经生活十七年的村子，高大气派的门庭和洁白院墙，让我分辨不出每户人家姓甚名谁。院墙上那彰显当地文化特色的图画让人感受国家富民政策给新农村带来的变化。退耕还林让村子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秀了。
　　 过年之时，置身于巨变的村子，也让我感受村子已经消失的表象。没有了以往早晚袅袅升起的炊烟，听不见鸡鸣犬吠，以及过年时此起彼伏的鞭炮声，看不到孩子们在村道里嬉笑打闹。就连以往在年三十去镇上置办年货的热闹集市，现在早已不复存在。从堡子上向东北方望去，清晰地看到整个镇子店铺空落落的。我不禁在脑海里打着问号，这还是曾经的老家吗？还是我魂牵梦绕的老家的过年时的景象吗？
　　 在我的脑海中，贮存着老家的年，那应该是大人有说有笑，孩子穿新衣，放鞭炮，嬉笑打闹，有糖果，有压岁钱，有赶年节的繁闹年货集市，有弥漫着年的气息的空气，有袅袅升起在村子上空的炊烟。
　　 贮存在脑海中的年距离现在有些久远，但是，回忆起来，依然清晰可见，温馨如故，仿佛刚过去不久。从内心深处来说，真留恋去过的年。
　　 过去的年，正值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代。那时的年，买什么还要凭票供应，布票，棉票，肉票，粮票，油票是抢手货，没有这些稀缺票证，便吃不好，穿不好，也就过不好年。那时的年是在小孩的期盼中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来的，是在大人费尽心思地如何过好年关的煎熬中度过来的。
　　 那时的年，不像现在，等着临近年前的一个多星期开始置办，要啥有啥，将就点的人家，一两天就能置办全过年用的所需东西。
　　 那个时代，物资短缺，买什么，买多少，需提前计划。这就有了一进入腊月便拉开了过年的序幕一说。从牲畜圈里往外出粪垫土，到往自己家里地里送粪；从囤积烧坑的毛衣，干粪，到积攒烧火做饭干柴，都是为了过好年打下基础。
　　 除了物资储备，还要提前计划最为棘手的钱的来源。家境差的人家，没有经济来源的，早早便筹备计划过年用的开销。进山割毛竹，砍柴火，为的是逄集拿到集市上卖，换回过年所需的年货。有些会编织手艺的，从深山老林里割回来毛竹，不但扎成扫把卖，还编成背篼，竹笼，等农用工具。有木匠手艺的，趁年前赶做时兴家具，好在集市上卖好价钱。除了这些，自家秋天种的，冬天储存在地窖里白萝卜，胡萝卜，白菜，大葱都是拿到集市上卖的紧俏货。一些手巧的女人，甚至拿着平时做的枕，鞋，鞋垫，手织的袜子在集市上卖。只要能变成钱的东西，都可以拿到集上卖，然后换来过年的对联，年画，以及小孩穿的新衣服，以及必不可少油盐酱醋茶。舍不得杀猪杀羊的人家，还要计划着买几斤肉过年。年对老百姓来说，不但承载着辞旧迎新的使命，还被赋予了更深远的意义。
　　 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身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操心的不仅仅是柴米油盐，而是怎样让年过得像模像样，让人看着像是一个端着国家饭碗人家过的年。
　　 我家人多劳力少，挣的工分自然就少。每次遇上生产队分什么，我家都是最少。所幸父亲有工作，才让家里的日子过得不那么寒酸。
　　 那会父亲参加工作时间不长，工资也低。一大家子全指望父亲那点可怜的工资。平常日子倒好，但到了年关，就让父亲捉襟见肘。真如当地人所说的那句顺口溜：好过的日子，难过的年。
　　 对于过年，用村里老人的话说，就是富有富的过法，穷有穷的讲究。宁可穷一年，不能穷一天。即使穷，但也有讲究，尤其是过年，是一年的开头，是辞旧迎新，更要有讲究，千万不能马虎。
　　 对于一家十口的大家庭，仅靠一个人的工资支撑，日子已经够难熬了，再赶上过年，便更入不敷出了。
　　 即便这样，每年腊月都要杀头年猪以备过年。对于年猪的喂养，就全落在了体弱多病的母亲身上。从开春集市买回的猪仔，到年底被喂养成十百多斤的大肥猪，都是母亲从洗锅的泔水，磨面剩下麦麸，洋芋蔓磨成粉料，夏天我们从外面山地田埂上打回来的野草，慢慢喂起来的。
　　 有了一头猪，就有了过年吃的肉，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个年过得便不会差，也意味着我家是几百人的大村里为数不多杀猪过年的人家。不说大人脸上有光，就连我们孩子在伙伴面前都是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态。
　　 肉有了，只能说年货上台面，但其他东西还要置办，比如烩菜用的白萝卜，白菜，粉条，大葱等都要置办。父亲上班，年三十才能回来，母亲又体弱，办年货的事多半由大哥来完成。招待亲戚用的茶，白砂糖，孩子们吃的水果糖，核桃，花生，枣子，瓜子等，父亲多半在县城事先买好了，等年三十放假那天用他永久牌自行车带回来。
　　 在办年货的同时，穿的衣服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也是父母最愁肠的一件事。一个大家庭里，给谁穿谁不穿都是一件难取舍的事，想要每人一件新衣是不可能的。
　　 在凭票证的年代，布票棉票不是谁能得到就得到的。即使父亲托人也搞不到我们家所需的布票与棉票。棉花票与布票成了那个年代限制人们穿衣的一道不可逾越的警戒线。
　　 父母权衡再三，只能给年老的和年幼的每人一件。其他人穿修改后衣服，即便这样，我们兄弟姐妹仍很满足，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没新衣服穿，新鞋每人一双是雷打不动的，新织羊毛袜子也是每人一双。为了保证每人都有一件新的衣服一双新的鞋与袜子，全凭母亲姐姐在平日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熬了无数个日日夜夜才赶制出来。
　　 新衣服，新鞋，新袜子做好后还不能穿，由母亲压在她那就寝的屋子的一个胭脂色箱子里，等到我理了发，洗了脚，熬到大年初一早晨，才能穿的。那是在经过了最为神圣的祭祖仪式，经过了一家团聚在一起，拿着父亲准备的压岁钱，嘴里含着水果糖，和核桃，枣子，花生，瓜子，啃着骨头，然后说说笑笑静等除夕后的又一个令我们孩子期盼的时刻。
　　 这样的过年境况延续了将近二十年。一年又一年的年关压弯了父亲脊梁，也催老了父母的容颜。等我们兄弟姐妹均己长大，先后成家立业，那如释重负般的年关才从父母的肩上卸下来。
　　 等我们接过年关这一重担之时，时代却已进入商品时代，计划经济的桎梏早已不复存在，任何东西不再是按劳分配，而是过渡到按需分配。即便这样，我们兄弟仍感到肩上所承受的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这种压力似乎与以前不甘人后的好胜心理没多大区别，但还是有着你好，我却比你更好的攀比心态。
　　 时代日新月异，经济条件节节时代日新月异，经济条件节节攀升，赶年集早已成为历史，过年也早已不是一年家庭之主的关口，但赶年集度年关过程却深深地烙在了与我一样的异乡游子的心里。
　　 去年这个时候，还在家乡小城的医院里陪着八十八岁的父亲过年，今年这个时候，父亲却已入土八十天，他老人家在那冰冷的土下，陪着母亲过他另一世界的年。不知那个世界的年怎样，但肯定不如这个世界的年丰富多彩。
　　 以往过年与父亲闲聊最多的是过年所经历的种种不易，以及现在的好政策给人们带来的美好生活。而今天，父亲不在了，我只能将这些感慨深深地埋在心里，算是与过世不久的父亲又一次节日长聊。
　　 时代进步，社会飞速发展，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让国人翘首企盼的年褪去往日的光环，也今天的年越来越没有年味。之所以没有年味，是因为现在啥都不缺了。其实，任何东西都这样，何况年呢！在物质匮乏年代，年味之所以很浓，是因为物质不丰，年味才显得很浓，年所赋予的寓意也弥足珍贵，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