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的小学校，是一个只有四个年级的教学点。读完四年级，经过全乡统考，成绩合格的，是要到乡中心小学念五年级的。
　　 四年级一学年下来，我们全级的总共六名学生，五名都考上了，只我一人被卡在了乡中心小学的大门之外。
　　 开学的时候，我又不得不去送他们。我们村离镇上有十多里的山路，大人们便都提早地在镇上人家的院子里给他们租定了房子的。那一天，看着他们忙碌而欢快地收拾行李，我想，我是永远地走不出这村子了。
　　 此后，我就很怕见他们。当我听说他们星期天领了镇上的同学来村里玩，我就躲在家里一天都不出门去。
　　 经过复读，第二个学年下来，我终于考上了乡中心小学。
　　 乡中心小学有宽敞的教室，明亮的方格玻璃窗外，是两棵高大碧绿的垂柳。老师们衣着干净整齐，脸白手净，全然不同于我们村小学的老师。村小学的老师，一般都是本村人，不论是公办的还是民办的，往往是一边种地一边教书的，与这里的老师相比，简直是土得掉渣。而上体育课的时候，老师会拎着一大网兜的各种的球。在这众多的球里，我只认得篮球，因为我们村的小学校里就有一只被磨损了一层皮的没有篮球架的篮球，就这么一只篮球，那也是高年级学生的专利。
　　 镇上的学生，管我们乡下的学生叫“乡棒”。因为他们不仅见多识广，头脑灵活，行动利索，而且就连说话也与我们不同。他们喜欢用舌尖顶住牙齿说话，比如，他们把“shi”说成是“si”，尽管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发音比他们更接近标准音，可人家的好听，新鲜，一开口，就知道那是镇子上的人。
　　 在刚开学的那段日子，我们这些“乡棒”格格不入，有时候，我甚至开始很怀念起我曾经做梦都想离开的那个村子里的小学校。
　　 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刘老师，是刚毕业分配到这里来的。刘老师似乎从来都不会笑，对我们又非常地严格。在课堂上，他会不时地向学生提问，而且要求我们用普通话回答问题。所以，在刘老师的课堂上，我总是非常地紧张，生怕他会点了我的名叫我回答问题，因为在这之前，我们这些“乡棒”学生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
　　 但你怕什么它就偏偏给你来什么，躲是躲不过去的。一次，刘老师果然就点着我了，我站起来，脸红得发烫，心跳得厉害。我是准备用普通话回答的，可话到嘴边，不知怎的还是变成了“乡棒”话了，惹得全班的同学都哈哈地大笑了起来。刘老师做了个手势，叫大家停止笑。刘老师说回答正确，但强调在他的课堂上，回答问题必须用普通话。他走下讲台，站在了我的身边，不知怎的，当刘老师站在我的身边的时候，我竟渐渐地镇静下来了。他说，讲普通话，最难的是开头，头开了，后面就习惯了，并让我重试。我终于用了小得连我自己都听不清的夹生的普通话重新回答了那个问题，竟又惹得大家呵呵地笑了起来。这一次，刘老师也笑了。但在这一次的笑声中，我心里暖烘烘的。
　　 第一次做作文，刘老师写在黑板上的题目是“我的某某”。这个“某某”可以是任何一个亲人，或是老师，或是朋友。我选的题目是“我的爷爷”，因为爷爷是我们家唯一能识文断字的，还做过生产队的会计，我的珠算什么“三九变”、“九九变”的就是爷爷教会的。爷爷是我的骄傲。
　　 那时候做作文，首先是打草稿，草稿打好了，才用蝇头小楷誊到方格的作文本上去。等写好了草稿，我便拿了草稿和一根白里透红的水灵灵的萝卜去请教一名也是“乡棒”但从一年级开始就在中心小学念书的已不是“乡棒”的“乡棒”的同学。该同学一边就着我的水萝卜吃馍馍，一边用蓝水笔在我的草稿上画上了密密麻麻的圈圈杠杠，其中我认为写得最文绉绉的最能为本篇作文增光添彩的一句被他毫不犹豫地给划掉了。我问这句不划掉行吗，他说坚决不行。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一句“背题”。我是头一次听“背题”这个字眼，果然是镇上念书的，这一下更增加了他意见在我心里的份量。
　　 请教完该同学，我心里就七上八下起来，不划掉吧，我怕背题，又会得罪了该同学；划掉吧，我又实在舍不得。直到要交正式作文了，我才咬了牙，下定了决心，把那句话用了上去。
　　 交了作文，我的心里就一直被这事儿给揪着，老不得踏实。我盼望下周一的到来，我也怕下周一的到来。
　　 但下周一还是到来了。上午第一节课就是刘老师的语文课。刘老师将一摞作文本放在讲桌上，他说，这次作文，看得出大家都用了心了，作文成绩普遍都不错，但最好的是《我的爷爷》这一篇了。
　　 我没听错吧？直到作文本发下来，我看见在被那同学用蓝水笔划掉的句子下面，刘老师用红笔逐字地加了点。这是真的，我身子几乎一下子就要从凳子上腾起来，飞出教室去，将这一消息告诉我的父母，告诉所有的人。窗外九月的阳光是那么的明媚，中心小学是那么的可爱。
　　 后来每一次的作文，我都是构思了又构思，修改了又修改的，直到满意为止。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作文，一直都是全班全级最棒的。
　　 其实，刘老师并没有教会我们如何如何地讲普通话，或是如何如何地做作文的技巧，而只是一个鼓励，就让我从此充满了信心，充满了上进的力量，从而享用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