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想套用汪曾祺先生《四方食事》的标题，写篇“儿时食事”。觉得拗口，改成“儿时吃事”，刚落笔即删除，读起来有点恶心。最后还是用了零食二字，加了引号，因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活跃于七十年代的童年里，是没有零食的。
　　 许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零食是个什么东西。虾条、薯片、鱿鱼酥、蔬菜圈、牛肉干、牛肉脯、猪肉粒、鱼片、果冻……在当时，这些都与我们无关。孙子们会说，那你们的童年太磕碜了。也未必那么磕碜，我们有手有脚有脑子，自己寻找，自主开发，总能找到许多饭食以外的小吃，津津有味，唇齿生香。
　　 “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小屁孩不懂《黄帝内经》怎么说，但知道春天来了，冰河解冻，残雪消融，城里不会有狗熊撒欢，而我们是时候街头野跑了。玩累了，嘴馋了，口袋却空空如也，三三两两朝煤场走去。
　　 煤场是那个岁月北方特有的商业业态，向居民出售煤炭和烧柴。堆放的劈柴是我们的目标，在七长八短的树干中寻找榆树皮。很快就有了收获，我们找到一大块榆树树干。去掉外表的粗皮，取出里层的嫩皮，撕一条放入口中，微甜，黏黏的，很有嚼头。嘴里嚼着榆树皮，继续玩耍，鼓起的腮帮子像是嚼槟榔，又像如今大人孩子们嚼口香糖，就是吹不出泡来。
　　 据《本草纲目》记载，榆树皮可以入药，味甘、性寒，无毒，具有利水通淋、安神健脾、化痰止渴的功效。看来这个榆树皮，还真是个好东西，怪不得我们小时候都比较皮实、抗造，盖因养生得法，百毒不侵。
　　 嚼着榆树皮，不知不觉中，油菜花开了。我们这座城市中，不会像婺源那里，有大片的油菜花盛开。空闲之地，种点油菜，春来花开，星星点点。嫩黄的花儿，招来了嗡嗡的蜜蜂，看得我们口水直流。没写错，的确是流口水，在我们看来，飞舞花间的蜜蜂，就是一个个飞着的蜜罐。从作业本上撕一张纸，三折两叠成“指夹”，套在拇指和食指上，一开一合，一只悬停在花蕊上的蜜蜂就落手里了。用口水润湿衣角，将蜜蜂尾部一触，毒刺留在衣角上。失去毒刺的蜜蜂，也就丧失了生命，我们吃到一滴晶莹的蜜，只有小米粒大小。
　　 这样的故事，原本不该写出来，也上不了台面。搁在当下，甭说“千夫所指”，单是小朋友们都会批得我们体无完肤。但是，我们小时候真的缺糖，缺甜食，缺零食，自找的那一滴蜜，说心里话，真甜，没齿难忘。要啥没啥的年代，我们除了渴望甜，还追求酸：那种细腰大肚的大蚂蚁，腹中是酸的。我也只能写到这个程度了，理不屈，但词穷。我愿意买二斤白砂糖，喂食蜜蜂和蚂蚁，以弥补童年不更事的过错。
　　 说到酸，有一种“零食”，也是我们的最爱：大山楂丸。这是中药丸，家长从单位卫生所开的药。那时，都是公费医疗，在不花白不花的心态下，谁家都会占便宜，开点大山楂丸。这些药很随意地放在抽屉里，不知是哪位“先知先觉”的小伙伴，发现了可以当糖果吃，我们就一粒一粒拿着吃。讲真，大山楂丸挺好吃，色泽乌黑，酸甜适口。唯一的毛病，就是越吃越饿。当时不明就里，后来才知道大山楂丸具有消积化滞的功效，用于食积、肉积。这便尴尬不已，粗茶淡饭的日子里，何来食积，谈何肉积？
　　 油菜花谢，槐花盛开。晚饭后，三俩小伙伴，踩着树瘤爬到树上，一人守着一个粗大的树枝，一把一把地撸下半开的槐花，再一把一把地塞进嘴里，很独特的甜，用大连话说“希甜希甜”的。夜色渐深，溜回家中，洗洗睡下，梦都是甜的。
　　 当槐花像冬天里的雪落满街道时，天气逐渐炎热，“洗海澡”便成了常态，也就是去海边游泳消夏。一个猛子扎到海里，一通畅游，上得岸来，人一下子就清清爽爽了。如今，到了这个关口，成年人自是鸡脖烤肉啤酒，大吃一顿，孩子们吃着大包小包的零食。我们那时没这些，想打打牙祭，得自己动手。被海浪打得脱离根基的海带，像一条琥珀色的纱巾，漂浮海面，随波逐流。别光看着，赶紧捞出来吃呀。一指多宽、一米多长的海带最是鲜嫩，取其根部肉质略厚一段，放到嘴里，黏黏的，鲜鲜的，正宗大海的味道。如果遇到退潮，找段铁丝，握成个简易齿耙。沿着滩涂寻找，见到一踩直冒水的沙眼，赶紧向下刨挖，很快会挖得一窝蚬子。在海水里涮去外表的黑泥，一手一只蚬子，对着一敲，蚬子皮破，连忙凑上嘴吃蚬肉、啜汁水，味道极其鲜美。生活中有些人，分不清鲜与咸，去海边吃一回生蚬子，就知道啥是鲜味了。
　　 除了挖蚬子，还可以捡礁石上的“啵螺”。圆形的，我们叫偏腚“啵螺”，长尖形的，叫“螺丝”，黑龙江那边叫“海瓜子”，比较形象。“啵螺”不能生吃，需要凉水下锅，煮熟了吃。
　　 等到秋风一起，我们不能去“洗海澡”了，也捡不了“啵螺”。这时，一些勤快的大嫂大妈会去赶海，把煮熟的“啵螺”端到街头叫卖，五分钱一小酒盅，买一毛钱的话，赠送一盅。偏腚“啵螺”，用大头针挑出肉来吃，有耐心的，把一个个螺肉串起来，一口吃下，肉美汁鲜；尖尖的“螺丝”，牙口好的直接用牙掰断尾尖，因为太硬，大多是用钥匙板上的小圆眼掰断尖角，嘬着吃。这是我们秋冬季，最常吃的零食，针尖挑着螺肉，或者一嘬一吸，鲜溜溜地冬去春又来。
　　 邻居高大妈没有工资收入，靠卖“啵螺”赚俩小钱贴补家用。赶海是件苦差事，寒冬之时，海边的风硬得像刀子，呼啦啦地割着脸。穿着长筒水鞋，趟着冰凉刺骨的海水，弯腰从礁石缝隙中捡拾一个个“啵螺”，一个潮汐之间，也就捡那么一小盆。回家后，洗净煮熟，端到街头。卖“啵螺”时，要保持十二分的警惕，防止民兵来了，连锅端掉。那时没有城管，民兵管这事，也不是因为占道经营，而是认定这种行为属于投机倒把，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墙角被挖了，但大厦没倒，我们义无反顾地迈入新时代。如今街头见不到卖“啵螺”的了，孩子们也不把“啵螺”当零食，“啵螺”反倒金贵起来了，一斤要好几十元呢。
　　 秋风扫落银杏金黄的树叶，白果就成了我们应季的“零食”。初秋时节，一柄柄扇形树叶之间，挂满圆圆的白果。这个时候，白果还没熟透，不会自行掉落，银杏树又高又大，我们无法爬上。于是，找来砖头石块，瞄着白果多的地方轰击，二十多粒白果成了我们的战利品。找来干树枝，点一把火，开始烧白果。不一会，火烧火燎的白果发出“噼啪”的爆裂声，当火堆中，没了爆裂声，白果也就差不多熟了。掰开果壳，绿莹莹的果肉，放到嘴里，糯糯的，一股清香。
　　 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这话一点不假。树上白果累累，土里还有一墩墩的“鬼子姜”，等着我们采挖。山坡下，或是庭院周边，一小片高高的、顶着黄花的植物，就是“鬼子姜”。夏天时，花儿盛开，椭圆细长的花瓣，像一个微小的向日葵，成片开放，密密实实，金黄灿烂。待一个个小“向日葵”凋谢时，土里深埋着又一个“零食”。握住“鬼子姜”的茎秆，用力向上提，连根拔出一大墩“鬼子姜”，深紫色，核桃大小的块茎，一个挨着一个，挤成一堆。用水洗洗直接就吃，脆爽中泛着一丝淡淡的甜。“鬼子姜”学名菊芋，也有地方叫洋姜，据说块茎中的菊糖含量很高，可以用来制作糖果、糕点等。瞧见没，小时候把“鬼子姜”当“零食”，还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
　　 秋愈发深了，我们知道，冬天里不再有可以作“零食”的美味。不满足在银杏树、“鬼子姜”下瞎折腾，把目光瞄向坐落海边的莲花山。莲花山不是什么大山，只能算作山丘，不像南方的大山，野果多多。但山上有红红的酸枣，还有飞来蹦去的蚂蚱，这就足够美好的了。
　　 山不高，林不密，低矮的山枣树一览无遗呈现眼前。红彤彤的酸枣挂在枝头，忙不迭伸手去摘，被尖尖的刺刺得“哎吆”一声。山风吹来，似乎听到酸枣树不屑地说，小样吧，知道厉害了？旁边来了一位大叔，把一块布放到酸枣树下，不慌不忙用一个棍子敲打着树，酸枣纷纷落下。实在是高，揍得酸枣树屁都不敢放。差不多了，大叔把布拢了拢，指着一小堆酸枣说：“傻小子们，吃酸枣吧。”抓起一把酸枣，放一颗入口，酸酸的，直抵后脑勺。
　　 “快看，好多蚂蚱在蹦。”循着小伙伴的喊声看去，微黄的草地上，褐色的蚂蚱蹦来蹦去，偶尔展开翅膀，努力一飞，却飞不多高多远。我们没什么网具，只能用手捂，用衣服扑打。捕着的蚂蚱用草茎穿成串，回家后烤着吃，焦黄灿然，肉质松软，味美如虾。
　　 记得去云南旅游时，导游介绍过“云南十八怪”，其中有“三个蚂蚱一盘菜”之说。后来听说，“油炸蚂蚱”是天津独有的风味小吃，甚至流行着一句歇后语：“烙饼卷油炸蚂蚱——夹（家）着吃去吧。”看来，我们当年的“零食”还是蛮有诱惑力的，可以佐餐，可以下酒，还可以回忆小时候。
　　 人到了一定年纪，总乐意回忆往事。我以为，回忆往事未必是因为恋旧，记忆中有许多东西很特别，值得咀嚼回味。一如小时候这些食事，越嚼越有嚼头，越品越有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