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
　　 今天早上4点多，王芳喊醒我。她说：“核酸检查的结果出来了，我是阳性。让我马上就走了。“
　　 王芳是我媳妇，3月15日那天做核酸，大家在小区院里排成长队。她跟我说：“我好冷，我回去了。到号你叫我。”我说：“好吧。”快排到的时候，我给她打电话，让她下来。她下来了，站在我前边。她没有按规定保持2米的距离，跟前边的人都不到1米。我们已经做了4次核酸，都没问题，所以也就有点麻痹了。后来王芳前边的那个人说：“我们太近了，得拉开点距离——我站中间吧。”他说的中间，是指两排队伍的中间。18日再做核酸王芳就阳性了。我有点怀疑是她前边那个说“我站中间”的人传染的。封小区了，我们都十几天没有出门，整天呆在家中，连续4次核酸检查都是阴性，怎么会突然阳性？只能是做核酸时候感染的，而那个说“我站中间”的人嫌疑最大。
　　 还有王芳太不拘小节了，太粗心大意了，太……总之用东北说就是“太大大忽忽”了。她什么都不当回事。疫情来的时候，别人家都准备了粮食、蔬菜和日用品，她什么都准备。她也知道别人都在准备，她曾告诉我说“白菜都涨了一倍的价了”。
　　 15日那天做的核酸，17日王芳就发病了。18日检查阳性。奥密克戎的潜伏期所说只有3天72小时。15日王芳出现了感冒症状：嗓子疼，咳嗽，后来还烧，腿上的肌肉疼。家里正好自检试剂盒，我让她自检一下，别是感染了新冠。她说就是感冒，她非常坚定，不肯自检。我百度了一下，新冠就有肌肉疼。她说她以前感冒也有肌肉疼。18日早上按规定做自检和核酸两项。王芳自检阳性，我是阴性。她不在乎地说她是假阳性，因为她感冒了。可是19日，无情的现实粉碎了她的幻想，核酸的结果出来了——是阳性。
　　 她一大早就走了，去方舱医院隔离去了。我看着她前一天晚上在电饭煲里泡好的米，心里非常难过。我偷偷地哭了一回。因为她去了方舱医院，而我却阴性在家。我想为了我不至于感染，我要给环境好好弄一弄。我打开所有的窗子让对流风尽情地吹进来，虽然有点冷，但我觉得这个值。然后我又用消毒液在屋子里喷了一遍。我又做了一次自检，还是阴性。我连续两天自检阴性，我心里感到很安慰。
　　 上午9：57，有人给我打电话。对方说他是市公安局的，这吓了我一跳。我想难道有什么案子误会到我了？对方问了我名字，然后说：“你核酸检测阳性，准备一下去方舱医院隔离。”我的信心一下子全崩溃了，我终于没能逃过。我不敢抗拒，你想公安局下的命令，那就是强制性的。但我还是有疑问，为什么我自检两天都是阴性，包括今天。公安局我不敢问，我问社区的人可以再给我做一次核酸吗？因为我有疑问，需要确认一下。可是社区的人一口回绝了我，他说：“你阴性的那个是抗原，核酸才是王道。”无论我怎么说都不行，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他说他不敢负那个责任，必须清零，不能让阳性的人在社会上活动。
　　 没有办法我只得去方舱医院了，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房门钥匙。我就给王芳打电话，问她能不能找人把钥匙送给我。她问方舱医院的人，人家说用不着，现在疫情这么重，你门上都贴了封条，谁敢冒着生命危险进去偷东西啊？她给110打电话，人家说非常忙，没时间。没办法，我只能虚掩房门了。家里还养了一只波斯猫，这小猫咪可要受苦啦。我用一个塑料脸盆装了一盆猫食，用另一个塑料脸盆装了一盆水，这些一个月它也用不完。猫咪虽然是独居动物，但它却离不开人，我不知道我们会隔离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回来的时候猫咪会怎么样。
　　 车来了，我从楼上下来，穿上防疫服上了车。车上只有我一个。后来又陆续上来一些人。通过聊天，我知道了很多故事。有个母亲，自己十几岁的孩子阳性，母亲虽然是阴性，但也只能跟着孩子一起去隔离。还有两个老人，一个90，一个95，家属也是阴性，但是也只得跟着老人一起去隔离。车上的人病情都很轻，有的毫无症状，有的只有点轻微的咳嗽。大家都很乐观，都说就是个感冒，几天就好了。还有人说，中国好，有病用车接你去医院，外国得了新冠都没人管。
　　 那个95岁的老年人的家属不断地说：“你说我们都三年没下楼了，整天呆在家里，怎么会传染上新冠——就是他们做核酸的给传染上的！天天做核酸，每次都是阴性，最后倒底给我们做出阳性了！”一个中年男人说：“你不能怪做核酸，不做核酸怎么能动态清零？做核酸是没有错的。你传染上新冠可能有很多原因，没有证据不要乱说。”那位家属立马打住，不再说了。
　　 车到了方舱医院，我们都顺利地入住了。可是那两位90多岁的老人还有那个孩子就麻烦了，这里只收18岁以上和65岁以下的，而且要没有症状的。医生说他们这里没有药，无法给重症的和老年人冶疗。他们没办法就给疾控中心打电话，但是电话打不通，没人接听。他们又打市长和省长的热线电话，对方回复，说：“让他们等待。”但是几个小时过去，还是没有解决。天黑了，他们苦苦求医生收下他们，后来医生终于收留了他们。
　　
　　 3月20日
　　 他们先登记的都去了1楼，1楼条件好一些，都是病房的正规病床。我登记得晚一点，因为我不愿意跟他们抢，所以我被分配到2楼。二楼条件差一些，没有正规病床，都是那种便携式的临时病床。2楼还几乎没有人呢，我们的病房里算上我只有3个人。第一天因为种种原因，晚饭8点多钟才吃。吃过饭我们就睡觉了。一觉醒来发现我们的房间里黑压压地睡满了人，房间里一共有27张床，现在睡了22个人。我很后悔晚上睡觉时没有戴口罩。
　　 我走出房间，在走廊里看到有人睡在那里。走廊里有很多空床位，是预留的，以防床位不够用。这些床上被褥等一应用品俱全，包括手巾、木梳、牙膏牙刷、拖鞋等等。我昨天曾有个念头一闪而过，就是睡在走廊里。因为这里人少，不会像病房里大家挤在一起，彼此呼出的病毒互相共享。
　　 派出所又给我打来电话，核实我在哪个方舱医院。总是接到电话，不断有人问我这问我那。他们需要上报材料，所以向我了解情况。我想如果我骗他们，他们就会上报了错误的材料，然后就会受到领导的批评。
　　 昨天我来的时候2楼基本没人，现在都快住满了。还有一些人不是本市的，是本市下辖县的。
　　 我给王芳打电话，问她在哪里隔离。她说她一个学校，在一楼大厅里，那里有280多人。
　　 昨天发了吃三次的止咳药，也就是一天的。
　　 我一直有锻炼的习惯，现在更是不能停下来。如果我停下来，身体的抵抗力会直线下跌。这里空气不好，到处是阳性，空气中病毒深度一定非常大。所以我要降低运动强度，避免大口呼吸。我在一个拐角处的楼梯扶手上压腿，在一个从来没人去的两层门的夹缝中锻炼。这里有点冷，但是没有那么多人呼出的病毒。但是有人看见我进去了，他也进来了，他不是来锻炼的，是来吸烟的。我这边运动，深深地呼吸，他那边悠然地吸着香烟。我大量地吸进二手烟。但是我几乎闻不到烟味，因为新冠病毒感染使我的嗅觉几乎完全丧失。这样在我锻炼的时候进来吸烟的人一直不断，以前他们没想到还可以进这里来吸烟，看到进来锻炼，他们发觉这里是个吸烟的天堂。这些人真不讲究，别人锻炼的时候，跑到人家跟前来吸烟。但是我又能说什么呢？这是公共领地，谁都可以随便来，爱做什么做什么。我不喜欢人家来吸烟，要么走开，要么忍耐。
　　 我们病房里有一个人说他是阴性，但是被弄进来了。为了证明他没说谎，他还打开微信让我们看他的核酸检测结果。我看了，果然都阴性。我说，既然你是阴性，那他们让你进来的时候是怎么说的？他说就说让我来，什么也没说。但是我不相信他说的，如果他真的全都是阴性，让他进来，他会乖乖地进来吗？肯定这里面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有一个整天在走廊里散步的中年男人，个子很高，他逢人就讲，他进来是冤枉的。他说他抗原检测是阳性的，就让他来这里了。等他进来以后核酸检测的结果才出来，是阴性的。但是人已经进来了，就不能出去了。然后他很沮丧地握着帽子蹲下身去。按照他的说法，跟我正好相反，我是自检抗原阴性，但是核酸阳性。我感觉他像是在演戏，这些人的话听就是了。谁知道谁说的是真，谁说的是假？人们总是把自己的经历编得非同寻常，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比方跟我一起坐在走廊的床上聊天的那个人，他就特能装，他说人家告诉他，他可能是阳性，也可能是阴性，不能确定是阳性。但是却让他进来了。我真不敢相信会有人这样通知别人核酸检测的结果。他也没有让我看他的检测结果。
　　
　　 3月21日
　　 昨天晚上在走廊的床上过的夜。一开始在楼梯口那张床上睡觉，这里离别的床远，也就远离那些同样在走廊床上睡觉的人。刚要睡着，他些志愿者开会，就在我很近的一个拐角处，他们说声音非常大，像在吵架，一下把我的睡意全都弄没了。我想起柏杨说的一个故事，说在国外有两个中国人在说悄悄话，结果惊动了警察，以为他们在吵架。英国人很绅士派，说话声音就很小。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去学校的一个小吃店，一个英语系的外教是个英国人，恰巧他也来这个小吃店。他要了一份小吃。他说话那么小声音，用我们中国话讲，就是小蚊子声。这么小的声音跟他那高大魁梧的身材极不相称了。那些志愿者吵吵闹闹，到了1点多才开完会。我想这下该清静了，可以睡觉了。可是楼梯一直有人上上下下，走路的声音很响不说，还一路走，一路大声说话。谢天谢地，后来我还是睡着了。睡梦中听到电话铃声，我以为是早上了，我睡过点了。我接了电话，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她问我：“你去隔离了吗？”我说：“去了。”她说：“好了。”就挂断了电话。我看了一下手机，是凌晨2点钟。再次入睡很困难，楼梯上总有人上上下下，而且大声说话。我只好搬到远离楼梯的地方去。但是那里有几个痛苦的失眠者，他们眼巴巴地坐着，一动不动。但是他们却大声聊天，声音很大。他们骂骂咧咧，满脑子不满情绪。到了凌晨3点多，他们终于安静下来了。这以后我才算真正睡着了。早上6点钟就被他们的说话声吵醒了。
　　 昨天发了三袋中药泡茶喝。我老外了，把口袋撕开了。结果中药飘在水里，喝的时候总把药渣喝进嘴里。
　　 昨天发了连花清瘟胶囊。我在走廊里听到那个志愿者头头说，每个人一份，有人拿多了，就有人没有。所以我非常留神，不敢远走。后来发药了，但我还是来晚了。我们房间的负责人已经开始发药了，而且是发到最后几个人了。我就问：“我的发了吗？”他没好气地说：“你没有。”我说：“为啥？”他说：“你来晚了。”我知道他是对我的问法不满意。发完药又发口罩，他也发了我一包口罩。发完口罩他就走了。我想等他回来问问为什么没有我的。
　　 我坐在自己的床，我的一个临床的病友从床垫子底摸了半天，摸出一盒连花清瘟胶囊。他打开盒，抽出一板默默地递给我。我看到负责人是一盒一盒发的，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他把自己的一份跟我分了。我就说：“谢谢啦，但我不能要你的，你自己留着用吧。”他就收回去了。我说：“不是每人一份吗？人人都有。”他说：“药不够。”他叫苏晓明。
　　 我等了好久，负责人终于回来了。我就问：“为啥没有我药？”我问了两遍，发药的人很温和地说：“你去问问负责咱们屋的志愿者吧。”我就去了。
　　 我敲了敲志愿者的门，没有回应，屋里没有人。负责人也跟了过来，说话还是很温和。后来有个志愿者回来了，我就对他说：“刚才发药把我落下了。”他说：“都让在屋里不许出来，你干啥去了？”我的确没有听说这码事，于是我就说：“我一直在屋里，刚去刷牙，就把我落下了。”他说他不管，让我找负责我们屋的志愿者。我以为那个发药的人，也就是我们屋的负责人，就是我们的志愿者。我就说：“就是他让我找你。”他又说他不管，就走了。我回到我们屋，问大家志愿者呢。别人告诉我在对面屋里。我就进去了，看见一个人正在发中药，这个人不是我们屋的负责人。原来他才是负责我们屋的志愿者，我似曾听说过一个志愿者负责几个病房。我就对他说：“刚才发药把我落下。“先前跟我说话的那个志愿者也有这个屋子里，他看我进来就大声说：“他说你让他找我！”那个发药的志愿者睁大了眼睛看着我，高声问：“是我说的！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我知道是我弄错了，我原来以为我屋的负责人就是负责我们的志愿者。我就说：“反正有人跟我说过，我以为他就是志愿者呢。”他说这药两个人一盒的时候，我就明白了，我的临床，我那一份一定是在他那。
　　 负责我们的志愿者发的每人三袋中药，这些是药是泡水喝的。发到我们屋的时候，他指了指我的另一个临床说：“是不是你俩一盒连花清瘟胶囊？”我的这个临床马上摊开双手说：“不是我啊。”我知道不是他。志愿者说：“一会查查看是谁拿了。”我说：“不用了，不用了。我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