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回家的时候，发现院墙东面那块一米多高的土台子上，被母亲种上了三垅大蒜。蒜苗已经长出了地面，又粗又壮。
　　 那年，大蒜真贵，七块八块，有的地方甚至到了十块。
　　 母亲，正病着。她老是头晕，脑溢血后遗症。我带她来市院看过，说又有轻微脑梗。开了好多药。想让母亲住下来，她每天坐在阳台上往下看，看那些不认识的人，那些跟她不相关的车，那些离她很遥远的日光下，陌生的风景。没住过第四天，天不亮就爬起来，央我把她送回家。
　　 母亲一辈子没出过远门。那年带她去了一次海边，母亲晕得吐了。从那以后，她哪儿都不去，只是每年夏天暑假的时候我都会带她去趟县城做体检，来来回回一上午，她不吃不喝，安静地坐在车上，像个极听话的小孩子。
　　 母亲住惯了老家。她在那儿生活了五十多年。
　　 她离不开那儿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
　　 我家就在村中央的十字路口。每天，只要母亲把大门一开，摆好马扎小板凳，不一会儿工夫，门口就会聚集一堆人。西院的二婶，前院的大娘，后院的嫂嫂，还有过路的叔父大爷，走到这儿，都会歇会儿脚，约定俗成，这儿成了他们永远的驿站，说一会，笑一阵。
　　 他走了，她来了，母亲，就在这来迎来送往中，和这老屋一起，守着风雨，守着日光，守着朴素，守着平淡，在我的牵挂里，她一个人，一个院，一个家，日出日落，春夏秋冬。
　　 她离不开老家。
　　 我把她送回去。嘱她按时吃药。我实在不放心她一个人在家。在家住一两天，母亲就会撵我。她不想耽误我时间。
　　 等我再回家的时候，看见了院墙外的蒜苗。
　　 看着已经长到一搾多高又肥又壮的蒜苗，我不知道这么高的地方，母亲是怎样上去的，何况她还晕着！母亲自豪的对我说，从墙角踩着那些小石头，慢慢爬上来，扶着墙，慢慢犁开沟，弄了一上午。蒜今年真贵，有时都卖到十块钱一斤。种这些就够你吃了，就不用买了。
　　 母亲笑得很自然。
　　 她说，有时候感觉双脚踩在棉花里。
　　 我想像不出，她怎样爬上高台子，又怎样把二十多斤的一桶水弄上去的。那个土台子，父亲用一些碎石围着东面院墙砌了一圈，有的地方只有一米多宽刚刚站个人，这些年母亲常常在那种些菜，因靠大路，邻居们走到这儿谁家缺棵葱少个辣椒都可以随手采摘。碎石砌成，一米多高，我上去都要小心翼翼。我不知道，一个晕头转向的七十一岁的老人，怎样用镢头一下下刨开硬实的土地，又怎样一瓣瓣把蒜种放下去，浇水，盖土。起来蹲下，母亲，胖，一百四十多斤。一个上午，她是如何折腾过去的。
　　 第二年春天，蒜苗又长高了好多，依然又肥又壮。
　　 但是，母亲走了。
　　 她没有看到她亲手种的蒜苗长势有多喜人。
　　 夏天的时候，我回家收蒜，蒜头一个个浑圆壮实。
　　 我不用去外边买了。
　　 我的眼泪一颗颗的掉进蒜地里。不知母亲能不能感知，她种的蒜，丰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