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见过真神，还真不敢妄说。但细读他的文字，觉得他就是我小时候的玩伴，似乎我们曾经一起上过树，掏过鸟窝；下过溪，捉过鱼虾；爬过山，砍过柴、挖过笋、摘过覆盆子……相似的童年经历，让我们见字如面，仿如多年故交。去年春天，原本是有机会见面的，约好了与流年家人一起，去梅城探幽，去元头鼋赏樱，无奈疫情干扰，我最终未能成行。过后读流年家人寻访归来的游记，弄得我心旌荡漾，好在二哥一篇《湖岛飞花再识君》，再一次发出了邀请，我相信因文字结缘的流年家人，总有见面的机会，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我看了照片，一见如故的文友，生长在梅城。他许多年笔耕不辍，是流年的编辑，也是期刊《新安江》的编辑，在当地颇有文名。他有一个特别的笔名：妖怪山。不只是我，还有许多人都对他取这样的笔名好奇，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家曾住姚家山，当地话发音，酷似“妖怪山”，因此得名。
　　 这或许是一个诱因，但取名，或是成年后选择用名，看似风清云淡，但一定与赋名者的思想文化观念有关，与取名者的成长经历有关。
　　 中国姓名史，实际上是一部文化发展史，从来都是郑重其事的。
　　 姓与氏在远古时期是两个概念，“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姓是一种族号，氏是姓的分支。秦汉以来，姓氏才合为一体。中国人的姓氏大约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姓”是“女”和“生”的合体，这是一种原始生殖崇拜，与后来基于“天道”的原始宗教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一起，成为姓的最初来源。古老的姓大多有女字旁就很能说明问题。如姬、姜、姒、嬴、妘、妫、姚、姞为上古八大姓，都带“女”字，它们最初用于区别不同的氏族，而只有不同的氏族之间才可以通婚。姓的出现，标志着群婚制结束，新的婚姻制度产生，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氏”是从“姓”中派生出来的，与西周的宗法制和分封制有关，也是社会稳定人口发展的产物。如西周的“姬”姓王室分封各诸侯，把封地名称赐为“氏”，经过几百年的更迭，派生出来的有周、吴、郑、王、鲁、曹、魏等四百多个“氏”，成为现代姓氏的最早来源之一。
　　 与姓氏的隆重出场相匹配，传统取名，都比较讲究。按照家谱，都有字牌，还要因循传统赋形释义。如根据五行缺啥补啥的原则，选择一些与金木水火土有关的字用做名字。民国及其以前的人，除名外，有字，还有号。大名是爹妈等长辈给的，字与号，尤其是号则不同，大多反映了本人的志趣、经历和喜好。如蒋介石，原名瑞元，学名志清、中正，字介石。很显然，瑞元是他的谱名，志清、中正和介石，应该都是他自己的手笔。“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有出处，但并不是绝对的，只是要三思而后“改”。
　　 笔名，类似以前的字或号，有意无意，总归要表达自号者的意趣。有的体现观念，有的寄托理想，有的承载愿望，有的憧憬美好。我的这位文友，以“妖怪”之名行世，是需要勇气的。毕竟妖怪家族中的主要成员，是由畜生修炼而成，虽然具有人形或近似人形，也有一定的法力，但通常会对人有一定危害性，从来都是一个贬义词。
　　 “妖怪山”用做笔名，可能是一种观念外化。妖怪山，真名沈琪彪，浙江建德人，父母是乡村小学的老师，小学校最辉煌的时候有过40几位学生，后来渐趋没落，直至消散。妖怪山在那里上小学，读初中时去了乡里，寄宿，每周回一次家，翻山越岭单程要跋涉好几个钟头。妖怪山擅长写小说，有时我想，他那曲折的故事，一定与他走多了的蜿延盘旋的山路有关。
　　 中国道教发源地隐匿于山，这大概与道教清静无为的哲学思想有关。四大道教名山分别是湖北十堰的武当山、江西鹰潭的龙虎山、安徽黄山的齐云山、四川都江堰的青城山，成为中国最主要的道教圣地。
　　 浙江多山地丘陵，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道教在此承平日久，流传至今还有十大道观分布于天姥山、天台山、雁荡山、括苍山等地，香火不断。
　　 说到天姥山，自然就会想起李白脍炙人口的名篇《梦游天姥吟留别》：“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李白在此开宗明义，说的是自古以来，人们寻求道教的海上仙境，纯属子虚乌有。蓬莱如此、方丈如此，瀛洲亦如此。但天姥山作为道教第十六福地，虽然忽隐忽现，但还是有迹可寻的。天姥山在唐以前一直是道教名山、文化名山，要不然李白也不会对它魂牵梦萦。在他的文章中，无论是“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的路数；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的遐思；还是“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的做派，表现的都是神仙居所，都是道家的出场模式。
　　 李白是个落拓不羁的人，他受不了儒学的束缚，同时，唐代的李姓王朝，为了标明他的正统和出处，把道家的创始人李耳奉为始祖，道教一度成为国教广受追捧。浙江天台山的道教宗师司马承祯曾受到武则天和唐睿宗的召见，到玄宗时期才应召进京，曾经与李白在天台山至古剡县途中有过一面之缘，并对李白产生了深刻影响。李白在《大鹏遇希有鸟赋》一文中，提到了司马承祯嘉勉他“仙风道骨”，给予李白莫大的鼓励。
　　 老子是道家思想的创立者，道教则是道家思想指导下的世俗化发展，为道家思想开辟了一条立足民间的广阔道路。其宗旨是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和济世救人。它的显著特点是：崇尚自然，清静无为，随遇而安。
　　 说到崇尚自然，妖怪山一定是个典范。每次他发在群里的照片，不是在山里，就是在进山的路上。那些令人垂涎三尺的自然馈赠，有野花野菜，有雾霭流岚，有朴实得掉渣的风土人情。前不久，他晒在群里的桑椹、覆盆子晶莹剔透；蕨菜、竹笋鲜嫩水灵，让我产生飞奔而去的冲动。想象中身临其境，云蒸霞尉的壮观场面，真的是有些飘飘欲仙了。
　　 有人说，每一个中国人心头，都隐藏着浮浪特性和爱好浮浪生活的癖性。受道教的影响，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都或多或少呈现出游戏的姿态。
　　 清静无为，是一种游戏的姿态吗？是，但恐怕不全是。读了妖怪山的散文《高岭，亦近亦远》，我很向往他的逍遥自在。文中的阿细，应该是他的妻子。夫妻二人夫唱妇随，有着共同的喜好，都秉持返朴归真的愿望。高岭，那个妖怪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他们三次起意，最终成行。山路的崎岖和抵达不易，都未曾消磨他们的兴致。那位发小的熊抱、阿细弄堂口的倩影、年轻后生的好奇，连同对老房子的探望留恋，都勾起了夫妻二人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在平常人看来的穷乡僻壤，在他们眼中竟然成了世外桃源。但逍遥，终归有世俗的羁绊，阿细的父母，远在彝乡的一对老人，是他们唯一的牵挂。
　　 事实上，妖怪概念出自道教，降妖祛魔一直都是道士的使命。东晋文人干宝的《搜神记》中指出，“妖怪者，盖精气之依物者也。气乱于中，物变于外，形神气质，表里之用也。本于五行，通于五事，虽消息升降，化动万端，其于休咎之征，皆可得域而论矣。”“精、气、神”，阴阳五行等概念及理论产自中国，都是道教的核心内容。
　　 佛教传入中国，就走上了一条与道教相融合的发展道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古典小说《西游记》为例，孙悟空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以猴子修道，学会72变，掌握一定的法力后，得不到天庭承认时，被称为“妖”；得到天庭承认时，被尊为“神”。最后他由于护送唐僧取经，皈依佛门又成了“佛”。《西游记》是一本道家佛家思想杂糅的小说，判定“妖”与“神”或是“佛”，它采用的是两个体系中的不同标准，但在对善恶进行评判的过程中，在人类对美好追求的共同性上达成了统一。
　　 我虽然没见过真神，但妖怪山的形象已在我的脑海中定格。中等个子，黝黑的面庞，虚缈的一对小眼睛，充满对未知世界探求的热望。那样一身穿着打扮，仿佛是随时随地都做好了上山的准备。一件蓝色的工作服，一条洗得泛白的牛仔裤，一顶黑色的毡帽，一双变形的运动鞋，如果再点一支烟，与我印象中的老农毫无二致。可从他身上透露出来的平和、率直、本真、无欲无求，以及他的坚毅、笃定，即便喊着他的名，也不可能把它与妖怪联系在一起。叫这样的名，可能与它的自信、叛逆、底气有关。
　　 前些天，为写这篇文章，我与妖怪山沟通。他说，“世人以为妖怪都是坏的、害人的、可怕的，这是一种偏见。我以为妖怪有善有恶。”当我问及，“妖怪有一定的法力，你想借助法力实现怎样的愿望？”他回答说，“三天两头见一些悲惨的事（天灾人祸），希望不要有。”
　　 他的这些说道，还真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道教早已为动物修炼，开辟了一条光明之路。只要一心向善，妖可以修炼成仙。妖确实有好坏之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妖有狐妖妲己、蛇妖白素贞。前者坏，后者好，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为她们贴上的标签。
　　 浙江正好是白素贞的故乡，许仙与白娘子的爱情传奇流布很广，道士法海镇妖义不容辞，至今西湖边上还有一座“雷峰塔”。记得读过鲁迅先生的《论雷峰塔的倒掉》，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是有事实可证的。试到吴越的山间海滨，探听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蚕妇村氓，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恙的之外，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
　　 《清平山堂话本》中有一则《西湖三塔记》，讲的也是一个镇妖的故事。道士将水獭、白蛇和乌鸦用铁罐封了，压在湖中心，造了三座石塔镇住，最终成了西湖一景，就是著名的“三潭印月”。
　　 有这样的文化积淀做后盾，谁还会为是不是妖怪而自寻烦恼呢？妖怪山对自己有信心，他希望通过努力修为，得道成仙，并借助法力，去除人间灾难。
　　 所以，我想文友沈琪彪用“妖怪山”做笔名，除了对大山的热爱，是不是隐含某种愿望，为了某种追求，是要实现某种价值？我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