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天，当杜鹃、布谷以及另一种不知名的鸟声响起时，我便会结合时令特点，用自己的语言来诠释这三种特别的鸟叫声，并不厌其烦地欣赏这恰如时分的鸣唱——穗穗黄，穗穗黄……布谷，布谷……豌豆挂角，豌豆挂角……
　　 它们一遍遍重复的叫声，唤醒了残梦沉沉的古村山乡，唤醒了含情脉脉的青苗绿芽……此时地里的麦苗便开始了疯长。
　　 如果你正巧路过田野，或许能够听见麦苗拔节发出的脆响，或者看到抽穗扬花绽放的炸裂。在一声接一声的鸟鸣催促声中，它们很快就会变得黄澄澄、金灿灿。
　　 故乡的山野从山上到山下，便似铺上了一层巨大的彩绸，又似一层金色的瀑布和波浪自上而下地流淌、流淌……
　　 收获季节到来前，父母便提前准备好了一应农具，如镰刀、绳索、背篓、背架、扁担、箩筐、撮箕、风车……我们便跟着他们一起去到田野学干农活，体验“汗滴禾下土”的滋味，感受“粒粒皆辛苦”的辛劳。
　　 麦子是旱地作物，割麦要么得蹲下身子，要么得弓着腰背，不管你采取哪一种姿势，时间一长滋味都不好受。太阳高照，麦芒刺人……那份辛苦自然是不可言说。
　　 辛苦换来的是快乐和满足，青黄不接的日子已成过往云烟，眼前麦收的幸福来敲门，谁会不欢欣鼓舞呢？趁着天气晴朗，我们将割回家的小麦连草带粒铺在院坝里，让太阳将草晒得干干的，麦粒就与麦壳实现了初步的分离。再用连枷一遍遍地敲打，除去麦草后，麦粒还含羞地藏在麦壳和碎草中，我们再用风车将其分离，一颗颗金色的麦粒这才完全裸露在我们的眼前。
　　 麦粒要变成口中之物还需要一个加工的过程。从前乡下缺少机器，所用的器具便是家里已经传承了好几代人的石磨。那石磨分磨盘和磨搭勾两部分。磨盘是用一块巨大的石头锤铣而成，中间略略凸起，上面安放着磨心，磨盘周边是一圈圆形的磨槽。磨心由上下两块坚硬的石头做成，契合之面也用锤铣敲打出一道道细微的磨齿；下磨心固定在磨盘上，上磨心是活动的，一处还被洞穿了一个孔，要磨的粮食就从孔中放进石磨。磨搭勾由立木和横木组成，通过磨柄与磨心相连。立木是一根结实的曲木，曲木头上安插着一截短粗的铁棍，铁棍插入磨柄的孔里可以三百六十度转动。横木垂直地架在曲木的另一端，二者连接处还做了一个三角架支撑。父亲从房梁上垂下一根绳子系住横木，乡下的石磨就这样形成了。别看这小小的石磨，它可是来自远古祖先的发明，足以成为石器时代的象征，并一直延续到人类的近现代农耕文明，与“麦儿黄”成为人们幸福的组成。
　　 父亲点起煤油灯，在磨孔处用细粉做出一个“围堰”，粮食就放在“围堰”里，随后一个人青筋鼓胀地推动横木，一圈一圈转动上磨心，粮食就一点一点从“围堰”中滚入磨孔里，面粉从上下磨心间的缝隙出来，沿下磨心在磨槽中高低不一地形成一座座小小的“山峰”，像一幅特异的山水图；碎粒则在磨槽中滚落得稍远，父亲将它们扫拢，重新放进磨孔里，经过再次碾压，它们才变成了白净的面粉，用不了多久，他额上的汗水就涔涔而下。当我们身子骨还小的时候，父亲一推动横木，我们就跟着跑动，不仅不能帮他出力，反而会成为他的负担，但父亲没有嫌弃我们，还面带笑容地鼓励我们，我们也跟着笑起来。我们稍大些才能真正帮上他，有时候却一边推磨一边打起了瞌睡，父亲便时快时慢地推动，用不一致的速度给我们提神醒脑，还教我们学唱自祖辈流传下来的《推磨歌》：“推磨摇磨，做个馍馍，去接外婆，外婆走不来，就用滑竿抬……”。此时磨心中发出了“霍霍霍”的响声，磨搭勾也配合着发出叽叽嘎嘎的声音，我们的笑声语声和那两种声音掺和在一起，成了乡村夜间一首特别的奏鸣曲。
　　 当然，上述的加工过程只是第一道工序，粮食要完全变成粉末，还需要用络筛筛漏一遍，络筛下面的细粉可以直接使用，络筛上面的颗粒则还需要进行几番研磨才能使用。这样的过程颇为繁复，这里就不一一细述了。
　　 我们和父亲忙碌的时候，母亲并没有闲着。此时她已在灶房里烧好了开水，并将我们研磨出的细粉调制好，或者捏成团下到锅里做成面疙瘩，或者将它们做成面条或馍，又或者做成面皮，在里面包入一些用蔬菜肉粒或核桃花生粉做成的“芯子”，简朴的生活便丰富起来多了一些滋味。我们一边吃着这样的食物，一边唱着欢快的儿歌：麦儿黄，麦儿黄，粒粒麦儿亲似娘，又是面来又是馍，搅团（煮熟的糊糊）粘嘴味道长……
　　 事实上，我家的生活只是那时乡下人生活的缩影。在所有的邻居中，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侯婆婆一家人。
　　 那时候侯婆婆已经接近古来稀的年纪了。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她与丈夫韦公公过着分居的日子，一套房子被他们硬生生从中间隔开，各自从一道小门进出。在我的印象中似乎韦公公从来就没有下地干过活儿，每日里仅看见他一个人靠在一把简易的躺椅上吞云吐雾……
　　 韦公公不干活还贪食，记得有一次邻居家请客，邻居家准备的东西并不丰盛，食物也就一大锅面疙瘩。韦公公可能是因为饿得太狠的原因，他一连吞咽了三大碗面疙瘩，那面疙瘩乃死面做成，在肚里很不容易消化，韦公公一连几天打着“狐臭嗝”，大家更是老远地躲避他，生怕被那股臭气熏着了。当然，韦公公的名声比起他的“狐臭嗝”还要臭。在“夫权至上”的偏僻乡下，夫妻分居的情形在那时是十分鲜见的，我曾纳闷，作为一个弱小的女人，侯婆婆当时的勇气来自哪里？后来我才明白，她的勇气应该来自她勤劳的双手以及那片麦地和年年岁岁的“麦儿黄”！
　　 侯婆婆带着两个儿子过活，大儿子跟着她种了几年庄稼，后来跟人到陕西挖矿去了，多年音讯全无；小儿子也并不争气，整日游手好闲，难见他踏入庄稼地半步，成了人更难得见到踪影，后来他独自一人出去找大哥也如石沉大海。侯婆婆年老体弱还得承担沉重的农活，早已没了人样儿。每到农忙之时，父亲母亲都会帮助她，他们的行为萌发了我心田“仁爱”的种子，我也会不时向侯婆婆施以援手。
　　 记得有一年割麦的季节，侯婆婆一个人割下了一大片，然后才一捆一捆地往家背。劳累加伤心，她竟然眼前一黑倒在了麦地里。可巧那时我从高中学校回来路过她的麦地，立即过去帮她卸下麦捆，并将她扶正，掐人中，揉心捶背，过了好一阵侯婆婆才缓过一口气来。趁着她歇息的当儿，我一连几趟帮她把麦子全部背回家里。此时婆婆的眼里早已滚落着感动的泪水，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来。这件事传到相邻们耳朵里，我一时名声大噪，得到了许多人“好人必有好报，高考必将高中”的祝福！
　　 当我得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侯婆婆还特地卖了几斤小麦赞助我上学，我也因此流下了感动的泪水。侯婆婆去世后父亲带人将她埋在了那片麦地里，每次路过那里，我都会专注地瞧上一眼她的坟茔，并祝愿她在自己的麦地里得以安息……
　　 现今乡下人口锐减，侯婆婆的那片麦地早已变成了草地，我家的麦地也已经撂荒，故乡的山野树翠草绿，金黄的麦地只剩了零星几块，但季节一到，杜鹃、布谷等鸟儿的叫声还是会准时响起，那叫声提醒着时令，回味着过去，似乎也是在呼唤这片山野的魂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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