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四十年代，朱自清《雅俗共赏》中就对“雅”与“俗”作出了详尽的解释。回顾汉唐、元明清以来，中国文学体裁、方式的变化。时隔五年，复读之。也有一番感慨，深觉雅俗共赏仍是近代至当代，文学中需要注意的首要。
　　 论雅俗共赏，实为讨论文学体裁、辞赋、文章或小说的用语。在大众印象里，汉朝的赋、三国魏晋的诗词，都是典雅或高雅的。唐宋后，诗词才逐渐、慢慢被人民大众所接受。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由高雅到大众化的转变。
　　 雅俗共赏，之于唐代与宋代，才真正应用于文学实践中。谈到雅俗共赏，须先谈魏晋文学。作为继承汉赋的词体，魏晋文学呈现出清丽高玄的特点。到了两晋又出了陶渊明、谢灵运。诗词赋用的都是雅言，即文人士大夫钟情的文字。辞藻旖旎、诗律空灵。乍读起来，音韵绕梁。
　　 但在中国历史上，人民群众总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文化水准相对于这些思想高渺、云山雾水的诗词作者来说，无法理解文学作品的含义。于是，文人士大夫中；开始主张“雅俗共赏”。创造出一种既保存雅致风骨、又适当口语化、能为大众知的文学。“共赏”指雅人与俗人，共同欣赏之。中唐的韩愈发动的“古文运动”主张关注社会问题，写现实的文学。说的也是这条路子。中国的雅俗共赏，也正从中唐开始。韩愈率先举起这面“雅俗共赏”的大旗。
　　 到了宋代，宋词的出现便是“雅俗共赏”的最佳典范。其中，集大成者当属“苏轼”。东坡曾言“以俗为雅”直接点破了这条文学发展之路。宋代黄山谷《再次杨明叔韵》更明确记载“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提出“举一纲而张万目”。
　　 再论雅俗，实是中国文学，介乎高层士大夫与中低层、广大民众间，早已存在的鸿沟。雅俗共赏，便是架起桥梁。雅俗欣赏的鸿沟在于“民众只能、只爱欣赏通俗的、甚至低俗化的。而文人、高素养人群则欣赏高雅、有深厚底蕴的文学”。这在欣赏上、审美艺术上是条鸿沟。反观之“雅俗共赏”则更像自中唐、宋代以来的大胆、富有创新的尝试。文人尝试着开创既能保留风骨、高雅的；又被民众广泛接受且易于通懂的作品。
　　 我总觉得，朱自清写《论雅俗共赏》实质是看见“中国文学的问题”。这个问题，古今皆有。高层知识分子、权贵阶层对文学的理解、欣赏，相对于平民跟底层大众，存在的“文化误差”。这种误差追溯到本质是源于不同的阶层接受的教育不同。千年中，衍变为不同的思想。有的思想是积极向上的；有的思想跟认知是低俗的。而在文人们争相研究“文学”的“雅俗共赏”的出路时，又难免遇到雅文，如何通俗的问题。
　　 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如果雅语、高深的思想，用的多、占的比例大。普通民众就很难读懂、也很难接受。但如果，完全按民众的期许、喜恶去发展文学、拓新文本格式。又难免进入通俗、甚至低俗化的死胡同。于是，就出现了两难。这两难，又构成两种、彼此对应、对立的文化：底层的低浅文化、畅销作品；高层正确的，却又深邃难懂的文化。前者似乎是元曲、明清小说的延续；后者则承继了唐宋诗词。这两种文化、衍生出的精神相互独立又对立、影响着对方的发展。“雅俗共赏”从中国古代开始，到民国达到高潮。但仍然没有结束。我个人觉得，这更像新旧文化的“融汇”与“碰撞”。在此，影响着文化的繁荣、与大众接轨与否……
　　 雅俗共赏，在不同时代；遂阐释出不同的奥义。在当代，雅俗共赏依然是中国文学应该留意的问题：我们呕心沥血写出的，无论佳作与否，能否被大众熟知、欣赏。大众常抱怨“文化精英写出的好作品，他们却读不懂；或不想读”。说是“读起来累、难”。最生动的例子：2013年莫言老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时；《蛙》在畅销排行榜上，只居第十位。郭敬明《小时代》却在畅销榜的前三位。
　　 之后又有评论指出“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民众的不读书、读书少”。导致了与正统文化的距离，日渐增大。我个人以为，有部分原因，确实如此。但也不完全。一个人的欣赏乃至于他人的欣赏，相对于作品的优劣好坏，其实，一直都是主观的。作品的好坏，较之为客观。但放在不同文化下，评判的标准又不同；产生欣赏的差距也不完全归咎于读者的欣赏水准。这里，都很难讲清楚。
　　 雅俗共赏便又成为当代的中国文学应正视的事。发展出大众乐于赏读、易于接受的；但又不完全低俗的文学体裁。乃当务之急。我觉得，雅俗共赏的突破口是“文学语言”的“通俗化”、“小说思想”的“现实化”。关注底层的苦难、中层的彷徨。以这个为基础，探索新文学的表达。这在俗的部分其实“俗”或“口语化”的只是表面。而思想依旧是积极向上的。正如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座谈会上倡导的：我们要写出积极向上的、带有个人特征的、有思想的作品。但作品又得符合现实生活、贴近社会底层的问题的文学。雅俗共赏，也正应以此为主要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