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堂叔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与父亲同族，有没出五服的同辈血缘关系。他跟我父亲走得特别近，有事没事总爱来我家，和父亲聊一些杂七杂八的琐事。堂叔为人真诚、做事热心，在他年轻的时候，为村里办过不少实事，时隔多年我仍然记忆犹新。
　　 堂叔从小不喜欢读书，爱交朋结友，讲哥们义气，做事总喜欢挑头。他身体发育的比较快，初中没毕业，就长成一米八几的大个头。堂叔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细爷爷，在镇里工作，见堂叔不爱读书，但长得人高马大，经过一番考虑，决定送他去部队当兵。
　　 三年后，堂叔退伍回家，令人刮目相看。不但成熟稳重，而且积极上进。他退伍后，先是被安排在瑞洪镇城管队，他一边工作，一边拜师学艺——学习硬气功。堂叔有在部队训练的功底，又能吃苦，他是师兄弟中硬气功练得最出色的一个。堂叔表演的油锤贯顶、腹压千斤、汽车过人的功夫，令人折服。他家的相框里装满了表演硬气功时拍的照片，看过照片的人对他啧啧称赞。堂叔学来的功夫从不用于恃强凌弱，相反，他还会对其他城管队员野蛮执法、欺压百姓的行为极力阻止。
　　 后来堂叔在镇里还干过计划生育工作。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对计划生育抓得紧，对于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拒不绝育的实行强制性措施。堂叔为人善良，于心不忍，加上割舍不断的乡土情结，他思前想后，决定回村参加村长竞选。堂叔人缘好，又在外面闯荡过，见过世面，当选村长是众望所归。回到村里，他不但亲自耕田种地、搞渔业养殖，还承接一些小的工程项目，帮助村民脱贫致富。
　　 记得堂叔为村里做的第一件好事是解决通电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家乡那个贫脊的小山村还没有点上电灯，夜晚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照明只能依靠萤火虫般的煤油灯，而距离我们四五里地的集镇，早已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当时热播的《霍元甲》《再上虎山行》深受孩子们追捧，电视剧中的情节在脑海中来回翻转，我们都恨不得夜晚快点到来。每天，我早早吃过晚饭，跟着大一点的孩子往集镇赶。一开始至于到哪一家能看到电视，那是不一定的。有的人冷漠，有的人热情。其中有一家人见一帮乡下孩子走了老远路过来看电视，心生怜悯，便把电视机摆到院子里露天播放，还热情地拿来板凳给我们坐。
　　 后来周边大一点的村子陆续通了电，堂叔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于是召集村里的年轻人商量架设线路的事。那时无论是村集体还是村民都一贫如洗，兜里掏不出几块铜板。标准的钢铰线和水泥电线杆自然是买不起，他们商量后决定买便宜的铝芯护导线，再砍些杉木替代水泥电杆。在堂叔的带动下，说干就干，一帮年轻人开始行动起来，买线、砍树、挖坑、架线，没过几天，线路真的架起来了，电灯也亮了。小小的山村一下子灯火通明，孩子们高兴得手舞脚蹈，从此结束了走老远路蹭看电视的历史。
　　 上任伊始，堂叔一心想为村里办点实事。解决了通电问题，接着就谋划修路的事。村里弯弯曲曲的土路，雨后泥泞不堪，行走困难，修建水泥路迫在眉睫。苦于囊中羞涩，堂叔又和之前架设通电线路一样，利用村集体仅有的鱼塘租金采购水泥、砂石等材料，然后组织村里的劳力，挖路基，拌水泥，铺路面。过不多久，笔直的水泥路就修到了各家各户，老头老太太高兴得合不拢嘴，连堂叔家的大黄狗都欢天喜地在新修的路上撒起欢来。
　　 堂叔从小到大，上学、当兵、工作，对于农活，十指未沾，回归农村后他开始主动亲近土地，学习耕田种地。他勤劳好学，经常来我家向父亲请教种地的方法和经验。堂叔第一次犁田，牛在前头，他在后头一步一趋。他一手扶着犁，一手牵着牛绳，有时脚深陷在泥巴中迈不开步子。牛也欺生，走走停停，趁堂叔趔趄的时候紧走几步，又在堂叔跟上步子的时候停下来，任他怎么吆喝也安然不动，把堂叔急得满头大汗，却也无计可施。他急得团团转，那狼狈的样子，惹得一群孩子围观，并嘻嘻哈哈笑个不停。
　　 自从当了村长，堂叔便极力帮助群众改善生活条件，除加强硬件建设外，也关心村民生活状况。有位村民四十几岁，妻子长期卧病在床，几个子女还小，一家大小就靠他一人操持，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堂叔为了帮助这位村民脱贫，拿出自己仅有的积蓄，承包了村口的鱼塘，带他一起养鱼。承包鱼塘的租金是堂叔出的，赚了钱五五分账。明眼人都能看出堂叔吃了老亏，可堂叔不这么认为，他说：“大家乡里乡亲的，能帮一把是帮一把，只要都能过上好日子，我干什么都高兴。”
　　 2002年，依村而过的昌万公路开工建设，瑞洪大桥施工标段项目部就设在村庄附近。堂叔有意与大桥承建方项目经理频繁接触，项目经理见堂叔人品好、能力强，便将一些附属工程交给他负责，身为村长的堂叔摇身成了包工头。于是，堂叔组织本村村民参与大桥建设，我的父亲也是当中的一分子。父亲当农民工，参与大桥建设的这笔额外的收入，极大地缓解了我家的经济压力，许许多多村民也都因此而改变了生活状况。
　　 堂叔念书不多，却对读大学的我特别关心。1995年9月的一天，秋高气爽，是我出发去学校报到的日子。那天，堂叔十分兴奋，同我的家人一起，喜气洋洋把我送到瑞洪码头。临行时，堂叔语重心长地嘱咐我要努力学习，说他自己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1997年，堂叔到南昌办事，特意抽空来学校看望我。我本想叫他到学校食堂吃饭，堂叔却拽着我到学校门口的饭店，说是给我改善伙食，补充营养。分别时，还塞给我一百块钱。
　　 2000年，大年三十，除夕之夜，我站在老家的阳台看弟弟放烟花爆竹。阳台护栏几天前才砌好，还不牢固，受我身体的挤压，整面砌体向外侧翻，我也顺势栽了下去，人瞬间失去知觉。当我从昏迷中苏醒，发现我半躺在副驾驶室，大哥正使劲开动他的四轮车，窗外“哗啦啦”下着雨，后面不时传来“一二三、一二三”加油推车的号子声，还有母亲断断续续的哭声。好不容易到了镇医院，当我看到浑身湿漉漉的堂叔和家人时，泪水瞬时模糊了我的视线。年三十晚上，镇医院的医生都回家团聚了，堂叔打了好几个电话，才请来了他熟悉的医生。那时，堂叔还不满四十，又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他凭着一把力气，抱着我拍片，做各种各样的检查，然后把我送进手术。他忙前忙后，额头上分不清汗水还是雨水交织在一起，他腾不出手来擦一把，一直不停地往下流。
　　 堂叔此生最疯狂的事是与家人断绝来往。
　　 2005年，堂叔随大桥承建方项目经理到云南发展，刚开始他还时不时给家里来电话，渐渐地电话越来越少，最终断绝了与家里的联系，从此杳无音讯。
　　 一家人苦苦等待了十多年，堂叔的老母亲思儿成疾，眼睛都哭瞎了。他的结发妻子也早已青丝变白发，步入老年。当年他的三个未成年的儿女，在缺少父爱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家人亲戚朋友都百思不得其解，堂叔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变成了铁石心肠，置一大家人于不顾，说放下就放下了？
　　 2018年的一天，堂弟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电话是云南打来的，一定和堂叔有关。这么多年苦苦等待，终于等来了堂叔的消息，同时也等来了噩耗。堂叔在云南成了家，有个十来岁的儿子，如今堂叔得了癌症，时日不多，想回家看看，了却落叶归根的心愿。
　　 遵照堂叔的意愿，堂弟把他接回了老家。弥留之际，堂叔努力睁开眼睛，紧紧抓住老母亲满是皱纹的手说：“妈，儿子不孝，让您受苦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亲人们听着堂叔的忏悔，忍不住抽泣、落泪，最终原谅了他的荒唐和伤害。
　　 堂叔走的时候，下起了滂沱大雨，那些往事也在雨中化为乌有，那“哗拉拉”的声响像是一种诉说，诉说着堂叔给家人带来的不幸，也在诉说他自己遭遇过的种种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