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通过铸造的方式，在青铜器上留下文字，又叫“钟鼎文”，是继甲骨文之后，一种十分成熟的汉字书体名称。
　　 因为青铜器是金属红铜、锡、铅的合金，经数千年的化学反应后，表面会出现一层青灰色的锈，所以谓之为“青铜”，而古人将这种合金称为“金”，故而铸刻在青铜器的文字被称之为“金文”。
　　 青铜器最早出现在五千多年前，1923年在甘肃临洮马家窑村发现一处远古文化遗址。1924年，瑞典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安特生闻讯后到了甘肃马家窑村，并发掘了大量的上古时代代表华夏文化的彩陶器皿，他将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年-前2100年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定名为仰韶文化马家窑期。1944年-1945年，时任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到甘肃进行考古工作，认为甘肃马家窑村所展现的不属于仰韶文化，对之重新命名，称之为“马家窑文化”。
　　 1975年又在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一件单刃青铜刀，经碳14鉴定，距今约5000年。这是目前在我国发现的最古老青铜器，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青铜刀。由此证明是中国在5000年前进入了青铜器时代，也由此证明中国拥有五千年以上的文明。
　　 原始社会末期，陶器和青铜器的使用，促使中国进入了奴隶社会。在夏代，又出现了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代中期，青铜器品种十分丰富，包括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随着青铜器品种的不断丰富，青铜器的制作也趋于精美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出现在青铜器上。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青铜器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青铜器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因此，金文又被称之为钟鼎文。
　　 著名的青铜鼎器主要有：
　　 鸮[xiāo]尊：1976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商代后期盛酒器。鸮，俗称猫头鹰。鸮是古人最喜爱和崇拜的神鸟。尊口内侧有铭文“妇好”二字。
　　 毛公鼎：西周晚期青铜器物，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宝鸡市岐山县。因作器人毛公而得名。鼎上铭文32行499字，内容为周宣王对毛公完整的册命。为现存铭文最长的青铜器鼎，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龙虎尊：1957年出土于安徽阜南县的商代青铜器，是一件具有喇叭形口沿，宽折肩、深腹、圈足，体形较高大的盛酒器。用在祭祀活动中，与湖南宁乡出土的青铜器四羊方尊齐名。
　　 后母戊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市武官村，因其腹部著有“后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代后期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所铸。该鼎重832.84千克，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重青铜器。
　　 四羊方尊：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村，因尊四角各塑一卷角羊头，故称“四羊方尊”。此尊为商代晚期偏早青铜器，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青铜器“钟”主要代表是编钟。早在3500年前的商代，中国就有了编钟。但编钟兴起于周朝，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1957年，在我国河南信阳城阳城址出土的第一套编钟13枚，但最为有名的是1978年湖北随县（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约公元前433年)编钟，曾侯乙墓编钟由19个钮钟、45个甬钟，外加楚惠王送的一件大镈钟共65件组成。这套编钟之大，足以占满一个现代音乐厅的整个舞台。最可贵的是钟及架、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铭文多数错金。全部甬钟的记事铭文均为“曾候乙作持”5字，标明钟的制作和享用者是曾侯乙。这也足以证明了中国的音乐文化和铸造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它比欧洲十二平均律的键盘乐器的出现要早将近2000年。
　　 后又在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考古中，发现了比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早500多年，这或将改变对“编钟”起源的认识。
　　 在出土的青铜器中，以乐器中的“钟”和礼器中的“鼎”铸刻的铭文最多，金文被称之为“钟鼎文”也就理所当然了。
　　 金文在我国已有3000多年，而对金文研究的历史也十分悠久。据《说文解字·序》、《汉书·武帝纪》和《汉书·郊祀志》、《后汉书·明帝纪》等传世文献记载，早在秦汉之世，已有青铜器陆续出土。青铜器的发展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金文的书体，一般称为大篆或籀书，也有称为古籀的。籀是周宣王时的史官，籀书即为他所写的字书。
　　 金文产生的年代虽比甲骨文晚一点，但基本属于同一时代，因为文字的载体不同，在商代，有甲骨文、金文、玉石文、陶文等好几种，甲骨文虽然最多，但因商周的灭亡而沉埋泥土，存世的不多。复杂精美的金文随青铜器而流传下来，其“寿命”远比甲骨文长。
　　 金文是对中国商朝、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体的总称，可略分为四种，即商朝金文(前1300年左右—前1046年左右)、西周金文(前1046年左右至前771年)、东周金文(前770年—前222年)和秦汉金文(前221年—前219年)。
　　 商朝金文只有寥寥数字，铸有金文之青铜器日多，然所述仍十分简略，多为铸者或其先祖之名讳。至商灭亡时，方有文章出现，然其时最长之文，仅有四十余字。商代的金文字体瘦长，笔道遒劲雄美，行气疏密有致，结构严谨，情势凝重，各有风韵，但笔法粗糙、硬朗。有人将商代金文书法特点归纳为两种风格，一种是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起止多露锋芒，间有肥笔；另一种则是运笔有力，形体瘦筋，笔划多挺直，不露或少露锋芒。
　　 及至西周，金文渐兴，天子之事，如昭王南巡，穆王西狩等，多有记述。金文字数已达一千二百余字，且是一种独特风格且很成熟的金文书法艺术。西周早期的金文清秀优美，笔道首尾出锋，有明显的波磔，结构严谨，行款章法自如。作品风格质朴平实，多挺拔的悬针笔法，仍有甲骨文的影子。如武王时的《利簋》和《天亡簋》(或称大丰簋)，字体平易古朴，笔划方圆兼备，具有凝练平直之气。笔道肥粗，弯笔多，团块多。
　　 自平王东迁以降，铁器渐见，钟鼎等青铜器渐多，且亦能铸文于青铜器外侧，故金文所录，已非如当初般，只为王公大臣之事，战功、音阶等，皆有铸录。此时金文被广泛使用，堪称全盛时期。书法特征更趋完善，用笔方法更加丰富，字形更为完美。此时的金文风格凝重雄放，已显出金文的独特艺术。如康王时的《大盂鼎》、《大方鼎》等，书法凝练奇古，雄伟挺拔，遒劲华丽，从人形或以人为偏旁的字及王字等，多用肥笔，用笔轻重明显，被称之为“波磔体”。
　　 以周宣王时铸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铭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最长的。《毛公鼎》铭文的字体结构严整，瘦劲流畅，布局不驰不急，行止得当，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另外，《颂鼎》铭、《大盂鼎》铭、《散氏盘》铭、《大克鼎》铭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
　　 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后，诏令“车同轨、书同文”，立碑四方，所用之文字皆为小篆，且不再刻铭文于钟鼎之上，金文渐衰。及至汉代，民间多铸铭文于铁器之上，青铜之器，不再使用，金文从此不见于史。
　　 悠久的中华书法艺术无疑为我们的“文化自信”注入了不竭的源泉，我们有义务更有责任让中华书法艺术发扬光大，促进世界文明发展和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