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在他53岁的那年夏天去世的，那个日子和帽匣里的宝贝一样永远清晰地记在我的心里。
　　 1988年夏天，我刚参加完高考，高考的分数还没出来，我就在孤苦无助中永远失去了父亲。
　　 父亲出生在1935年，祖父和祖母从山东菏泽老家，逃荒来到山西垣曲定居。那个年代的“定居”并不像我们现在的人，有固定的居所，有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生活环境。那时候，山东洪涝灾害和自然灾害频发，当地的农民无法在本地生存，就拖儿带女、出门逃荒。当时人们为了活下来，只有到处“讨饭”和“逃荒”。讨饭和逃荒的人们四散五越，有的逃往东北方向，有的逃往山西，也有的逃往南方，但这些逃荒的人大多数还是选择了往北行走。
　　 祖父母在逃荒的过程边走边讨生活，于1934年秋天蹚过黄河到达山西地界，进入垣曲的老县城，他们在周边停留了几天，顺着一条小路爬坡来到了西原。也许是与这个地方有缘，到西原的第二天，他们竟然找到一孔半废的窑洞。窑洞离西型马村，不是很远，附近也有零散几户人家，他们就这样安顿住下来。
　　 北方的窑洞大都坐北朝南，平时不但采光好，到了冬天也背风。窑洞前还有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祖父祖母很开心，整理了整理，就住在这里。他们把随身的几只碗、一口小铁锅和一床破棉被，安放在窑洞里，就算是在这里安家了。
　　 这里的村民非常纯朴善良，初来乍到，对祖父母很热心。从此后，祖父母每天除了去附近村里讨点吃的，从邻居家借来橛头和铁锨，在附近找点荒地，好心的邻居又给了些种子，他们就这样居住下来了。
　　 第二年秋天，祖父祖母不但有了粮食，不再饿肚子，还幸运地生下了我的父亲。有了儿子，有了稳定的住处和可以耕种的土地，一年一年，祖父祖母的生活慢慢趋向稳定，父亲也在他们的呵护中慢慢长大。
　　 父亲从小没上过学，但他认识很多字，也会写字。儿时的父亲勤劳好学，一有时间就到私塾的窗台下听先生讲书，还自学写字，长大后不但能帮家里耕地种田，还识文弄字，很像个文化人。
　　 1955年，父亲和母亲结婚后，陆续生下了我的大哥、二哥以及大姐。
　　 1958年，垣曲县城从城关改迁到刘张的时候，父亲参与到新县城的建筑中，到县建筑队工作，后来父亲和其他同事一起参加了县城电影院的建设。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文革运动开始后，左派人员嚣张，很强势，父亲被排挤打压回到村里。村里的对立派也借着当时的嚣张气焰，严重排挤右派。村里当时有的人被他们迫害致残，妻离子散。为了保命，父亲在一个深夜逃离了现在的家，越过黄河隐居在河南。
　　 在河南的日子里，父亲遇到一位当地有祖传手艺的郎中，老人了解到父亲的身世，在一起相处的日子，教会了父亲正骨按摩的技巧和一些针灸技艺。
　　 父亲用心求教，耐心钻研。几年后父亲回来时已经是一个可以治疗扭伤、摔伤，感冒发烧、腹泻腹痛的土医生了。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父亲的手艺。我上小学时的夏天傍晚，父亲正端着碗在坐在院子里的石头上吃饭，邻居大婶一边喊一边走进院子。她说自己的男人不小心扭伤了腿，不能走路。父亲撂下手里的碗，起身就跟她走了，回来时饭早已凉透。听父亲和母亲对话说邻家大叔伤的还比较严重，应该是脚踝部位骨头有点骨裂和错位，父亲做了矫正后，消了肿，敷了点自制的草药才回来的。
　　 小时候，我经常听到有人受伤和生病请父亲帮忙的消息，方圆十来里，乡亲们有了伤痛都来找父亲，父亲总是笑脸相迎，一视同仁义务为他们解除病患。那时候，得小儿麻痹症的孩子比较多，而大家很少带孩子去医院治疗，父亲就用自己的按摩技艺为患者矫正，有一个男孩的家长为了感谢父亲，还把孩子认在父亲跟前做干儿子，我称那个男孩为哥哥，至今一直还来往着。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父亲和其他村民都分到了责任田。父亲种地很细致，耕地时田里不允许有一块石头和撂角，锄地时，田里不留一根小草，大家都夸他的地种得仔细。
　　 改革开放中后期，政府提倡发展国民经济。为了补贴家用，父亲在农闲时期到县城做个小生意，赚点零花钱。
　　 当时的县城不像现在繁华，街道上除了有几个菜农卖自己种的菜，就是零零散散几个水果摊位，除了百货大楼里有衣服、日用品等，还没有自由市场。
　　 父亲在大街小巷跑了一番，在七一小学校旁边租了七八平米的小房子，用几块木板搭了一张床，在窗口位置放了一个木板做的架子，作为桌子来用。临街的墙边用木板做了一个广告牌，上面用黑色毛笔字写着：正骨按摩针灸。
　　 父亲在县城开店两个多月后，我来县城参加高考，考后我步行到店里找父亲，父亲问了我考得怎么样，我说不知道能不能考上，我报的志愿是卫校。父亲微笑着说，考不上也没事，现在改革开放了，哥哥姐姐都已经有了工作，就剩我一个人在上学，只要我愿意上学，他可以供我继续复习。我听了之后很欣慰，心想自己赶上好时代了，肯定会有个好前途的！
　　 这段时间，我对父亲的针灸产生了兴趣，竟然缠着父亲教我扎针。父亲笑着告诫我，扎针可不是我想象那样简单，要想学习，首先要熟悉掌握人体的器官、穴位。人体有720个穴位，掌握不好，就做不了针灸。他从枕头下拿出一本发黄了的线装书，递到我手里，我如饥似渴地看了起来。
　　 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高考结束的第三天，肿瘤医院的院长来找父亲“闲聊”，临走时他示意我去送他，出门后，高院长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小声对我说，我的父亲前天去医院做体检，查出来是肝癌晚期，已经错过治疗的时机。他让我回家告诉母亲和哥哥，尽快把父亲劝回家，安度有生之年。
　　 听到这个消息，我愣在那里半天才嗯了一声。此刻我这才想起好多时候，父亲总是用手轻捂着肚子，说是肚子痛，他老是用喝盐水来止痛，还说可能是肠道有炎症。
　　 父亲回家没几天，躺在床上的时间就多起来。白天晚上父亲痛得无法入睡，他让我守在他身边，轻轻拉着我的手，在他身上找穴位。不到一周时间，父亲本就黑瘦的脸更加突兀，但他的双脚却肿得溜圆，好像稍微一碰就会流出水来。他痛得咬着牙呻吟，也不愿意吵到家人。
　　 回到家的第七天，父亲握着我的手说，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去医院里学个护士吧，他已和高院长打过招呼，我可以去找高院长。我忍住眼泪说，希望父亲能早点好起来，继续教我学针灸。
　　 父亲的眼神里透出一丝无奈，他摇摇头说：红，爸可能不行了，以后你要照顾好弟弟和你妈！
　　 那天夜里父亲实在痛得受不了，就请村里的医生为他注射了一支去痛药，凌晨时，父亲终于睡着了，但他这一睡却再也没醒来。
　　 我不愿意接受父亲去世的事实，仍然固执地守在父亲身边，要等他醒来，直到父亲入殓那一刻我才疯狂地大哭起来。
　　 出殡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浇向所有的人，大雨夹着冰雹，像发了疯的狮子打倒了地里的庄稼，打掉了树上的叶子。荒水夹杂着泥土冲走了我的鞋子，淋湿了我们的孝服，跌跌撞撞回到家里时，才发现母亲呆滞地眼神。原来母亲也经不起父亲离世的现实，得了精神虚弱症。
　　 埋葬了父亲后，大姐不放心母亲的现状，就把她带到北京治疗了。因为大姐和姐夫就在北京上班。
　　 父亲在世的时候，家里除了一张木质的桌子，一个双开门的立柜外，就剩下一个刷了枣红漆的帽匣子。帽匣子里是父亲那本发黄的《人体穴位图》和一个分不清颜色的布袋子，布袋子是卷着的，母亲临走时用双手小心翼翼地把袋子托起，拿出来平铺开放在桌子上，掀开上面的一层，就露出来几根银针。母亲触景生情，含泪把袋子和书交到我手上说：孩子，这是你爸留给你的！
　　 我呜咽着点点头接过来，把这两件宝贝重新放进进帽匣里。
　　 母亲跟随大姐走后，家里就剩下我自己。父亲在世时我没做过农活，到了收获的季节，几亩庄稼就靠我一个人了。
　　 庄稼地离父亲的坟茔很近，我在田里摘棉花，收割谷子时总感觉父亲的影子一直陪伴在我的左右。
　　 父亲走的时候，什么也没留下，只有那个旧的发黄的线装书和布袋子里的几根长短不一的银针记录下他那简短的生涯。
　　 三十多年来，南坡的土路被多次扩修，那座坟茔也在岁月的流逝中渐渐变小。农民们已不再使用牛犁、铁锹、橛头这些工具去耕作，人们的衣食住行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父亲的影子依旧那么清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父亲去世后因为种种原因，我并没有如父所愿去做个医生或护士，三十多年来，我也一直没能如己所愿去学习针灸和按摩，去实现做一个医者的心愿。但父亲最珍贵的两件宝贝，却一直被我默默地保存在那个不知岁数的帽匣子里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