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9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上海工作的第四年，怎么也不会想到能有机会与山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在一起。这要感谢西部大开发的春风把我与少数民族的学生吹到了一起。我支教的中学是坐落在滇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小镇上。那里的学生大多数是彝族学生，因我有其他支教的任务，我只承担了那里初一一个班的英语教学工作。
　　 “老师，你能听懂彝族话吗？”
　　 一脸稚气又天真的一位学生在课后问我。地处海拔1700多米高的山区少数民族学生，因长期受交通不便的影响，语言交流至今用彝族语。记得我第一次给学生上外语课时，让学生回答学外语与自身将来利益联系之类的问题时，那些彝族学生巴巴结结说了半天，几乎很难用汉语完整地表达出他们要说的话。由此，我感到自己肩上支教的担子越来越重了。
　　 “连汉语都不会讲，如何学外语呢？”我自言自语道。我冥思苦想后，突然计从心来，感到我应该从改变他们的观念开始。于是，我向他们娓娓讲述了说普通话的重要性。要他们树立起走出大山，走向全国的观念。在我和其他老师的共同努力下，彝族学生开始在课内外试着讲普通话了。一晃，一学期就过去了，学生讲普通话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费劲了。
　　 山区的学生穷，有病不看医生是常有的事。我班的学生无论得了感冒，还是发热都很少吃药。我班有一个叫阿祥的彝族学生，平时因贪玩成绩不好。有一次，他高烧得很厉害，但仍然没有去看医生。我急忙把自己从上海带来的药给他，让他吃了两粒“百服宁”后，高烧就退了。阿祥的病好后，高兴地对我说：“老师，我再也不淘气了，我会好好学习外语的。”
　　 是的，他没有说谎，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统考时，他考及格了。有一段时间，很多学生生病时首先想到了我和我的同行，到我们支教老师这儿拿药已养成了习惯，但我更为学生对老师的信任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少数民族学生，基础知识差，学外语较困难。有一位叫玲玲的彝族女孩，在班上是一位成绩中等偏上的学生，可她写的作文，八分之一是错别字。学了6年汉语，其水平充其量相当于上海小学三年级水平。这样的基础，如何让学生走进学外语的大门呢？我想，当务之急是要让他们掌握学习的方法。譬如写作文碰到没有把握的字，就应该养成查字典的习惯。学外语也一样，做到勤背单词，勤复习，掌握中英文的语法区别和联系。教外语，我从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了“先慢后快”的教学进度，使多数学生跟上学外语的步子。
　　 山区少数民族学生对外来老师有一种莫名的距离感。为了亲近他们，我常利用学生住校的机会，在休息时间进学生宿舍与学生谈心，讲述外面的世界。对于学习困难的学生，我利用课间或业余时间辅导他们。“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师生间内心语言沟通多了，距离拉近了，学生学外语的热情也高涨了。
　　 我与山区少数民族学生在一起的日子久了，师生间的情感自然就加深了。有同学得知，我支教一年后就要返沪了。那位叫阿祥的学生急得哭了，拉着我的手说：“老师，你能留下来不走吗？”
　　 是啊，我似乎该留下什么。是的，我不仅要把我的情、我的心留下，还要吧上海的教法，学法留下，让他们成为能学习的学生。
　　 于是，我为当地教研室和当地学校分别起草和申报了两项云南级课题《欠发达地区实施素质教育的行动研究》和《在初中教学中培育学生自主发展教育的行动研究》，并于2002年被立项，填补了当地没有省级教育科研项目的空白。也许那些立项的教育研究项目，能为他们走出大山开辟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