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叉胡”个头矮小，五官低调，面相谦恭，一笑便有满脸的细纹抖索，让人想起线条凌乱、花瓣琐碎的绣球菊。他喜欢笑，总是一边讲课一边莫名地笑。我们抬头看到他可笑的笑也忍不住跟着笑。结果他以为他的课讲得太精彩，把这么多同学逗乐了，于是笑得更开心，讲得更来劲。
　　 他是我们的英语老师，某知名大学毕业，一星期来上一节课。我们这个高中班将近50人，知道他在讲台上讲的是什么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我也是一句不懂。这阵子全国都在“开门办学”，上学的主要任务是参加社会劳动。名噪一时的“白卷先生”是我们心中的英雄偶像，“马尾巴的功能”让看电影的学生全都笑破了肚子。学校专门开设了一个劳动分校，离本校十几里地远。说是分校，那其实就是一座荒坡，我们隔三差五去那里开荒种地，挑水推粪，在手上磨一层“革命的老茧”。
　　 “剃叉胡”不是学生给他起的外号，是他自己让我们这样叫的。我们都确信他的英语是学给自己的，不是要教给学生的，因为他只管在台上讲他的，从不管下面学生听没听。课堂秩序再乱，都不影响他的兴头。这年头，连学校都办成荒坡小地了，连中国的文化都被革命了，还安排我们学什么外国语，这岂不是一个笑话，一种荒唐。
　　 每每轮到英语课，看到“剃叉胡”一脸笑意地走上讲台，同学们的情绪便像打了鸡血似的兴奋起来，教室里胜似热闹的集市。女生拿出线团勾织领衬，男生三三两两在课桌下玩牌，剩下无事可做的就仰着傻脸跟胡老师对笑，乱糟糟的声音淹没了一切。我只看到胡老师的嘴唇不停地开合，笑容不断地绽放，手势和辅助动作也做得煞有介事。这情形看着看着，我忍住不笑是不可能的。
　　 按说在我们这个十七八岁的年龄，在没有一丁点学习压力的大好时机，谈谈恋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我虽然穿着一身带补丁的衣服，理着一头毫无章法的短发，一副呆头呆脑、不解风情的小农民模样，但我知道我有不高不低、不胖不瘦、不黑不白的健康体魄，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点败征，甚至连一块疤痕都没有。梳大辫子的女同学眉清目秀，对我总比对别人多一分关心，几次留到最后和我单独说话；脸盘和身材都很精致的另一名女生喜欢写信，趁人不注意就把信塞入我的衣兜，让我觉得身上揣了一支点着了炮捻的雷炮；天天有杂书看的文静女孩正好坐在我的前桌，那次突然扭转身，把书中的两个标题大字露给我：“爱情”。我惊愕她居然敢看黄书，也不怕中毒，或者被别人撞见。
　　 很显然我是一个晚熟的人，不知道这是一个开花的季节，也不领会别人的花在开给谁看。一碰到女孩子对自己有异样的表示，就头皮发麻，羞愧难当，恨不得把头钻进自己的裤裆里。其实人家都比我优秀，各方面条件都比我好得多。我连一只癞蛤蟆的觉悟和情商都没有，也就不会发现和欣赏天鹅肉。也许我顶多算一只睡死了的癞蛤蟆，在整个花季里从来没有睁开过眼睛。梳大辫子的女同学毕业后有了一份人人羡慕的工作，白净漂亮的脸蛋上一年四季阳光灿烂。脸盘和身材都很精致的另一名女生，天天有杂书看的文静女孩，也都先后修成正果，争取到了稳定的职业和称心的婚姻。
　　 “剃叉胡”后来调到了别的学校教书，据说成了一位很棒的英语教学骨干。至此我才明白，不是胡老师不会弹琴，而是他弹琴的时机不妙，况且我们根本不如一群有教养的牛，说穿了是一群既不懂琴又不懂牛的牛犊子。
　　 记得我们临近高中毕业时，最后一次到山坡分校种田。中午开饭时，我们一人分到了两块红薯。那红薯储藏得不好，很多生了烂癍，吃到嘴里很苦。我们一边吃一边揭去烂皮扔掉，嘴里不断发出“呸呸”的声音。胡老师站在一棵小树下，正面带微笑吃得津津有味，突然被一大块黏糊糊的红薯皮砸中了脸颊。他顿时一怔，挂着的微笑掉落下来。这显然是谁搞的恶作剧，拿“剃叉胡”寻开心。
　　 此时从梳大辫子的女同学旁边站起一位男同学，他大声朝老师喊道：“嫂瑞，我不是故意的。我明明瞄准的是树，咋就投中了老师。”这“剃叉胡”闻听此言，哦，原来同学不是有意的。他的笑意立刻又回到了脸上，一边擦着脸一边连声说没事的没事的。还是梳大辫子的女同学心软，她掏出自己的布手绢向老师走去。那时代还没有手巾纸，自己擦鼻子的手绢可以随便拿给别人用。胡老师见状大惊，慌忙摆手：别把你的手绢弄脏了，我已经用手擦过了。大家赶紧吃饭吧，吃了饭还得去干活。
　　 为何学生和老师总不在一个阵营，大部分学生都会在背地里骂老师？那兴许也是一种时代新风吧。想想看，喇叭里天天都在喊“打倒”，我们唯一会写的作文就是批判稿，一会儿批智育第一，一会儿批孔老二，一会儿从旧书里揪出来批宋江，我们的笔杆早就磨成了枪杆，舌头削成了尖刀。看着“教师爷”“臭老九”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就来气，听他们讲四大定律、三角函数、二氧化碳有什么用，还不如早点回家拾粪挣工分。实在无聊的时候，我们就在私下给老师起绰号，给校长起名“大黄牙”，给体育老师起名“向前看挤”，给上课出汗的历史老师起名“长流水”，给姓孔的语文老师起名“孔老三”。
　　 向老师造反最成功的例子是对“要自觉”。这位老师从天而降，突然就登上了物理课的讲台。他的头发一丝不苟，说话文质彬彬，讲的课却犹如天书，写的符号和公式我们也从没见过。只过了几分钟，我们的耐心就达到了极限，教室里开始沸腾。他和“剃叉胡”一样不会维持秩序，却又没有“剃叉胡”的心理定力，更不会保持恒温的微笑。他看着满屋子的嬉皮笑脸，严肃地说了一声“要自觉”，我们回以一声哄笑。于是他大着嗓子喊了一声“要自觉”，我们回复他的是更大声的哄堂大笑。他气得镜片后面的眼睛越瞪越圆，扭转身在黑板上刷刷刷写出三个大字“要自觉”，外加一个醒目的惊叹号，随之听到身后传来一阵笑声。再写一遍，身后又是一阵笑声。他干脆把“要自觉”从左边写到右边，一根粉笔断了换上另一根粉笔，而且字越写越大，惊叹号越画越粗，像一枚枚航空炸弹，满满当当一黑板。我们的笑声也就越来越响，越来越放肆，简直像过节一般。
　　 这位“要自觉”就只给我们上了一次课，就再也没有来过，校园里也再没见过他的影子，空中来空中走似的。我们甚至还不知道他姓什么，怎么称呼，就被气跑了，不见了。后来仔细想想，这老师很像个君子，更像个书呆子，在那个时代也就差不多是个傻子。
　　 从小到大经历了数不清的老师，感觉他们样貌不同，但许多口头禅高度一致。譬如“交头接耳”“左顾右盼”“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屁股下坐着捻捻转儿”，再比如“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举一反三”“不进则退”云云，小学老师说过，初中老师说过，高中老师还在说。苦口婆心，大概如此。说明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一茬茬的学生换了，一拨拨的老师站在原地，心同此意，情同此理。父母心，老师心，全都在此。
　　 那年我坐在高考的考场上，方明白所有的报应来了。试卷上的每一道题都像一条鞭子，抽打着我那些荒废的岁月。我在卷面上恍惚看到“剃叉胡”的微笑，看到“要自觉”怒瞪的眼睛，却看不到任何可供我填写的命题答案。监考老师站在讲台上，紧闭嘴巴，面无表情，一句话一个字都不肯多说。
　　 没有花朵，没有青春，更谈不上成果，这就是我二十岁之前最值钱的光阴里，最不值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