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历史说明现实，从现实去明白历史
　　 我们这一辈人都是生活在没有皇帝了的国家中。我们绝不会觉得，必须有一个皇帝高高地在我们头上，才能生活下去。但是在三十年前，落后的农民中还有存着“真命天子坐龙廷”的希望的人；二千年来，一切有知识的人也都以为“国不可一日无君”是绝对的永远的真理。这种种想法，在今天我们看来，却都是可笑的，不可理解的了。
　　 其实这种种想法也并不是不可理解的。正因为二千年中，中国社会一直是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下面，当时的历史条件使人们想象不出来，假如没有皇帝，整个国家和社会怎样还能继续维持下去。当时不仅社会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人如此想法，就是被统治的人也只能如此想法，因此他们在暴君的压制下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只好希望能产生一个善良的“真命天子”了。农民战争虽然是和当时的专制统治绝对对立的，但在农民中还是要产生自己的皇帝，他们还没有可能提出如我们今天大家所知道的民主政治来代替君主专制政体。
　　 现在我们是谁都知道了，皇帝对于一个国家并不是必要的东西，君主专制政治远不及民主政治完善。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政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到底表现出了些什么罪恶？它又为什么能够维持得这样长久？
　　 ——以上摘自《两千年》（胡绳.著、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此书是胡绳先生在1944年到1945年间陆续写成的。当时他在重庆的《新华日报》的编辑部工作，他在工作之余学习中国历史，尽量利用当时能找到的各种不同观点的著作，并且做了很多笔记，此书的文章就是整理这些笔记而写成的。书写毕后，先在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连载。不久，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这本书，取名《二千年间》。在当时情况下，胡绳用了“蒲韧”这个笔名。1994年上海书店刊印的《民国丛书》，《二千年间》收入其丛书。
　　 2022年盛夏三伏天，我在北京延庆温泉西里家中札记《二千年间》，如同一帖清凉散，心里安静了许多。”《二千年间》是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大家小书、中国史话”丛书8册中的其中1册，是一本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书。这本书在第一章指出了是关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的历史的一本书。分析专制主义的统治权力及机构，这种权力凭借的经济基础和农村中发生的叛乱和骚动，以及异族入犯的现象。时代是从秦到清末的两千一百年，这正是历史上专制主义的时代。
　　 《二千年间》最后一章是“逃不了的灭亡命运”，专制主义统治内部所包含和外面所遭遇的各方面的困难和危机，决定了灭亡的命运，“历史又一度证明了统治者无论用怎样顽强的努力来守旧不变，但客观的形势，人民的力量终究会变掉了它”。“历史的车头轰轰隆隆地前进，把旧的时代撇在后面，产生了新的事物，出现了新的情势，提出了新的问题，向着民主化、现代化的前途猛进，这是谁也违拗不了的前进的主潮。一切眼光向后看，留恋旧的时代，走着倒退的路的力量，都不能不被辗碎在历史的车轮下面。”（胡绳）。
　　 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中间，二千年的专制主义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对于现在的人的生活发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此书专门拿这二千年的历史作为讨论的对象。这是一本活的健全而进步的史书，虽然暴露了历史上的黑暗面，却不会使人悲观，也没鼓励人盲目乐观。作者从历史的研究对民族前途有信心，从历史来说明现实，也从现实去明白历史。
　　 在酷暑中，我愿意挥汗与读者一起分享我的札记。
　　
　　 二、君主集权的专制政治
　　 在二千年的专制时代，维持和平统一，从而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时期是并不很多的，常常受到战争、分裂和侵略的扰乱，这是什么缘故呢？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在他以前，没有皇帝只有王，直到秦始皇并吞六国以后，采用了皇帝这一称号，君主集权的专制政治也在这时候确立了，国家被看做皇帝个人的私产。汉高祖刘邦做了皇帝之后，有一次向他的父亲说：“当初你以为我不行，不能够治产业，还不及我们老二。现在看吧，我和老二究竟是谁的产业多些？”露骨地说出了国家是朕的私人产业。
　　 用什么方法能使皇帝成为国家最高的主人呢？光靠一个人的力量统治几千万人，那是皇帝所做不到的事情。那就必须有两套工具，一是官僚系统，二是军队系统。
　　 有个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宋神宗曾经采用王安石的主张，实行“新政”，对社会实行一些变革，受到许多大臣的反对。文彦博有一次当面谏劝神宗废除“新政”，神宗说：“这样变动一下，固然是士大夫所不高兴的，但对于百姓有什么不好呢？”文彦博回答说：“陛下，您要知道，您不是和百姓一起治天下，您是和士大夫一起治天下的啊！”文彦博这个话提醒皇帝，你不要一意孤行，为所欲为，不能走到“士大夫”相对立的方面去。
　　 这士大夫就是代表当时社会中的地主的利益的人，皇帝只是全国地主中的最大的一个。一旦做皇帝，马上占用良田做皇室庄园，因此也成了最大的地主。全国的统治权力属于全体地主，其中自然又以大地主占支配地位，而皇帝则以最大的一个地主的身份来代表全国地主执行统制的政权。而地主阶级要建立这样的统一政权，就只能去努力造成一个有无上权威，甚至带有神圣性的皇帝，让一切政权力量集中在这皇帝个人的身上。固然在皇帝之下有百官僚吏处理政务，但这一切官吏都是由皇帝任命而且受命于皇帝的。皇帝的话就是法律，最高的司法、立法、行政之权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上。
　　 另一方面，并不就是皇帝一个人来统治全国，所谓国家属于皇帝个人所私有，其实际的意思乃是国家是在地主势力支配下，因为皇帝正是地主的代表，其具体的表现就是皇帝个人的专制独裁。
　　 皇帝也和普通人一样，是圆颅方趾，经过十月怀胎生出来的人。但是当时统治者为了提高皇帝的威权，便造出许多神话来使人民相信皇帝是“天生的圣人”。皇帝称为“天子”，是天的儿子，和凡夫俗子迥然不同。现在不会相信“真命天子”这一类的鬼话了。恰恰相反，历代做皇帝的人不但不是天生优异的人，而且其中的多数，还是无能糊涂的人。在这二千年中，大小皇帝一共总有三百多人，其中，历史家公认为有能力的“好”皇帝不过寥寥可数，如汉武帝、唐太宗等。其余的皇帝中的大多数不是庸庸碌碌，便是荒淫无度、昏聩失常的家伙。在宫廷里过着和社会完全隔离的生活，对实际社会情形一点不知道，一味过着骄奢淫逸生活。这样的家族一代代传下去，自然是只会在体力和智力上一代代堕落下去的。例如晋朝有半数的皇帝近于白痴。其中最出名的是惠帝，他有一次知道了老百姓穷得没有饭吃，便说，为什么他们不吃肉饼子呢？
　　 这样生活腐败、精神堕落的人，坐享至高无上的权位，就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极端的残暴来。譬如明朝自太祖以下好些皇帝都可说是暴君，他们不仅对人民采取极端高压的政策，而且对士大夫上书或进言，犯了皇帝的意思，当场就会活活地被用棍子打死（“廷杖”）。不免发生疑问：不管是暴君也好，还是白痴也好，为什么士大夫官僚死心塌地拥戴他们的皇帝？因为专制主义政治才能保障对地主们有利的社会秩序，因此不会因为皇帝是暴君（白痴）就加以排斥。
　　 皇帝虽说没有了，但皇帝遗风遗迹尚在，至少表现在四方面:一是官位的等级制度，君臣尊卑的观念,非“权力依附型”的单位难以生存。如称呼上的“县处级”、“地厅级”、“省部级”，于是有了局级公司、师级歌星、厅级和尚。级别高的自认为掌握了“真理”，傲视下级和普通人。二是黑箱财政。发达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的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不发达的国家的财政是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支出由官员说了算。三是特权的教育制度。当大火突袭克拉玛依的时候，有人高喊：“同学们不要挤，让领导先走！”结果，市领导、教委领导几十人成功逃生，而学生们葬身火海。四是权贵垄断。医疗、养老、死亡等级化。户籍的区别造成人的社会底层化。
　　 因此，只有废除官本位的等级制度、黑箱化的财政制度、权贵垄断的制度、等级的制度、歧视性的户籍制度、特权的教育制度、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等，才能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胡锦涛）。
　　
　　 三、中央集权下的官僚政治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从流传下来的这句谚语表明了当时官的特权地位。做地方官的人被称为“民之父母”，在一个县里，县官所说的话就是法律，他固然还要受上峰的节制，但他已经是一县中的小皇帝了。所有大大小小的官都只向他的上级负责，不向人民负责。秦汉以后二千多年间，在君主专制政治下的官都是如此的。由这样的官来行使统治称之为官僚政治。
　　 这种官僚政治和民主政治是不容混淆的。民主政治下的“官”是名实相符的“公务员”，而不是在专制政治下的官僚。但在民国成立以前，自然是连民主政治的名义也从来没有过的，那时只能有官僚，而一般人民也绝对不敢也不能想到一个官应该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君主专制需要官僚，官僚依附专制君主，君主和官僚相互为用。结果官员数量自然会不断增加，以致超过实际需要量。官僚在量上的增加，同时就一定是质上的降低。为了容纳不断新添的官员，势必扩大组织机构，并增设不必要的单位，平添许多冗员。整个国家机构，一天比一天庞大，不可免地陷于臃肿不灵的情况，尤其在遇到突发事变时，完全暴露出其无能来了。官吏的膨胀就使国家开支浩大，人民负担加重。“国家之败，由于官邪”，专制政权的败坏是由于官僚的贪污腐败，官僚的贪污腐败又正是在专制政治下必然造成的结果。
　　 孟德斯鸠的著作《论法的精神》奠定了近代法律理论发展的基础。他的关于分权和法制的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批判专制政权十恶，震撼人心：
　　 1.没有人文的科学，将会祸及人类自身。2.没有良心的知识，掌握的越多危害越大。3.没有真实的历史，也就是常说的伪史，就无法搞清楚自己的长处和短处。4.没有思想的崇拜，对某人某种思想的崇拜和赞誉，并使之成为人们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这无疑对人类构成了极大的危害。5.没有独立的精神，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精神状态，是没有前途的。6.没有人性的政治，只会让人类退化到丛林野蛮状态。7.没有制约的权力，公权力恣意妄为的社会，是个可悲的社会。8.没有自由的幸福，如同身处牢狱。9.没有道德的商业，挣钱无底线，投毒式的工作行为，会给百姓带来无法估量的伤害。10.没有劳动的富裕，不劳而获，靠掠夺他人劳动成果富裕起来，社会黯然失色。
　　
　　 四、两千年“奴性文化”
　　 皇帝不把百姓当人，而老百姓往往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看，无论发生什么事，总是“臣罪该死，皇帝圣明”，既可怜又可悲。清朝皇权下的文字狱空前残酷，摧毁了国人的独立人格，再加上严厉的海禁，断绝了一切进步的可能，近代积弱贫穷，追本溯源这是个重要原因。
　　 1840年的清朝“就像一艘破旧的战舰，一旦一个无能之人走上指挥位置，它将无法承受暴风骤雨。”（马嘎尔尼），终于在历史风雨击打中，走进了百年的国殇。被作家二月河吹上天的康、雍、乾三部曲，实质是中华文明被现代文明抛弃的起始点。17世纪到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轰轰烈烈，文明制度全面启动，而作为执政者的这几个皇帝老儿，为了皇权永续，硬生生将传教士带来的现代文明深锁宫廷，致使泱泱中华自绝于现代文明之外。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能接受一种思想，人民已经没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小孩子原本很聪明，经过若干年教育，失去了全方位思维的能力。奴性文化熏陶出来的国民，缺乏独立思想、平等精神，缺乏探索真理的勇气，甚至连一般的道理都变得含糊不清。缺乏独立思想的人，容易受到蛊惑而被人操纵，容易产生盲从盲动的“羊群效应”：上万只野牛在一只公牛的带领下，在茫茫的荒野狂奔，领头的公牛迷了路，后面的牛群依然还是低头狂奔，公牛也就完全失去了回头的余地，唯有继续狂奔，管它是沼泽，还是悬崖，前赴后继，誓死如归。这样的国民既自卑又狂妄，用狂妄来掩饰自卑。这样的国民缺乏自信心，好大喜功爱面子，不会作自我反省，更接受不了别人的批评。在强者面前奴颜婢膝，在弱者面前趾高气扬。奴性的文化浸泡出奴性的国民，对权力顶礼膜拜，用官阶的高低评价人生的成就，这就是所谓的官本位意识。
　　 刘仲敬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版）一书说，你打的手机你用的电脑，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你开的车，抬头望见红绿灯，低头看见斑马线，还是西方文明的产物。除了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请问这300年来发明出什么？刘仲敬先生说，20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年代是和西方技术代差最接近的时代，和整个西方世界只有半代。到了现在，看起来是比那个时代富了，但是技术代差已经达到了两代半以上了。
　　 骄傲源于无知，尤其是在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上，你用西方过时的科技，去对抗西方现今的发达科技，难道不是一条自取灭亡的捷径吗？怎样防止古德传统像当年的埃及文明那样走向灭亡，这是实际而紧迫的问题，希冀有人提出具有可行性的方案。文明耗尽以后的灰烬，能否构成新文明的原材料尚在未定之中，没有看出可能生产现代新文明的迹象。
　　 没有皇帝，百姓活得自在。现在的人们至所以常常回顾19世纪二三十年代，因为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给社会带来了生机与活力。缅怀20世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是因为打破了帝王的枷锁，带来了自由与解放。
　　 如果说，中华文明五千年，帝制占其二，还有三千年是没有帝制的时代，甚至更久远的万年以上的渔猎时期，那时的华夏历史是没有皇权的时代，那时的人们过着另一种生活，想必是悠然自得，自我放逐的另类生活。
　　
　　 注:《两千年》作者胡绳简介：胡绳(1918年～2000年)，原名项志逖、笔名蒲韧等，著名哲学家、近代史专家。曾先后担任中共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2000年在北京去世。
　　
　　 石中元撰写于2022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