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父亲说，他和母亲新家所在的位置，原来是祖上的一处园林，有许多的树。春天一到，满庭芳。
　　 我记得，杏树不高，略显沧桑。它树皮斑驳，枝干遒劲，或许是年纪较大，父母才没舍得让其离开。主干到一米多的时候，三个树杈分向三个方向，中间的空隙就成了我的太师椅。七八岁的时候，我就能轻松自如地爬上去，坐在太师椅里，悠哉悠哉地晃着两腿，山大王一样的心满意足。小我四岁的大弟还太小，只有在树下仰望的份儿。
　　 每当我站起来，爬到旁边更高的树杈上，才能看到院子外面。不远处的青山，郁郁葱葱，夕阳像西院慈祥的胖奶奶，气定神闲坐在山头上。家门口的小路，弯弯曲曲一路向着西山下的阴影里延伸，那里是大片的农田和连绵不绝的山脉。山下的小村，黄昏，像一个大舞台，幕布拉开，大人们卷着裤腿，荷锄扛掀匆匆忙忙往家赶。东院有肺痨的二爷，牵着他的老水牛，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弓腰缩颈，时不时地咳嗽一声。左肩一根铁锨撅着个竹筐，右手拿着鞭子，撵着牛屁股，慢慢悠悠，从山的阴影里走来。街口巷道时不时的有孩子们追追打打的吵闹声。村子上空有袅袅的炊烟缓缓地升起......
　　 天上的月亮升起来了，母亲的饭菜摆上了院里的饭桌，一缕一缕的热气在杏树下面飘浮游荡，我恋恋不舍地从树上挪到桌前。
　　 记不清杏儿开花的样子了。大概只是因为小时候馋吧，只记得花谢之后，每天下午放了学，就天天站在树下，扬着头，巴巴地盼着那绿色的带着小尖尖，只有指肚大小的小东西快快长大。等它长到枣子般大小的时候，手就痒痒。只记得爹娘总是说，还太小，不好吃，等再长大点。
　　 于是，天天看，天天盼。终于等到杏子如核桃般大小，招摇着、魅惑着挂在枝头。
　　 每天早上，我总是第一个吃完饭。现在想来，一定是为了那杏，我才吃得那么快。然后，掩上屋门，快步跑到树下，伸手摘下两个杏子塞进衣兜里，风一样出了家门。
　　 学校离家也就一里地。我得在赶到学校前吃掉，要不然，那些个馋孩子还不得把我吃了。那时，我家的杏，方圆几里是出了名的好吃。急不可待地掏出来一个，“吭哧”一口，哇，好酸！我眼睛一闭，脖子一缩，那半杏在嘴里，只左右一个来回，赶紧咽了――连同那满嘴的唾液！尽管这动作如此艰难，我还是在进教室之前把两个酸杏给消灭掉了。然后，蹦着跳着，雀跃着，跳到课桌前。
　　 打这以后，每隔几天，如法炮制，从酸酸到微酸再到甜丝丝的。每一次得逞，都像打了一场胜仗，那样一种满足，还有一种沾沾自喜。弟弟们太矮，他们还够不到树枝，是没这个幸运的。或许他们也有喜悦，望杏止渴的期待？
　　 等到麦收时节，杏子熟了。圆圆的和我的小拳头一般大，鲜黄的外皮上，又淡淡地涂了一层绯红，放在手心不忍下口。完全成熟的水杏，用手一掰就开，齐整整地分为两半，轻咬一口，这时候它不再酸涩得难以下咽，而是甜中带酸，口齿生津，回味无穷。
　　 但那时，最快乐的不是品尝，是送杏。这棵杏树，大概爷爷给它施足了底肥，结了这么多年，还是年年挂果年年丰硕。在那个物质匮乏什么都缺的年代，母亲没有拿它们换过一分钱，而是整篮整篮地送给了左邻右舍。年年丰收年年如此。跑腿的当然是我。人小篮子重，杏，送到了，我只剩张口喘气的份儿了。但是看到婶娘们满脸的皱纹堆叠在一起，比初春的杏花还灿烂，那一刻，我脸上的汗水好像比任何一颗水杏都水灵，都神气！
　　 过了几年，家里要在杏树的位置打一口水井，父亲把那棵杏从底部锯断，晾干后找人做成了饭桌，一直用到母亲去世。
　　 好长时间我郁郁寡欢。那是我第一次品尝失去之痛。它在我不谙世事的稚嫩里，盘桓缠绕了好久。
　　 院子东墙根有一棵花椒树，另外一棵是香椿树，什么时候栽植的，什么时候长大的，我没心思关注，只在意曾经一树的杏花。记得夏天的时候，菜园里的土豆下来了，母亲就切薄片，热油，葱花爆锅，翻炒一下，加水慢炖。这是最受弟弟们欢迎的一道菜。盛进碗中，二弟总要到花椒树下摘几片新鲜的花椒叶，洗净剁碎扔进碗里。我也要来几片，尝一口，汤汁竟然鲜美无比！二弟的这个吃法一直保持到现在，当初，小小的他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结的花椒仔，等到成熟了，母亲一朵一朵用剪刀剪下，太阳底下晒干，就成了最天然的调味品。
　　 院里的香椿清明前后，棕红色的嫩芽就一簇簇地立在枝头精神抖擞，正是做菜的最佳时节。母亲站在方凳上，一把一把采下，洗净，晾干，切成细小的碎末，加盐揉搓，装进玻璃瓶里密封。过几天一打开瓶盖，远远的，就能闻到一股清香扑鼻而来。拌辣椒面可以一直吃到第二年新的香椿下来的时候。有时候母亲也用它炒鸡蛋，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拌辣椒面。到我结婚以后，母亲每年都会把腌制好的香椿，装在两个罐头瓶里送给我。看似简单的做法，我却无论如何做不出母亲的味道。母亲走后，我再也没吃过那么醇香的腌香椿了。
　　 院子里面，香气最馥郁最浓烈的应该是桐花了。其实桐花相比其他的花香，并没有多么浓，只是两棵梧桐高高大大，同时开花，一进大门，就有一股清甜，带着山野的清新，泥土的芳香，扑鼻而来，忍不住深呼吸几次，总想把那股香甜吸进肺腑，以润心灵。
　　 院子的东南角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两棵梧桐树的幼苗，父亲把它们移植到院西。栉风沐雨，不知不觉间，它们长得高大挺拔，高过院墙，高过房檐，一路向上，直插蓝天。成了院里最神气的伟丈夫。春末夏初，高挑的枝头上，开满了一串串紫色的花朵。“亭亭如华盖”，多么美丽！进了大门，最先看见的就是这两棵英姿飒爽的梧桐树，它们成了我家的迎宾树。高大繁茂的树冠下是大片的荫凉。东邻西舍的婶娘和嫂嫂们，在这片阴凉地里，一坐就是几十年。
　　 还有两棵枣树，曾经就长在梧桐树的位置。和杏树一样，它们是老园子遗留下来的。每到夏天，碧绿晶莹的栆子，绿宝石一样嵌在一片青翠之中。年轻时的父亲面容俊朗身材修长。他喜欢带着我在那两棵枣树下的阳光里逗留玩耍。
　　 那时，大弟还没出生，初为人父的父亲把一生的欢喜都给了我。他一辈子不曾打过我一下，一辈子不曾阻挠过我一次。村里的女孩子都只读到小学一二年级，只认得自己的姓和名。无论生活多么困难，他也从不曾让我辍学。都说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在人到中年眼含热泪之时才深深懂得父亲后来的沉默与寡言。于我而言，能读懂父亲一天，也不枉我们父女一场。
　　 初夏，清晨的阳光像一片碎银，轻柔地洒在西厢房的门口，洒在檐上那一片青绿之上，叶子在微风中闪着晶莹的光。我伸出小手去够那些青栆，却被枝叶间的小针刺了一下，哇哇大哭。父亲把我从肩头放下来，拿住我被刺疼的手指，放在嘴边轻轻一嘬，“呼，呼”，再用嘴轻吹几下，我立马就破涕为笑。
　　 时光轻移，不知不觉中枣子染了一层麦黄，颗粒也日趋饱满丰盈。不知哪一天，一滴胭脂红漫不经心，滴到那一片黄色上，于是，世界上最明亮的黄色和最温暖的红色，在一颗枣子上交汇相融，难分彼此。
　　 枝条挂满了成熟的枣子却更加的谦逊，一直低垂到檐下。一个个色彩艳丽的小枣，似笑非笑，低眉颔首。父亲用他健壮的双臂，把我高高地托过头顶。我咯咯笑着，伸手去碰到它们，它们也笑得花枝乱颤。
　　 太阳斜在西厢房的脊背上，父亲脸上和枣子一样的笑容，在那一抹斜阳里，成了一坛陈酿。
　　 后来西厢房拆了，枣树也砍掉了。
　　 多年以后，我携文拥字再次踱进小院，那些树一如当年，发着芽，开着花，结着果，满院芬芳，荡漾着父母、兄弟、乡里乡亲浓浓的亲情。缕缕芬芳，如棉如纱，把我轻裹，将我从尘世的仓促不安中隔绝开来，我寻到了，久违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