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是我华夏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人物，撰写中华历史，绕不开李斯这个人物。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启了华夏大一统的局面，居功至伟。但就是这样一位杰出人物，在秦始皇死后却被赵高迷惑，作茧自缚，一步步走向深渊，最后竟落得个夷灭三族的下场，其给人的启迪是多方面的。
　　 李斯无疑称得上一个智者。在出道之前，李斯看见茅厕里的老鼠和仓库里的老鼠，前者吃着不洁的东西不说，还时时受到人和狗的惊扰，而后者则享用着堆积如山的仓粟，无忧无虑，进而发出感叹，人有没有出息全在他所处的环境。李斯由鼠思人，前去秦国，终成就了自己一段非凡的华彩人生（秦始皇死之前）。而时至今日，仍有好多人把李斯的这句慨叹作为自己的处世哲学人生向导。
　　 李斯遇上秦始皇是幸运的，可称得上遭遇明主。因为郑国渠，秦始皇大肆逐客，李斯一篇《谏逐客书》立即使秦始皇回心转意。李斯一篇《谏逐客书》在挽救自己的同时，也为中国古代文学奉献一篇华丽的篇章。相信后世诸多的文人墨客及王侯将相都熟读过甚至会背诵李斯的这篇《谏逐客书》。
　　 李斯遇上秦二世胡亥是不幸的，尤其不幸的是同时还遇上了赵高。赵高虽是宦官出身，但还是有一定辩才的，否则也不会被秦始皇赏识。始皇出游病死沙丘，当时秦帝国何去何从决定权实际上就掌握在李斯手里，连赵高也知道没有李斯的参与，自己立胡亥为帝的图谋是不可能得逞的。可李斯在“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世界观的支配下，担心秦始皇长子扶苏继位，从而自己丞相之位被蒙恬替代，最终在赵高的一番说教后顺水推舟参与到了赵高的图谋中，把胡亥推上了大位。“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这一信念可谓李斯奋发向上走向人生辉煌的源动力，也可谓是其走向毁灭的助推剂。
　　 随着扶苏自杀，蒙恬下狱，胡亥顺利登上大位，在某种程度上李斯的目的是达到了，丞相的那件外衣仍披在自己的身上。李斯欣喜之余，半夜被笑醒的同时，岂不知这只是自己作茧自缚的开始。几乎就在二世胡亥上位的同时，山东陈胜、吴广不堪秦法苛刻，以“当立者为公子扶苏”为借口揭竿而起，举起了反秦大旗，瞬即山东变乱在六国没落贵族的助推下成星火燎原之势。面对这种乱局，二世讳疾忌医，根本不面对事实，而李斯怕二世责备自己，竟滔滔不绝向二世进言了一番加深苛政严刑峻法的大论，从而使山东动荡局势变得更加一发不可收拾。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李斯对于秦朝的快速灭亡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后世文学家欧阳修有一篇政论名文《朋党论》，估计欧阳修在这篇文章时，脑子里肯定闪现过李斯、赵高、胡亥的身影。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指出小人以同利为朋，可谓李斯、赵高、胡亥三人关系的真实写照。在残害公子扶苏时，李斯、赵高、胡亥狼狈为奸，等除掉扶苏，二世登上大位，赵高、李斯为各自的权利地位内斗起来。而李斯虽贵为丞相，可疏不间亲，自己和胡亥的关系毕竟不如人家赵高、胡亥的师徒关系近，胡亥宁可相信赵高这个宦官师傅也不相信他丞相李斯，李斯最终在权利之争中败下阵来，等到临刑前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何其悲哉！可前有因，后有果，其为时已晚，又能怨谁呢。
　　 中国有个成语“指鹿为马”说的是李斯死后，赵高大权独揽，唯恐朝臣不服自己，当着二世的面，试探朝臣的故事。估计连赵高自己都不会想到，朝臣会附和自己，把鹿都说成马，可这种情况的确发生了。赵高陷害惩办李斯，绝非一人所为，而是赵高手下的一帮人装扮成“御史、谒者、侍中”轮流审讯才最终使李斯屈招伏法。平民百姓一人为恶，作恶者是一人，当官的一旦为恶，带动的往往一帮人为恶，而这帮人的目的不外乎是分口羹喝。秦朝在中国历史上昙花一现，在如此短的时间就被汉朝替代，固然与秦朝苛政峻法有关，也与秦朝出现了赵高、胡亥师徒二人有关。假如秦始皇死后，上位的是仁义的公子扶苏，秦朝或许也不会那么快地消亡。
　　 李斯以驱利成，也以驱利而败。作为人逐利无可厚非，但是需要讲究一点道义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君子取财，取之有道。逐利不择手段没有一点原则，在庙堂可能会身陷囹圄败家亡国，在乡野可能会鸡飞蛋打，四面树敌，一事无成。人待人处事，还是利己之心淡点，掌握一定的原则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