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十三四岁的我，隔几天就要围着锅台转一次，用黄橙橙的玉米面烀一锅饼子。那个岁月里，饼子是一家人的主食，一日三餐，上顿接着下顿，像连阴天的雨，下起来就没完没了。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俗语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自古至今，吃饭始终是一件大事，达官贵人，平头百姓，概莫能外。吃饭就要有主食，餐桌上少不了以大米、白面、玉米面等制成食物，譬如江南人喜食的白米饭，山东人的白面馒头，陕西人的馍。在经济欠发达的年代，大米、白面属于细粮，供应量非常少，物以稀为贵，白米饭、馒头、馍都像画饼一样不真实。只有玉米面，这种粗粮保证供应，别无可选。既然玉米面当家，主食就只能是饼子。
　　 一锅饼子能吃几天，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但凡母亲上班前说一句，今天烀一锅饼子，我就得在晚饭之前完成任务。时间一久，烀饼子的印象深刻脑海，难以忘怀。
　　 印着大红“囍”字的搪瓷盆里，盛着小半盆黄橙橙的玉米面，悄无声息地等着我。当炉子上烧水壶“吱吱”作响时，一手拎着壶将开水淋在玉米面上，一边用筷子搅拌均匀，这叫烫面，能起到什么作用，至今我都搞不清楚。灶下生火，“咕嗒”“咕嗒”拉动风匣，桔红色的火焰一蹿一蹿地舔着乌黑的锅底，大锅里的水“滋啦、滋啦”响起。这时，把烫好的玉米面团成一团，“啪”得一声，贴到锅壁上。记得第一次烀饼子，“啪”得一声，饼子倒是贴到锅壁上了，但紧接着“哧溜”一下滑入锅底，原来是锅没烧热。从这以后，我牢牢记住了“热锅贴饼子”的道理。沿着锅壁转圈把玉米团贴成饼子，盖上锅盖，拉动风匣，烧开锅以后改为小火。二十分钟后，揭开锅盖，一锅黄橙橙的饼子，带着我的指痕出锅了。
　　 说实话，刚出锅的饼子，趁热吃还挺好吃。等到放凉了，或者隔一天，变得硬硬的，就非常难吃了。一口下去，硬硬的、粗粗的玉米面卡在嗓子眼，难以下咽，好不容易咽下，土话说“拉嗓子”的感觉充斥心间。当每天每日、上顿下顿，主食都是饼子的时候，饼子就成了最不受待见的食物。
　　 饼子，作为不受待见的主食，慢慢地竟然演变为生活中的一个贬义词。因为饼子难吃，不受欢迎，又不得不吃，时间久了，大家把对饼子的怨气撒到人身上，用在对一些人的人身攻击上。比如，两人聊天，说到了张三，其中一人忿忿地说，张三就是个饼子。轻蔑之气立马散开，张三之低贱、讨人厌的状态，都活脱脱呈现出来。或者，职场里的小头头对某个员工的工作不满意，也会说：给狗绑块饼子都比他干得好。把人降格为狗，还配以饼子，极尽侮辱之能事，非常不足取，但也见证了饼子在主食中极其低下的地位。所以，倘若外地的朋友来我们这里工作、旅游，若是有人说你是个饼子，千万不要以为是某种美食，那是在骂你。
　　 除了饼子，玉米面的另一个做法是蒸窝头。程序与饼子大致相同，烫好的玉米面团成金字塔形，放在笼屉上蒸。窝头的口感比之饼子好不到哪去，同样是难以下咽。那些陈一点的窝头，硬硬的像炮弹头，我总是幻想着它能在战场上发挥作用。窝头的地位与饼子一样好不到哪去，有的家长教育孩子时常常念叨，要遵纪守法，违法乱纪是要“蹲笆篱子吃窝头的”。“笆篱子”指的是监狱，窝头还是窝头。每闻此言，我就有一百个不服劲，没“蹲笆篱子”的，不也是吃窝头吗？
　　 饼子加窝头令人生厌，许多家庭开始尝试粗粮细作。有时候，用玉米面包包子，虽然没有白面包子的口感好，也比生硬的饼子、窝头好吃一些。如果家里有鏊子，又有摊煎饼的手艺，那么玉米面会有一次闪亮登场。邻居小成妈妈，摊得一手好煎饼。每当她把鏊子放到炉子上时，我们就开心地围在一旁，一勺玉米糊，转眼间变成一张焦黄脆脆的煎饼，趁热吃，香喷喷的。
　　 有时候，会把玉米面和白面按一定比例掺和起来，蒸一锅“两掺”馒头。白面中透着金黄，细腻中掺杂着粗糙，不是馒头类似馒头，像是饼子又好过饼子，吃起来口感舒适不少，不再那么生硬粗涩，只是并不能经常吃，面粉有限，偶尔为之。
　　 春夏季节，会把应季蔬菜，或者野菜掺和到玉米面里，做成菜饼子。制作菜饼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将菜切碎掺到玉米面中，撒上一些盐，像平时烀饼子一样，贴在锅壁上烀熟。因为有菜有盐，吃起来也算有滋有味。另一种方式有点轻奢，将菜和少量猪肉拌成类似饺子馅，用玉米面包上菜馅，按压成饼状，放到油锅里煎至两面金黄，油汪汪的，吃起来香喷喷的。之所以把这种做法称为轻奢，因为煎菜饼子需要豆油，而豆油限量供应。那时，辽宁省统一规定，每人每月三两豆油，俗称“辽三两”。
　　 说起菜饼子，想起前一阵子在《学习强国》中遇到的一道选择题。问：下列电视剧，哪一部是中国第一部电视剧。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该选择哪个，正确答案是1958年拍摄的《一口菜饼子》。这引起我的好奇心，上网看了这部电视剧，一个教育人们不要忘记过去的故事。逃荒路上，母亲把最后一口菜饼子让给孩子吃，把生的希望留给孩子，令人动容。相比之下，我这般厌恶饼子、窝头、菜饼子，似乎有些忘本。当然，我与这位母亲所处的环境完全不同，她面临的是饥饿和死亡，我与饥饿死亡无关，就是想吃得好点，能经常吃馒头，或者香喷喷的大米饭。这样看，不算忘本，而是反映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饼子吃得越多，对馒头的期望值就越高。记得有一年暑假，在同学小红家里做作业。上午十点多钟休息时，我们在街边的树下玩耍，看到道边坐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看上去精神不大正常，本地土话叫做“彪子”。小红扭头回家，再回来时，手上拿着两片馒头，中加还夹着一层白砂糖，递给那个“彪子”。看着“彪子”大口地吃着馒头，我只有咽口水的份。
　　 小红的爸爸是部队一名营长，常年驻守新疆。在拥军拥属的年代里，她家生活条件比较好，细粮比较多，有馒头吃。吃不着馒头片夹白糖的我，决计报复小红，等到小红招呼我们继续做作业时，我失踪了。果然，等到傍晚我回到小红家收拾课本时，数学、语文作业都被小红做得整齐利索。我知道，我若是没完成作业，老师首先批评小红这个学习小组组长，然后再批评我。女孩子脸皮薄，经不得老师批评，而我是批评中长大的，已经满头包了，不差这一锤。
　　 报复他人的快感，像夏天里的冰块，瞬间便融化掉了，连个水印都没有留下。我拎着书包回到家里，拽出大红“囍”字搪瓷盆，舀上两瓢黄橙橙的玉米面，重复着烀饼子的全过程。
　　 前两年，参加小学同学聚会，小红也去了。席间，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说的都是小时候。我不由得想起小红给“彪子”两片馒头的事情，笑着把这个故事重复了一遍。然后，对小红说，当年如果你能给我两片馒头，还夹一层白砂糖，也许长大后我会追求你到天涯海角。说笑归说笑，但在我小时候，饼子没有馒头好吃，馒头比饼子好吃得很，这是颠簸不破的真理。
　　 后来，家里的主食偶尔也会出现馒头。当时，父亲在造船厂工作，那个工厂是“北海舰队”的母港，经常有军舰返港维修保养。这时，父亲会被抽调到舰艇上工作。每天下班时，热情的舰长、政委都会拿些上海奶糖或者肉罐头，送给父亲，以表示感谢。有一次，父亲拿回家几个猪肉罐头，还有几个白白的馒头。分给我一个肉罐头和一个馒头，我是馒头就猪肉罐头，吃得那个香呀，一阵工夫风卷残云。没想到，第二天上吐下泻，不停地往厕所跑。赶紧去医院，医生说有点伤食并无大碍。回家休息几天，也就痊愈了。从那以后，只要一闻到肉罐头的气味，比如最常见的午餐肉，就想吐。幸运的是对馒头没有产生排异反应，一如既往地追逐着馒头管够的梦想。
　　 工作以后，主食发生了很大改观。企业食堂需要使用内部钱票和粮票，钱票是一比一兑换，粮票则是十斤地方粮票，兑换企业内部的八斤粗粮票和二斤细粮票。细粮票可以在食堂购买馒头、烤饼、米饭等主食，粗粮票只能买饼子、碗糕等主食。但那个时候地方粮票已经不金贵了，我们可以多换一些内部粮票，只用细粮票，粗粮票最后都剩在换衣箱里。这样我们基本都是吃细粮了，馒头、米饭可以管够了。偶尔吃点粗粮，也是食堂师傅精心制作的碗糕，还是玉米面，却好吃可口许多，不再是那么难以下咽了。
　　 什么时候取消了粮票，什么时候卖粮的粮站关门了，都很难说出一个精准的时间。只能概括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或者诗意地说改革春风铺满地，春风化雨，饼子逐渐告别我们的日常，不再是餐桌上的主角，成为越来越远的记忆。
　　 “爸，快来看，面里有虫子了。”女儿小猪大呼小叫。
　　 “快扔了吧，这个面粉不能吃了。”她还在执行他们这一代人的观念。
　　 近几年来，妻子和女儿为了减肥，基本都不怎么吃主食。买了一袋五公斤的面粉，吃了一大半，余下的在这个夏天招虫了。我知道这不是面粉变质了，晾一晾，让虫子跑掉，还是可以吃的，不影响口感。但让我扔掉这些面粉，心有不甘，便敷衍着女儿，趁她不在家的时候，蒸了一锅馒头。嗯，我和虫儿一起分享了这些面粉，在一个夏天的傍晚。
　　 饼子不再担纲主食系列里的主角，但以其曾经的辉煌，还是在主食中保留着适当的位置。市场上有售，饭店里有做，谁怀想过去的时候，吃一回，昔日的生活重现一回，挥之不去。
　　 主食的“食”字，在本地方言里发音不卷舌，发“席”这个音。前几天，与机关工会主席等同事一起聚餐。菜点完了，工会主席问道，主食是什么？有同事故意用方言说道，主“席”是饼子。主席一愣神，接着与大家哈哈大笑起来。说笑之间，服务员端上一盘饼子：金黄，松软，小巧，精致，香喷喷。
　　 时代变了，饼子也华丽转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