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班长受伤的消息，我当即便向单位告了假，风急火燎地向大山赶去，但还是晚了。
　　 来到班长生活的茅屋，看见他静静地躺在屋中央那冰凉的草席上，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出了眼眶，记忆在大脑里飞快地翻动……
　　 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让我失去了继续留在学校的机会。秋冬季节，我带着几分憧憬来到部队；新训结束后，那台晃晃悠悠的“铁牛”（拖拉机）驮着我来到了这条“人来鸟不飞，满山猴成堆”的大山沟。抬眼望望四周的大山，到部队后才渐渐淡去的那份失意，顷刻间又袭上心头。
　　 班长好像什么也没看见，招呼战友们热情地把我迎进哨所，特意把我的床位安排在他旁边。
　　 第二天我就知道了，我们这个哨所共有7名战士，主要任务就是守卫哨所边的那座几千米长的铁路大桥。这条铁路是贯通整个大西南的经济大动脉。
　　 我的名字中有个“亮”字，班长便叫我“亮亮”。
　　 正常情况下，除日常训练和学习外，我们每人每天要站4—6个小时的哨，遇到战友探亲或老兵退伍，炊事员也得站哨。
　　 每当晚上我站哨时，班长都会以领班员的身份陪着。我知道，班长是怕我胆怯，而班长却说是怕我偷懒睡觉误了事。
　　 下哨回来的路上，班长总要和我聊一些家常事，知道我是因家里出了意外才没能继续上学后，便鼓励我不要放弃，空余时间抓紧复习，来年报考警校。
　　 很快我就知道了，班长去年服役期就满了，可部队需要他留下来，虽然姐姐来信说父母身体已大不如前，需要他回去照料，相恋五年的女友也等着他回去成婚，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留了下来，继续带着战友们守卫那座大桥。
　　 后来班长把他老乡考警校时买的那套复习资料帮我借了回来，并征得全班战友的支持，把我的哨全部调到白天，在储放粮油的小库房给我支了一张小床，从时间和空间上为我集中精力复习功课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秋天来了，满山的枫叶把原本翠绿的大山染得如金似火，五彩缤纷，置身其中，无意间就会感到一股暖意。
　　 每当此时，老兵们都知道，退伍季来了。
　　 中队长又来到我们哨所，还是希望班长能再超期服役一年。这哨所虽小，但远离中队部，没有一名过硬的班长，他确实放心不下。
　　 班长沉默了许久，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我既高兴，又揪心。高兴的是又可以和班长再待一年了，揪心的是谁帮班长照顾年迈的父母，而且他女友也已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年底他还不退伍，她就不再等他了……
　　 我们班一名老兵退伍了，于是我主动提出和战友们一样正常上哨。
　　 这天晚上，班长陪我站完哨，在返回哨所途中，他独自走到铁路护坡上坐了下来，点燃一支烟吸了几口，挥挥手让我先回去。
　　 我知道班长今天下午收到了女友的来信，虽然不知道信上说了什么，但从班长的脸上还是察觉到了几丝不安。
　　 一个多小时后，班长回来了，从那满身的烟味中我闻出了他心中的那份楚痛。
　　 班长拍了拍我的肩膀说：“睡去吧，都三点过了!”
　　 我默默地回到那张小床上，可怎么也睡不着，迷迷糊糊之间，一阵“起山火啦”的呼救声把我惊醒。我翻身冲出哨所，跟着战友们向起火点跑去，但一切都晚了，大火翻滚着卷向山脊，片刻间就点燃了整个天空。
　　 班长推开战友们的阻拦，冲进大火拼命地用树枝扑打火焰，但无异于杯水车薪。
　　 天亮了，四周的村民自发地赶了过来，在村镇干部组织下，硬生生地在十几公里外的河沟两边砍出了一条几十米宽、几十公里长的隔离带。直到几天后，山火才被隔离带阻断。
　　 在这次扑救山火的战斗中，班长多处受伤，那张脸则完全被烧成了玉米粑粑，看着既瘆人，更揪心。
　　 事后，经森林消防部门调查，基本认定这场山火是途经此处的绿皮列车上的乘客不慎扔到窗外的烟头引起的。可班长不这样认为，他主动向调查人员汇报，说山火是他引发的，表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可大家都认为，班长是被那场大火烧“迷糊”了，说地都是“糊”话；也有人认为，班长是因为山火发生在我们哨所附近，我们又没能及时发现才酿成大祸而自责……
　　 一个月后，县上召开表彰大会，我们班被表彰为“爱民救火英雄班”，班长被表彰为“先进个人”，支队还为他荣记了三等功，申办了残疾证。
　　 班长没去，也不让把县上授给我们班的锦旗挂进荣誉室，甚至连颁发给他的立功证书和残疾证也没领。
　　 这以后，班长变得少言寡语，很少再和我们聊天交流，一有时间，他就跑到铁路边来回走动，好像生怕再有什么会引发祸事，有时也会独自走进被烧得光秃秃的大山沟，转悠大半天才回来。
　　 又到了满山叶黄的季节。
　　 吃晚饭时，班长意外地拿出一瓶酒，给我们每人倒上一小杯，兴奋地说：“我宣布一件大喜事，上午中队部来电话通知我了，咱们‘亮亮’考上警校了！”
　　 战友齐声欢呼着端起酒杯站了起来，班长却严肃地说：“这么多年，‘亮亮’是咱们这个哨所唯一考上警校的战友，值得好好庆贺一下，下午我特意去镇上买了点酒菜，但每人只能喝一杯，不能误了事。”
　　 看到班长脸上那久违的笑容，战友们都乐开了花，很高兴地轮流过来跟我碰杯祝贺。
　　 第二天，班长亲自送我到镇上。路上，他把半年多来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的心事毫无保留地跟我说了。
　　 那天，他收到了女友的来信。她在信中说：“你既然选择了继续留在部队，那我就等不起你了。你自己珍重,我要到南方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了……”
　　 那一刻，他心乱如麻，下哨回来的路上，他让我先回，自己则走到铁路护坡上一支接一支吸烟，想以此排解心中的郁闷。一包烟吸完了，地上留下了一堆烟蒂，他站起来，迷迷糊糊地踩了两脚，便东倒西晃地回了哨所。
　　 听到“起山火啦”的呼救声后，他几个箭步就冲上铁路，从最旺的那片火势，他已经清楚地知道祸因就是他留下的那堆烟蒂。
　　 他不顾一切地冲进火海拼命扑打，哪怕是大火烤干他的每一滴血、烧化他的每一寸肉，只要能保住这片山林，他都愿意。可无情的山火还是把他的一切努力都化为灰烬，只留下伤痕累累的他。
　　 从病床上下来，他就找到村镇领导和调查组的同志汇报说:“山火是我引发的，是我毁了那片山林。”
　　 可谁都不听，谁也不信。
　　 班长一把抓过我的手，既愧疚、又无奈地说“我该怎么办？这份‘罪’，我何时才‘赎’得清？”
　　 我一把将班长紧紧地抱住，多么希望这不是真的，但此刻，也只能像安抚一个孩子一样，轻轻地说：“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时间会冲淡一切的。”
　　 停了停，班长抬起头，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安心去警校上学吧，我会给村民们一个交代的！”
　　 我整了整背包，给班长敬了个礼，挥手告别。
　　 年底，哨所的战友们来信说班长退伍了，离开哨所的前一天，他又到那光秃秃的大山沟坐了一整天。
　　 退伍后，班长就渐渐和战友们少了联系，写信给他，他也很少回。
　　 两年后的一天，我又收到战友们的信，说班长突然回到大山沟来了，并找到村镇领导四处协调，在那片光秃秃的大山沟搭建了几间茅屋住了下来；再后来，班长又四处收集了一些松树、银杏、雪松等苗木种子，在茅屋前后开垦出了几亩坡地，开始建苗圃、育树苗了。
　　 我似乎明白了班长的用意，于是利用警校放寒假的机会回到大山沟，来到班长的茅屋住了下来。
　　 那晚，我和班长围坐在火炉前，一边喝着酒，一边专注地听他的述说。
　　 那年退伍回到老家，当他愧疚地跪在年迈的父母面前时，父母一时竟没认出这满脸疤痕的小伙就是自己帅气的儿子。爸爸早已老泪纵横，妈妈则当场晕了过去……
　　 他无法、也不能给父母一个清晰的解释，只能从姐姐肩上接过照料父母的重担，暂时掐断与战友们的联系，全身心地投入到照料父母的事情之中。
　　 但，他的孝道没能唤回父母接受现实的勇气，一年过后，父母还是带着隐痛相继离开了人世。
　　 料理完父母的后事，他和姐姐商量了一下，处置了全部家产，就又回到了大山沟。
　　 看到那依旧光秃秃的大山沟，班长内心的凝重又添了几分。村长、镇长得知班长回到大山沟的意图后，亲自出面协调，使班长得到了县上相关部门的积极支持，很快就建起几间茅屋住了下来。
　　 最后，班长扬起头，眼珠定定地盯着屋顶说：“虽然大家都不知道，也不相信当年那场山火是我引发的，但我是男人，更是军人，我应该为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所以，这次回到山里，我就没准备再回家了，我要用我的双手，用我的余生，还村民们一片青山!”
　　 我激动地紧紧攥着班长的手，一字一顿地说：“班长，我们支持你,和你一起干！”
　　 第二年秋季，我顺利完成了学业。毕业分配时，主动申请分回原部队，以执勤点驻点排长的身份，如愿地回到了大山沟哨所。
　　 当晚，我把班长请回哨所，请他详细地把他的想法给战友们介绍了一下。大家表示，今冬就动手，先在当年烧的光秃秃的山坡上挖几座蓄水池，待明年开春，班长苗圃里育的树苗大部分也都可以栽了，届时，全班齐上阵，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班长“还村民们一片青山”的心愿变为现实。
　　 天不负人。第二年开春，果然是一个天爽雨润的好季节，每到周末，我们就提前把哨位工作安排好，其余的战友一大早就扛上锄头、挑着树苗上山，两人一组，刨坑、下苗、灌水，一棵、一亩、一片；饿了，啃两个冷馒头；渴了，喝几口白开水；累了，躺在山坡上迷一眼……
　　 一个多月下来，班长苗圃里能栽的树苗都栽到了山上，几百亩的山坡从此种下了班长的期望。
　　 此后，周末我们大都会来到班长的茅屋，和他一起上山给小树苗修枝、培土、浇水；秋天，又和班长一起到山上采集种子，培育新树苗。有的战友还主动从家乡买了些适合山沟种植的脐橙、脆桃、红李等十多种果树苗寄过来，分类分片种植在山上。
　　 经过三年多努力，那片当年被烧得光秃秃的山沟又重新披上了嫩绿的新装。
　　 一天，镇长突然来到我们哨所，说有点事想找我商量一下。原来，镇长有个胞弟，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年龄比班长小好几岁，只是前些年家境不怎么好，没能供女儿读多少书，但人还算标致；胞弟一家都很喜欢班长，因此就请镇长出面，想给班长说和这段姻缘，但没想到被班长挡回来了，镇长这就来找我，想让我再去劝劝班长。
　　 我一听，真有点喜出望外。这是多好地事呀！如果成了，班长生活在大山沟就不会再孤单了。
　　 第二天我就来到班长的茅屋，同班长说明来意。
　　 班长瞟了我一眼，冷冷地说：“单我这张脸就够‘吓’人的了，怎么还能再害人家姑娘跟我来担这份‘罪’？”
　　 我无言以对，只能在心里默默地说：“真男人！”
　　 镇长听了我的回话，也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浪潮也伴着一条通向大山沟的高速公路涌了进来，而每天从头顶飞过的几十架次飞机，则让原本“人来鸟不飞”的大山沟成了记忆，我们守卫的那条“经济大动脉”，也正渐渐被一条新开通的高铁所替代。
　　 两年后，我们这个哨所正式撤销。归建的前一天，我来到班长的茅屋和他告别。班长脸上的气色比前几年好了许多，激动地拉着我的手，鼓励我到新岗位后，要安下心好好工作，不要老牵挂着他。
　　 随后又信心满满地说：“我已经和村上商议好了，准备今年冬天就将已开始挂果的果树林全部退还给村上，由村上转包给村民管理；银杏、桂花、雪松等一些苗木，还是由我来照料管理。放心，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我知道，他这是看到了不久的将来，他就能“赎”清自己的那份“罪”，实现他“还村民们一片青山”的愿望。
　　 我由衷地为班长感到欣慰。
　　 归建后，我先调到支队，几年后又调到总队，虽然很少再去大山沟，但有关班长的消息还是时常传来。有一次回州里参加一个会，恰巧遇到镇长，镇长一个劲地直夸班长，说他简直是给村民们种了满坡的“摇钱树”，单那近百亩果园，一年就能给村民们带来好几百万收入；他种植的那些银杏、桂花、雪松等名贵苗木，现在更是“香饽饽”，几乎每天都有人开车去找他，希望班长能卖给他们一些，他们运到城里再转卖给环境绿化整治、城市景观改造的相关部门或房地产商打造高端楼盘，听说有些树形好的，一棵都能卖几千上万，但班长硬是一棵也不卖。
　　 我知道班长的心思，当然也理解他为什么不卖。
　　 这天，住在山沟口的那两个小伙又带着几个人来找班长，放下几匝百元大钞，求班长卖一些苗木给他们。班长婉言拒绝，但那帮家伙死磨硬缠，就是赖着不走，气得班长端起一盆水就泼了过去，几个家伙这才灰溜溜地捡起钱走了。
　　 晚上，班长像往常一样，带着阿黄（班长养的狗）沿着山沟的公路巡查了一遍，见没什么动静，就回茅屋睡了。半夜醒来，班长总觉得怪怪的，每晚都要闹出点动静的阿黄，今晚怎么没一点声响?班长翻身起床，拿上电筒四下寻找，最终在茅屋不远处找到了奄奄一息的阿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