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老家方言里，本家，也叫“党家子”。古有五百户人称之为一党，所以这个字本身多少带点儿小组织，小集团的意思，但当时可能是农耕文化的社会结构原因，人们很少走出内部部落，一代代人都在一个地方繁衍生息，等孩子长大结婚，然后分家再繁衍，所以导致后来实际上在同一个村落或者部落中，基本都是一个“根”上繁衍下来的人，同一个姓氏，同一个祖宗。掐指算算，如果上打八竿子，也都彼此有血缘关系，为一脉相承。也因此，“党”在一定程度上也指有血缘关系的同姓者，“党家子”也就一家人的意思。但语言称谓的演化，从来都是“与时俱进”的，时至今天，“党家子”的意思范围更大了，只要是同姓之间，只要你亲近对方，就可以称作“党家子”。所以如果今天你到了西北地区，走在大街上，经常会听到大街上有人远远喊着“党家子，好着呢麽？”类似这样的打招呼。听上去很粗狂，但其实很温柔、亲切。
　　 我今天要记录的两位党家子，和我本身没有任何血缘上的关系，只是因为我们都姓王，所谓天下王姓是一家，所以称作党家子，顺理成章。不过我总感觉称为兄弟，或许更显亲近，于是我就暂称党家兄弟吧。
　　 党家兄弟其实是两个人，其一比我大一岁，为兄，另一人比我小一岁，为弟，我们三兄弟不是一娘所生，也非一村玩伴，但我们却在一个炕头上睡过两年，硬是“睡”成了兄弟。
　　 与党家兄弟两人相识，掐指算算，迄今为止，好像有二十三年了，那时我们从三个不同的山村一起走进同一所高中，走进了同一个班级。不过假如仅仅是一个班级，可能也难成兄弟，所以主要还得感谢那时那年的“艰苦岁月”所赐。说艰苦岁月，可能有人说我又要忆苦思甜，又要矫情，又要讲革命老前辈的故事了，但事实是确实如此。
　　 我们的高中学校，现在想想，真的是穷酸到寒碜的地步，各种教学硬件寒酸不说，连学生食堂也没有，只能吃“小灶”，何为小灶，就是老师们的老婆在自家碳房搭锅台，煮面条给学生吃，价格他们说了算，我们自己带面粉土豆，当然吃的地方更是随意，屋檐下，树下，甚至老师们的楼道里，用屁股当板凳，用膝盖当饭桌。这个今天想来，都有点不忍心讲。至于住宿，更是惨不忍睹，四十多人的大通铺，连洗脸都要跑到几十米外的户外水龙头下面冷水洗脸。大西北零下二十度的户外，用凉水洗脸，那种刺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如今再回头想想，那段岁月真恍如隔世。
　　 正是这样的住校环境，我们坚持了高一一年。高二开学，同学们纷纷去外面租房住宿，学校大概也知道原因，因此也不管不问。住宿的学生，都是远离县城的乡村学子，自然大部分学子的家庭也都是经济羞涩，想要一个人租一间房子，经济难以承受，学子们心知肚明，所以只能“自由结合”，找关系要好的同学，三人一组，五人一伙，合租一间农家小房子。
　　 因为我和党家兄弟三人在一个班，社会情况也有“门当户对”的意思，主要是气味相投，便商量后，就合租了距离学校步行大约十分钟之外一家农户的房子。房间不大，约莫有十来平米，进门正对着的是一面大炕，正好够我们三人睡眠，对着炕头另一面的窗前，摆着一张不大的桌子，一把板凳。房间正中安着一个碳炉子，铁皮烟筒竖着接在炉子上，然后拐弯九十度，一直通到室外。这便是我们的所有家当。当然，我们的屋子并不显得空，因为其余的地方，需要摆放我们三人的自行车，以及我们三人的吃食箱子。尽管优化归置整理，也显得满满当当，不过有花花绿绿的床单装饰，倒也显得多了几分人气。
　　 说到“吃食箱子”，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为何物。我们住宿生每周六回家一趟，周日再返回县城，这一周一次的回家，其实很大目的在于驮取一周的食物，也就是干粮。条件好的家庭，会多装一瓶咸菜，甚至两块儿熟肉，但大多数都只是三四个超级锅盔（用锅烙的杂粮大饼子）。那这些东西拿来总得有地方放，且得防止虫食鼠咬，因此这个箱子便显得无比重要，几乎可以关系着我们住宿生的“身家性命”。
　　 说到超级锅盔，其实一点不带幽默和夸张，用最直观的方法说吧，锅盔直径大约八寸，厚五厘米左右，这种锅盔是实打实的面粉做成的，水分少，适合长时间存放，又顶饥，所以一般家庭都会给孩子这样做干粮，毕竟带来就要吃上一周，既要份量，还得保证不至于三两天就发霉。当然，完全不发霉也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夏天。所以我后来偶尔会给朋友说，我们那时候吃的锅盔，周一周二吃“软饭”，周三吃“硬货”，周四先拔毛再吃“肉”，周五则要先剥皮再吃“肉”，等到周六，基本就无法下嘴了，这时候还舍不得扔掉，要尽数收拾，带回家喂狗喂鸡。想想也是挺有意思。
　　 可能会有朋友惊讶地问：“你干嘛不买早餐吃？”别开玩笑了，买早餐？当时校门口买的酥馍馍一个要五毛钱呢，那时候浑身上下搜罗一遍，往往也找不出两块钱，花五毛钱买早餐，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校门口的早餐摊，是给城里孩子准备的，我们住宿的农村娃娃们，想要买早餐吃，这事儿几乎不可能。所以即使“拔毛剥皮”吃家里带来的锅盔吃到无法下嘴，也得吃。
　　 党家兄弟两人，和我的家庭条件旗鼓相当，所以这也是我们能凑在一起的原因。党兄是我们三人中唯一的回族，这也让他吃亏不少，因为我们俩从家里带来的好吃的，他总是有所顾忌，不敢光明正大地吃，但他带来的好东西，我们俩却可以随便抢。每当这个时候，党兄都会捏着一本书溜出去，或者眼瞅着我们俩吃些带荤腥的东西，而他只能嘴里一直念叨着：“你们老汉人啊！”
　　 记得有一次周末遇到天气不好，我们都没能回家，我们都断粮了，眼巴巴等到周日，哥哥从家里给我捎来了一大包锅盔，还有一盒冒着热气的猪肉炒粉条子。打开包袱的瞬间，满屋子充满了熟悉的香味儿，党弟在我的招呼下，毫不谦虚地捞起一块软锅盔就啃了起来，但党兄却怎么也不愿意靠近。当然，我也知道他应该不会吃，因为我的锅盔里面母亲都揉进了猪油，吃起来酥软且香，更别说那盒猪肉炒粉条了，这些对我们汉族来说自然是美味，但对他这个回族孩子而言，可是犯了大忌的。不过心理虽然知道，嘴上却还是想逗逗他，于是一边吸溜着粉条子，一边不忘朝着党哥说：“来吧，吃，管那么多干啥，肚子重要，吃了谁管你呢？有道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嘛……”
　　 党弟虽然有时扭捏，但一般都会吃几口，解解馋，但党兄坚持民族的信仰，一般都是拒绝。实际上从严格意义讲，当着回族朋友吃猪肉，这本身就是对人家的不尊重。但条件所限，党兄也明白，更何况兄弟们之间，压根就不会想那么多，相反还会故意逗逗他，气的他摔门而出，躲在外面一个人看书。但假如是我和党弟断粮，恰好他有口粮，那就不好意思了，他想存，是没机会的，所以党兄不止一次说我们俩老汉人不讲究，这话除了说我们俩吃猪肉外，多少有点埋怨我们俩抢他食物的意思。
　　 一起合租，其实就类似于一起过日子，虽然没有油盐酱醋茶的琐事，但冬天的煤炭我们得一起凑钱买，夜间挑灯夜读的电费也得凑份子出。
　　 党兄年龄大，加上房东恰好也是回族，所以，我们的“外联部长”基本默认给了党兄，也因此，他某种程度上其实充当了我和党弟的大哥，有些当家做长的身份。
　　 西北的冬天来得早，走得晚，慢慢寒冬，我们烧炉子的煤炭都是党兄帮我们张罗，记忆中好像我没有去买过碳，都是最后该拿多少钱拿多少钱而已。自然，生火、烧水这些事情好像也都是党兄专属，我和党弟两人应该都没怎么操心，谁让党兄是兄呢，为大操心的命。
　　 党弟小我一岁，但个头却小我不少，党弟生的瘦弱娇小，走起路来让人总担心被一阵西北风吹走。但党弟走路却极快，不管什么时候，胳膊下永远夹着两本书，闷头往前走，少看两侧，也很少与人闲言。党弟和党兄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念书学习非常积极，在我看来，党兄是那种脑子好使、非常聪明的人。他学习一分钟，能顶别人仨小时的收获。但党弟我觉得正好相反，党弟多少有点类似于死学习，啃死书的书呆子，啃书能把书啃哭，让书跪着求饶的那种。老人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党弟就是这种，功夫下到极致，书都怕他了，知识当然也被他俘虏。因此党兄和党弟俩人，不管用什么办法，总归都把学习搞得远比自己本人显山露水。说来惭愧，这点儿，我比不上他们俩，想想有时很感害臊。
　　 党弟身体素质差，这从他瘦弱的身子骨就能看得出。不论天冷天热，感冒最多的就是他，至于流鼻涕这事儿，在我印象中，好像高中三年，党弟整整流了三年鼻涕，就像我一样，高中三年，我生了整整三年的口疮，这一点，多少有种党弟不流鼻涕就不正常，我不生口疮就不是我这样的意思。人就是这样，健康久了偶尔有点鼻塞就以为不得了，但当某种不正常成为常态，相反就变成了正常的事情。
　　 有一次三九寒天，党弟又重感冒了，白天坚持去上课，但晚上回来却倒头就起不来了，平日里本就不断的鼻涕，此时更是肆无忌惮。我们那时候都舍不得买卫生纸，擦嘴靠手背，擦屁股靠废旧作业本。但党弟这情况，几个作业本也扛不住，手背更不顶用了，没办法，党弟干脆扭头，把枕在头下的枕巾扯起来，整个儿捂在了脸上。这件事儿当时真的很恶心，后来也成了我一直调侃他的好素材。
　　 其实后来想想，我们那时候真的命硬，党弟重感冒，没钱买药，只能躺在炕上用睡觉发汗硬抗；而我，整年里满嘴口疮，严重的时候，常常疼到水米难下，但恁是不知道去买点药，也是死扛，扛到口疮自己无趣，逐渐放弃我。想想也是挺感慨，至少买点维C片吃吃也不至于那么痛苦啊，唉，真是悲催的岁月。但或许就是这种穷酸悲催的生活，以及彼此目睹和共度这种生活，才让我们有了同龄人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情愫，我称之为患难之交。
　　 两千零二年，我们高中毕业，各奔东西，在网络和手机尚未普及的年代，我们这一分离，便彼此杳无音信，算是失联了，这种现实意义上的失联，大概持续了不止七、八年。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我们被拉进了一个班级QQ群，那时候我们都已大学毕业，走上了社会，至于彼此生计如何，却少有了解。我想，这多少有点那句“在自己尚不出彩的日子里，尽量不要去麻烦别人。”这句毒鸡汤的意思，事实是，我们真的在这十几二十年时间里，很少彼此联系，只是偶尔问询一句，点赞一二。
　　 二零一八年的五一节，我趁着工作调动间隙无事，一家三口回了趟老家看望父母，到家次日，我试探性给在县城体制内工作的党弟发去微信，一来告知我回来了，二来想应该问候。党弟良久后回信：“举哥，你现在到你家小区门口，我到了，咱们去喝点茶……”
　　 那日党弟开车，带我到县城的一个茶馆，要了一壶茶，两碟干果，我们隔桌相向而坐，虽有十六年未见，却毫不觉得生疏，相反倍感亲切，犹如久别重逢的亲人，更多的是叹息、感慨和怀念。我们的交谈并无电影中那种久别重逢的热火朝天，仅仅是安静、平静和彼此间的熨帖感。一壶清茶话青春，半碟瓜子说日月。岁月已使我们成熟，沧桑使我们多了稳重，人生就是这么无奈。
　　 此次一别，至今又过了四年，今年八月，趁着疫情终于稳定，我赶紧带着孩子老婆，踏上了回家探望母亲的路。此次回家，我事先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发一条朋友圈，就连母亲，在我踏进家门时还不相信是真的。到家后的第三天中午，我驾车去县城配合防疫要求，去做“返乡人员三天两检”的核酸。突然收到一条微信，停车打开一看，竟然是很久没有联系过的党兄发来的。我随即回电话给党兄，说明我正好在家探亲，党兄听之，要求中午一起用餐，同时已经联系了党弟在预约餐厅等待。
　　 我挂掉电话，赶紧打电话告知家里，我午饭不回家里吃饭，但母亲告诉我，大姐一家听说我回来了，一早就赶回来，在家等着我呢，下午还得回去，如此说来，我不得不回。于是又赶紧打电话给党兄，很抱歉地告诉原委。党兄听后，表示很理解，但一定要见一面。所以我们约定在县某局门口碰面。至此，我才知道党兄两年前经过努力，进入了县城体制内工作。
　　 我开车赶往某局，停好车子，步行走了过去，过马路的时候，已经看到党兄站在路边，笑呵呵朝我招手，穿着一身威严大气的制服，踩着一双锃亮的皮鞋，记忆中一副超级大的圆形眼镜，变成了时下流行的扁平框，记忆中蓬乱三七分的头发，变成了朝天竖起的板寸头，完完全全的一副体制内人员的潇洒形象。
　　 我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竟然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一只手紧紧握住了党兄的手，一只手重重地拍在了党兄的肩膀上。党兄也仅仅抓着我的手，发出一直以来那种憨憨的呵呵笑声。中国人就这样，总是在该表现情感的时候，把自己包得太严，即使眼眶发热，也能硬生生逼回去，何况我们俩大老爷们呢，路人可能完全看不出我们俩是二十年没见的兄弟。
　　 此次与党兄重逢，相隔整整二十年，那年分别时，我们都是青涩少年，衣衫虽单薄，梦想却丰满，胡须尚未长齐，黑发犹如青丝；如今二十年后再见，都已是不惑之年，已是人父人夫，岁月沧桑，我们无不打上烙印。鬓生华发，人生有几个二十年，人生又能有几个二十年的再重逢？时光飞逝，白驹过隙，二十年别后，重逢依旧亲如兄弟。
　　 我们二十年后的相聚，就在马路边，与车流声作伴，与城市的喧嚣争宠，彼此间嘘寒问暖，互诉生活的过去、现状和将来，都有种恨不得尽快把对方这些年，所有的故事都全部了解的冲动。但既然是匆匆相逢，既然是马路边赶着相见，注定就不能太久。此次我们的重逢，仅仅持续了不到二十分钟便匆匆再次握手，依依作别，自然，这次也没能见到党弟，甚感遗憾。
　　 我不知道下次能与党兄党弟见面，会是什么时候，几年、十年后？在什么样的环境里，这真的现在不敢说，人生有时也不可控，我们就像三辆高速行进的列车，只是在奔跑途中偶尔相遇，刹那间的动情，也仅仅是互相鸣笛致意，打了个招呼，便又各自朝着自己的方向疾驰而去，下次再擦肩，得看缘分，看天时地利。尽管如此，心中放不下割舍，那年、那月，那时、那段的兄弟情，同窗谊，深藏心底，时常泛滥。人，实际上很脆弱，脆弱到无法把控自己的脚步，有人说“自己的路要自己走。”但实际上自己的路，往往是被生活推着、牵着走，甚至被鞭子抽着、赶着走，自己走？谈可容易，佛说，他也做不到。
　　 与党兄党弟相识至今二十三年，一起共案挑灯三年，一个炕头同睡两年。如果说五百次的回眸才能换回一次相遇，那我们三兄弟三载同窗，两年共枕，又该是几世的缘分和修行。算，是算不出来的，活在当下，就唯有珍惜，人生不长最多百年，能有三五知己，也是受足了上天的眷顾，夫复何求。
　　 此次写文，再记缘分，记我与两个“党家子”之间的交情，此情，是友情、同窗情、知己情，是此一生相遇相知的情份。相信他们也与我一样会珍惜一生，永不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