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从生病到去世相隔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这两个多月的时间于我来讲仓促得如同一张纸的两个面，压根就没有间隙。父亲走的是那么突兀，以致我还没从诊断结果里回过神来，父亲就已经和我们永别了。
　　 这么多年，某个雨天或者清明将至，或者年头节日，又或者家族里逢得了什么喜庆事，我都会想起父亲。我常常回想父亲病中的那些日子，回想父亲健在时和我们相处的点点滴滴，然而这许多次有意无意地回想常常让我沮丧，让我悔不当初。我发现我人生的二十四年和父亲的交集并不是那么丰富，我发现在父亲病中的那仅有的日子里我给予他的少之又少，近乎苍白。
　　 儿时的记忆里，小伙伴们的父亲都是严厉的存在，他们好像是“家法”的代名词。倘使你拿“爸爸和妈妈中最喜欢谁”这个问题来考问我曾经的那些小伙伴，他们的回答一定是“妈妈”。他们一旦犯了错误或者在面对想做又觉得不应该去做的事时，要么嘴上会说“怕我爸爸打”，要么心里会想“爸爸会打我吗”之类。我和两个弟弟却从不会想到这些，也不会有以上的回答，因为我们有一个难得的慈爱的父亲。当我们在家里没有看到父亲的时候，最多的问语是“爸爸去哪儿了”，“爸爸怎么还没回来”。我们一旦得到“父亲上街去了”的答复后，都会格外雀跃，那里有一份甜蜜的期待，一份绝不会让我们失望的期待。因为只要父亲上街回来，我们手里就会多出让伙伴们艳羡得垂涎三尺的锅盔、油条、米粑之类的吃食。父亲每每上街，断不会忘了家里的三只小馋猫。虽然家里并不比别人宽裕，但大人的裤腰带可以紧一紧，孩子的口福欲是必须满足的。父亲常说：“娃欠一口血。”他可不忍心让他的孩子馋着。（“欠”，方言，馋的意思。“上街”，方言，赶集的意思。）
　　 父亲从不打骂我们。我们调皮捣蛋后得到的总是母亲手里细竹条的“赏赐”，而父亲做得最多的是去湾子里的各个角落寻找负气出走的我们。他对我们的任性总是那么宽容，他的教导永远是聊天模式。他牵着我们因为委屈而仍显得有些别扭的小手一路走一路问询事情的经过，分析对错，不知不觉中让我们体谅了大人的难处，让我们对母亲的愧疚也油然而生。
　　 父亲是一个命运多舛的人。尽管他很有读书天份，却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而不能继续就读高中。爷爷二十多岁就生了一场大病，而且那场病如鬼魅一般伴随了爷爷的一生。爷爷的身体总处在时好时坏的不确定性中，父亲便只能早早地担起家庭的重担。堂姑妈说父亲本该长成大高个的，都因为过早地参与强体力劳动，被扁担压伤了力。父亲做过几年民办教师，虽然业务能力强，工作出色，却因为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而被辞退重新回归了土地——其实他在教书生涯的休息日里也是在和土地亲密接触的，后来父亲做了村支书，直至病逝。
　　 我从来没有听到父亲抱怨过生活。他虽和别人家的父亲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回到家的父亲和别人家的父亲又大大不同。父亲在有闲的日子里会看书，会写毛笔字，会画画，还会吹一会儿笛子抑或唱几句歌。我眼里的父亲是多彩的，是耀目的。他用多种形式的快乐驱除劳作的疲惫，也用快乐感染着我们，让我们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感受到的是生活的美好。
　　 家里曾以年画的方式张贴过父亲彩绘的喜鹊登梅图，爷爷的遗像是父亲用炭笔勾画的，年年春节父亲都会无偿地替村里人写对联。他自备墨水，毛笔，嘴里叼着一根香烟，耐心耐烦地接过人们源源不断递过来的红纸，有条不紊地裁出条状，对折出格式，然后挥毫。我永远是牵对联的那个孩子。我双手平伸，牵着对联的两角平稳而又小心地向后移动。父亲写字时那么专注，烟头的灰烬已经老长了都不记得磕打一下，任由它那么摇摇欲坠地挂着……年关时候的母亲忙得团团转，而父亲因为春联缠身而无暇顾及她。母亲埋怨父亲，发恨说总有一天要扔了父亲的笔和墨水，父亲却只是笑，最后母亲也笑了。
　　 我从小体弱多病，成长中几乎与药为伴，父亲很为我忧心。父亲做民办老师的那几年，我正好上小学，他也就能对我时时刻刻照顾。等我进入初中，父亲对我的关照就显得有点鞭长莫及了。中学在镇上。印象中我上中学的那几年，父亲上街上得格外勤，他应该是到学校看望孩子最勤的家长。他每次到学校都会给我带些饼干蛋糕之类的零食点心，他生怕我因为吃不惯学校的饭菜而影响身体，叮嘱我切莫饿着肚子。
　　 父亲关心每一个他关注的人。他视他的弟弟我的幺父如子。俗话说长兄长嫂当爷娘。父亲不是我幺父的长兄，却似一个长兄的存在。幺父是一个意志不很坚强的人，生活中小小的风浪于他来讲均不亚于惊涛骇浪，所以父亲对他的呵护可以说是细致入微。父亲去世后，幺父很伤心，他哽咽着说：“那时候二哥总是把白米粥留给我吃。”那白米粥是那个年代里来之不易的万分珍贵的果腹之物。父亲本有好几个兄弟姐妹，奈何日月太残酷，他的手足病去了饿死了好几个，他和幺父之所以能生存，很大一部分得益于爷爷学生的深夜接济，那几个尊师重道善良的人会在半夜里偷偷送些有限的救命米粥来。那是父亲告诉我的他们吃糠粑粑的年代。吃糠粑粑的父亲把白米粥留给自己羸弱的弟弟吃。父亲一直扶持着幺父长大，成家。和幺父分家之后又替他各种张罗，直至把幺父的新居建好。幺父的四个儿女的名字都是父亲取的，那些名字好听又有意义，那里寄予着父亲对侄儿侄女的希望和爱。
　　 村里每有红白喜事，父亲必定会是那个运筹帷幄的执笔。他的温和和细致在每一场喜事中都能恰到好处地发挥作用。分派任务，安放席口，安排客人座次，一律有条有理。事后宾主两相欢，绝无不和谐的小插曲。父亲也一手培植和扶持他的侄辈们。在父亲的认知里这种乡俗文化是需要下一代传承的。侄辈们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渐渐成长，成长到父亲只需在那些特别的日子里用食指和中指夹着香烟满意地坐在某张桌子的一角笑眯眯地看着，看着他的接班人从容不迫地指点，章法有致地指挥……
　　 在一九九八年的端午前夕，父亲与我们永别了，那一年他才四十八岁，正值盛年。一个正常的男人在他的四十八岁以后还可以恣意挥洒，快意人生好些年，而我的父亲却被病魔紧紧扼住了喉咙而终止在了他人生的四十八岁。后来的日子里，每每遇到父亲的同龄人，我常常会想，如果父亲仍然健在，他该是怎样一副模样？曾仕强教授曾说每个人都是带着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是不是一个人的使命完成，就该退出那个他曾经精心营造的，处处都留有他印迹的圈子，那个他用亲情友情和人情滋养出的圈子？我想起我曾经的那个梦，那是父亲还健康的时候我做的一个奇怪的梦，一个莫名其妙的梦。梦里一位蓄着花白长胡须的精瘦老人，用一把浮尘指着父亲，疾言厉色。梦里我唤那位老人“爷爷”，我不知道“爷爷”在数落些什么，但很确定“爷爷”在指责父亲。
　　 我曾对母亲说起我的梦，母亲也无法理解，她说：“你爷爷向来是和蔼的，他怎会骂你爸爸？他到底为了么事骂你爸爸呢？”爷爷是在训斥父亲只顾着照顾别人而忽略了自己的身体吗？我无法作出正确的解读。
　　 病中的父亲言语特别少。我每次去看他，也只能坐在他房间的沙发上，百感无力地望着他。九岁那年我直面了奶奶的离世，那时候的我还能凭着一个懵懂孩童的本能去向附近的大人求助，会用哭声去呼号，去宣泄。而那个二十四岁的我，面对被癌细胞一点点蚕食的父亲却变成了一个完完全全丧失了语言功能的人，我说不出任何能宽慰父亲的话语，所有感性的语言都被理智的无用论所吞噬。父亲是个理智的明白人，面对一个心明如镜的人，我只能哑口无言，我不想那些安慰语变身惨白的谎言。我看着父亲，脑海里翻江倒海，我为父亲的坎坷命运愤愤不平：无情的病魔为什么要挑选我的父亲，一生为他人着想的父亲何以要遭受命运如此地对待？
　　 父亲的目光很少与我对视，他多是平静地望着他病榻上方的那块天花板，他是在借助那块天花板回望他人生的过往吗？
　　 从同济确诊回来直至离世，父亲都是平静的。他平静地指着X光片子上遍布的黑点语气平和地告诉我那是癌细胞，心平气和地吃着伯父给他抓回的药。病中的他一直都在努力地活动着，走一走，停一停，歇一歇，坐一坐。可他的体重还是肉眼可见地往下掉，肚子也日渐大起来，双腿纤瘦得已无力支撑身体的重量，以致他不得不卧床……
　　 父亲走得那么悄无声息，不容人来告别。我不明白父亲为何要在弥留之际刻意地支走守在病榻旁的我的弟弟们，不明白他为何要那么决然地阻止他的孩子为他送行。他说田里的庄稼不知怎么样了，说猪栏里的猪怎么叫得那么厉害？他执意要两个弟弟去看……“你是在担心你的孩子们面对不了死亡的残酷吗？”我柔软的父亲啊！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病中的父亲并没有像一般肝癌病人那样，承受锥心刺骨的疼痛，他走得那么从容，那么安详。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老天给予他的一点难得的眷顾。
　　 倘若人生在世真存在使命这种超验的东西，我想父亲是绝对不会认为他是已经完成了使命的，他的大儿子还没成家，二儿子还在上学，他的爱女也还不能独当一面，他的侄儿侄女们尚且年幼，他的幺弟还需要他诸多照顾……他的未竟之事还有好多好多。
　　 可父亲终是被死神逼走了，看着父亲的棺椁被抬上殡仪车的那一刻，我分明地感觉到我的腰杆一紧，绷得笔直。
　　 一直到现在，我都不肯让我的腰杆有些许的松动，因为有一道期许的目光鞭策着它，那是来自天堂的父亲的目光。
　　 父亲，我们都挺好！
　　
　　 2022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