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你的背影，我感受了坚韧；抚摸你的双手，我摸到了艰辛......”做北漂二十多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父母的思念也日渐增长，经常听的歌就是阎维文的《母亲》和刘和刚的《父亲》。本想着退休后回家乡能在父母膝前尽尽孝，但是，“子欲养，亲不待”，父亲却在半年前永远地离开我们了。父亲去世的那天正好是清明节，因疫情封控，而我又去了南国边陲，家在冀北高原，千山万水，尽管我心急如焚，报告打了若干次，还是没有批准我回去见父亲最后一面。“清明时节雨纷纷”，不能回家我欲断魂！作为家中长子，父亲生前我没能很好地尽孝，去世后还不能为他送葬，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我永远不能原谅我自己！
　　 暑假疫情解封后，我得以回家见到满头银丝的母亲。她纵横交错的皱纹里，又增添几分苍老，看见我，坚强的母亲眼中噙着泪花，始终没掉下来，她说：你爸没怪你，他说你是那么多孩子的老师，哪能为了他一个人耽误孩子们的学业呢？站在父亲的遗像前，我愧疚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来了。
　　 早在父亲去世前的一周，他颤抖的手拿着弟弟的手机艰难地和我视频，瘦弱而蜡黄的脸上还努力地挤出微笑，他说：你不要回来了，有你弟弟妹妹们在，我没事，那么多孩子交给你了，你要对他们负责，我等你暑假回来。“我等你暑假回来”，这是父亲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我重重地点头，您会好起来的，等我暑假回来！ 我和父亲都清楚，这不过是互相安慰对方善意的谎言罢了。一周后父亲就永远地闭上他那双对人世间依依不舍的眼睛。生命停留在八十三岁，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高寿。
　　 有一天，我在街上见到几个经常和父亲一起活动的老头老太太，他们关切地问：听说你爸病了，好点了吗？
　　 他整天乐乐呵呵的，怎么就病了？
　　 我们可离不开他，还等着他给讲国际国内大事呢。
　　 我按他讲的食疗方法，现在的腿比原来硬多了，我还等着请他吃饭呢。
　　 他可是我们的新闻发言人，他不出来，我们都寂寞了。
　　 我们还想听他唱戏呢，那嗓音，比那个什么亮唱的李玉和不差。
　　 这就是众人眼里的父亲，一个坚强、乐观、积极、甚至有点“好为人师”的人。
　　 父亲出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祖父是个乡村的穷医生，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因给一个多病的大地主经常看病，大地主赊账给我祖父一百亩地，后来没几年全国解放了，于是，穷了半辈子的祖父在土改中被划成了地主（据说赊账还没有还清，土地已分给了农民）。父亲有七个姐妹，他是家中唯一的男丁，想想那贾宝玉一般的优渥条件，一大群姐姐妹妹围着他转，照顾着他的起居生活，他该有多么的得天独厚？大少爷的脾性也就与生俱来了。祖父很重视父亲的教育，五十年代中期，父亲从县里的最高学府--县初级中学毕业了，在当时，那也算是知识分子了。乡里的领导找到我父亲，问他是否愿意当一名乡村教师。父亲坚定地说：服从领导安排，我一定当一名好老师！
　　 父亲多才多艺，音乐、美术、体育样样行，演讲、写作能力也很强。人民公社成立了，领导发现父亲是个人才，于是要抽调他到公社做宣传工作，领导征求他的意见，父亲坚定地说：服从领导安排，我一定干好宣传人民公社的工作！在大跃进那个火红的年代，街头巷尾，到处都有父亲写的宣传标语；田间地头红旗招展，经常能听到父亲拿着喇叭宣传：打竹板，响连声，夸夸社员干劲冲，......要说社员对党情，全在车车泥土中！公社、县里的广播站，宣传简报经常发表父亲写的宣传稿，市里的报纸也刊登过父亲的文章。母亲说，父亲每天趴在煤油灯下不是写文章，就是画宣传画，经常是通宵达旦。父亲热爱新生的社会主义，宣传党的政策不遗余力，我们公社也多次被评为“大跃进先进公社”。社员们说，看着他写的标语，听着他的快板书，干劲就特别足，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公社领导也经常夸他为大干社会主义做出了贡献。得到领导和群众的肯定，父亲非常激动，他几次写入党申请书，想加入党组织，为社会主义事业大干一番。但公社党委每一次讨论都通不过，原因很简单，父亲是地主的儿子。尽管是赊账来的地主，那也是地主，地主的儿子能让你在公社工作就已经很不错了，还想入党，提干？那是万万不可能的。父亲没有怨言，仍然没日没夜地工作。今天想来，父亲的思想行为，其实是性格使然，他天性善良单纯，没有经历过生活的磨砺，内心便是乐观向上的，他相信组织，相信领导，领导的指示代表的就是正确方向，是无可置疑的铁律。
　　 在样板戏最火的年代，父亲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他身兼数职，集编剧、导演、主演于一身。《沙家浜》父亲演第一主角郭建光，《红灯记》演李玉和，《智取威虎山》演杨子荣。由于哪部戏他都是主角，于是当时的人们戏称，说父亲是郭建光手提红灯就上了威虎山了。
　　 晚饭后，农村的生活归于平静，锣鼓声响起，父亲高亢的戏腔也响起，“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是啊，回忆起父亲的当年，戏剧舞台上是主角，篮球场上是明星，每天雄赳赳，气昂昂，风光无限，那火热的生活，即使累死也觉得是无悔人生。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后来，大跃进的热度降下来了，宣传工作似乎也不太重要了。一天，公社领导找到父亲说：公社党委决定还让你回学校教书，你的意见呢？父亲还是很坚定地说：服从领导安排，我会继续当一名好老师。我写到这里，心里暗想，父亲对组织的信任是虔诚的，完全服从组织的安排，轮番转换角色，父亲都觉得能适应，他从不去思考自己的利益，也丝毫没有自己的主张。父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被安排在公社前面两公里的一个小村庄当老师，他本身多才多艺，又关心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在他的培养下，我们村小学的学生，也是个个能文能武，文化课不用说，音乐、美术、体育方面也都很出色，有的在后来的文艺宣传队（乡村剧团）成为主力。
　　 父亲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他信奉严师出高徒的原则，学生完不成作业，就别想回家。我读小学一二年级时也是父亲的学生，我要是完不成作业，那就不是批评教育了，而是挨打。我给父亲当了两年正式的学生，挨打的次数不少。“文革”开始后，每个学生都发一枚用领袖头像做成的徽章佩戴在胸前。那一年我读一年级，课间和同学打闹，不小心把徽章给弄掉了，同学捡到后不是直接还给我，而是为了邀功，交给了老师（我父亲）。父亲提着我的耳朵严厉地训斥我：为什么不小心？你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像章。为了让我长记性，还在屁股上踹了我两脚。
　　 “文革”开始后，父亲比平时更忙了，除了上课，批改作业，完成这些学校的工作外，还要兼做村里的宣传工作。我们村六十来户人家，大队给每一户门口的墙上用水泥抹了一块一平米左右的类似于黑板的水泥板。父亲需要给水泥板涂上黄色的油漆，晒干后，再用红油漆给每一块水泥板上工工整整地写上领袖的语录。用油漆写字可不像是墨汁那么快，这六十条语录足足用了他两个月的中午和周末。大中午，热辣辣的太阳直射着他，他被晒得晕头转向，依然不知疲倦地写着，那是他向组织靠拢，向党奉献的忠心。晚上还要组织宣传队排练节目，那时的父亲忙的根本顾不上照顾家。
　　 父亲当时的那种忘我的拼命精神，我们现在很难理解。他们没有自我，毫不自私，不顾小家，只顾大家，把自己变成了真正的螺丝钉，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
　　 “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年秋天，公社领导又找到了父亲说，现在是贫下中农管理教育，你们大队的部分贫雇农到公社要求让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村里当农民，不让你当老师了，但是文艺宣传队的工作你还是要做。父亲这次不是很坚决地说：我服从领导安排。尽管许多社员还有学生都要求父亲继续当老师，无奈大队副书记是雇农，他坚决要求让贫下中农管理教育，必须让父亲走下讲台当农民。这位副书记当年孤身一人从山西逃荒到了我们这里，无处安身，祖父正好赊了一百亩地，于是收留他在我家吃住并种地，也有工钱。解放后他因为是雇农，斗地主又积极，因此，人民公社成立后当了大队副书记，权倾一时。
　　 父亲中学毕业就在学校和公社工作，农村的活虽然他熟悉，但是没干过。为了当好农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虚心拜贫下中农为师，学习各种农活，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扛着锄头下地劳动，一天都不休息。父亲拿了十几年笔杆子的手，又拿起了锄头，手上打血泡是自然的，血泡挑破，再打血泡，慢慢地血泡都变成了老茧。
　　 晚上，小学校里锣鼓喧天，父亲又登台组织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了，他常常累得回家倒头便睡。有时母亲抱怨，人家都不让你当老师了，你都当农民了，还每天去学校排练节目干嘛呢？父亲却很乐观地说：地主的儿子当农民，很正常呀。再说了，这是国家的政策，我们只能服从。父亲一辈子最信奉的两个字就是“服从”。
　　 北方的冬天，经常是白雪皑皑、冰天雪地，脚踩在地上嘎吱嘎吱响，这就更阻挡了人们的出行。那时生产力落后，交通更是原始，一般出门要步行，最豪华的交通工具就是三套马车。冬天正是农闲季节，也是样板戏演出最忙的季节，父亲带着剧团坐着三套马车经常到公社的各个大队及周边的公社去演出，常常一月半载不回家，根本顾不上我们母子的生活。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五人艰难地度日子，经常是没米下锅，没水做饭。母亲幼年缠过足，虽然后来放开了，但走路也很困难，干活就更加艰难。我作为长子也只有八九岁，有一天，水缸里一滴水都没有了，母亲把扁担两头的挑钩链条绕上两圈，让我挑着两只水桶，领着我到五百米以外的水井上去挑水。天寒地冻，水井的井口结冰老高老高，高出地面很多，我和母亲用手捧着周边的土撒到冰面上，艰难地爬到井口，好容易打上来两半桶水，却怎么也提不到井口下面来。我好几次都是连人带桶一起滚下了井口，水洒了，浇在棉裤上立刻结冰，硬邦邦的走路都迈不开腿。有时候遇到村里的叔叔伯伯们也去挑水，帮我把水桶提下井口，我和母亲才跌跌绊绊地挑回家。
　　 我有一位伟大的母亲，她心地善良，任劳任怨，一辈子都不会怨恨谁，也不会和人争吵，更不懂得争取自己的权利。她一辈子没敢和父亲说过一个“不”字，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像个甩手掌柜，家里的事很少管，一心扑在外边的大事上。妻子，孩子们的受罪受苦，他无暇顾及，他觉得，样板戏的舞台更需要他。
　　 我们家原来住在小学校隔壁的房子里，那是专门给老师提供的住房。父亲不当老师了，我们自然就要搬出来，后来住的这一间房子原本是生产队放农具的库房，四面透风。父亲用泥巴糊了一下，请人盘了一条土炕，一家五口（当时两个妹妹还没出生）人就搬了进来。夏天还好点，最多是雨天漏雨，经常是外边下大雨，家里下小雨；外边雨停了，家里还下雨。冬天，我们就受罪了，晚上钻在被窝里还直打哆嗦，因为门窗不严实，遇到恶劣天气，风雪肆无忌惮地吹进来，第二天早上，我们兄弟三人的眉毛上都结了一层白色的霜，嘴唇上“长”出了“白胡子”，地下是厚厚的一层雪。那个年月，北方的雪特别大，有一年冬天的早上，母亲起床后准备去院子里去取引火柴做饭，但门推不开了，把我喊醒一起推还是推不开。我爬上炕从窗户一看，妈呀，院子里白茫茫的，那雪不知道有多厚。我从窗户艰难地爬了出去，发现门口堆的雪足有一米多厚，难怪推不开门。大雪覆盖根本找不到任何除雪的工具，我只能用双手把雪刨开，勉强把门打开，再想从大雪覆盖的柴火堆找干柴禾生火，更是难上加难。大雪厚厚的，脚踩下去就会陷进深坑里。今天看来，那么好的雪，堆雪人，打雪仗那多好呀？全是喜乐欢畅；可在当时，连饭都吃不开的情况下，那大雪是我们母子无以面对的惆怅。寒风刺骨的凛冬，除雪成了一项重要任务，人小力薄，我被冻得手脚麻木，多想魁梧健壮的父亲能在身边，能和我一起完成这些艰难的任务。
　　 我的两个妹妹都出生在这间四面透风的房子里，嫩嫩的娃娃脸怎么能抵挡住寒风的侵蚀，他们的脸不同程度的都有冻伤。尽管母亲每晚都要用破衣烂衫遮挡门窗的缝隙，怎奈寒风是无孔不入的。母亲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在我们都脱下衣服，钻入被窝后，她给我们兄妹五人缝补衣裳，捉虱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母亲心灵手巧，又勤劳简朴，我们兄妹五个的衣服尽管旧，但从来不破。村里的婶子大娘都夸：啧啧，看看人家老师家的孩子，多会儿出来都是整整齐齐，看看别人家的孩子，袖口，胳膊肘都开着花呢。他们不知，哪是老师家的孩子自己穿戴整齐，是他们的妈妈不知疲倦辛劳的付出。我们幼年时几乎没看见过母亲睡觉的样子，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反正我们睡觉时她在缝补，醒来时她早已在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