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中，媳妇嫁入男家就属于男家的人了，所以彩礼的支付主要是当男方支付彩礼时，对女方家庭丧失劳动力以及将媳妇养育成人的补偿；或是姻亲双方能够达成结婚协议的一种凭证和手段。
　　 而现如今，大家庭渐渐式微，小夫妻们成家单过已经成为了主要趋势。所以，当男方父母付出彩礼时，他们都十分清楚这笔钱不完全是女方家长的要求，也是小夫妻们开始新生活的需要。高额彩礼的付出也就是成为了男方父母对儿子和媳妇的经济资助。
　　 彩礼在我国农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结婚就意味着要向女方或女方家支付彩礼，这是中国传统婚姻一直的流传习俗，它始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聘娶婚制，经历了近三千年的历史，在建国后一段时间更是受到严厉的批判，而在改革开放后却又再次兴起，并且在农村地区愈演愈烈，出现了“高额彩礼”，“为付彩礼，全家背债”等现象。
　　 这一现象，不能简单地视为封建糟粕，当年这种种社会变迁都没有打断彩礼的延续，便可知彩礼在中国传统婚姻当中的重要地位。无论从文化、经济还是社会的角度看，彩礼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高额彩礼”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是当今农村社会转型、男女比率的失调、传统文化传承发生断裂等一些现代化的元素逐渐渗透到农村后，以一种传统习俗表现出来的。“高额彩礼”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独特的原因，并对农村的其它观念和态度产生影响。
　　 “高额彩礼”是当今农村婚嫁的变异，它像“毒瘤”一样吞噬着农民快乐幸福的家庭。
　　 一
　　 河北省曲周县是冀南的一个有着50万人口的县城，是个农业大县。“彩礼”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该县用于结婚的彩礼过高，已经成为沉重的负担；其背后是彩礼的意义正逐渐发生变迁；农村的舆论环境更是造就了村民的攀比心理。高额彩礼现象的不断激化导致代际关系间的平衡已经被打破，这一现象的背后反映了代际间利益冲突和矛盾，集中体现在农村养老问题上。
　　 笔者通过对全县10个乡镇、18个村的抽样调查，全县农村彩礼普遍较高，由于地理环境、交通条件、经济条件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所调查的各个村镇之间彩礼价位各不相同，总体呈现出县城南高于县城北，县城北高于城区的趋势，总体彩礼在8万-25万之间。具体为，城区在8-10万之间，城北在10-18万之间，城南在18-25万之间。但家庭困难、家里兄弟多、老人年迈、残疾的整体高于以上价位，最高的甚至达到30万元；婚嫁彩礼平均每年以3万左右的速度增长，整体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高额彩礼已成为部分农民致贫的主要原因，更成为一些家庭“家破人亡”的凶手。
　　 高额彩礼给农民带来了沉重负担，也给社会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彩礼并不是一笔小数目，据调查当地普通家庭一年的收入在3万元左右，除去基本开销后几乎所剩无几。所以，儿子结一次婚就很有可能要折腾完父母的所有存款，如果该户人家还有两个以上的儿子，彩礼就会成为沉重的负担，基本上都要靠借债来满足女方的彩礼要求，一般家庭就要还好几年的债，严重的则直接致贫。
　　 在曲周县农村，新婚夫妇结婚后便与父母分开单过已是一个普遍现象。年轻夫妻为了建设自己的小家庭，必须最大限度地争取利益，维护自身权利。于是彩礼便成了他们最快速最直接的经济资助。其直接结果就是相当数量的“夫妻家庭”出现导致彩礼的支付转变成了提前的分家，所以彩礼数自然水涨船高。新郎新娘在彩礼支出中积极参与，但新娘家没有从彩礼中受益（除贫困的、儿子多的家庭外），所以这时候的彩礼并不是家庭之间的财富流动，而是家庭内部转移，即儿子以这种方式提前继承的家产，最终成为新婚夫妇的共有财产。除彩礼之外，新郎家还会以轿车、新房以及新房内的家具用品等形式为新婚夫妇提供直接资助，这些实物资助的家产传递性质就更加明显，由此可见，新郎家婚事消费的最终受益者是新婚夫妇。所以彩礼不再像原来那样是婆家为建立姻亲关系的手段，更像新婚夫妇要求分割家庭财产的手段，是对父母家庭遗产的一种预支。
　　 在对10户当地近十年结婚家庭的调查发现，只有一户人家付出了5万元，相对较少的彩礼，其他9户家庭的彩礼数额都超过了10万元，其中有五户家庭目前仍然欠债。在访问中还了解到有一户人家是因为直接付出了十三万彩礼而直接致贫。由于这户人家本身情况就不太好，付出的十三万彩礼导致该家庭负债累累，只好全家进城打工还债。当地村民像这样弃房弃地的屡见不鲜，他们极有可能是因为经济上的严重压力。
　　 高额的彩礼使许多家庭负债累累，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更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当地人都默认一个现状，那就是：彩礼不涉及儿女，都是由父母承担，债也是由父母背。儿子是否帮助还钱只是“良心”上的问题。有趣的是，新郎们尽管与新娘一样有着夫妻独立的渴求，却不敢在明面上在家产的索取上讨价还价，通常是由新娘扮演着“自私”、“霸道”的争取者形象。
　　 随着彩礼的数额不断高涨，父母对子女的投资也在不断增加。但是调查显示，受访的家庭中没有一家子女负担起了赡养父母的义务。逢年过节给父母两三百块钱已经算是十分孝敬的状况，有一家的三个儿子成婚以后都没有回来看过父母，也没有给过父母一分钱，年近八十的老两口还要下地干活养活自己，生活过的十分窘迫。原本父母对子女的养育和资助，以及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分别作为天平的两端使代际关系得以顺利延续和发展；而现在新婚夫妇们享受着高彩礼给他们带来的新生活时，沉重的彩礼负担却让父母余下的生活不得不面临背负债务和无人赡养的悲惨状况。
　　 父母依然遵循着传统的形式对新建立的家庭进行资助，但子女却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不愿再履行应尽的义务回报父母。在“高彩礼”的影响下，两代人之间的投资与回报关系不断失衡，使得代际关系中父母对子女似乎有无尽的责任，而子女却只对父母尽极其有限的义务，原本温馨和谐的代际关系在“利益”的驱使下被逐渐侵蚀成了不平等的态度，为农民生计和家庭养老等问题埋下了隐患。
　　 二
　　 调查发现，在全县各个乡镇，普通存在着婚龄青年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甚至出现了为了结婚几家人相互抢着出高价彩礼的现象。在调查的村子中，婚龄青年男女比例持平的几乎没有，婚龄青年男女数量相差最悬殊的安寨镇男女比例竟然达到了4:1。一个不足2000人的村庄就有22-30岁的光棍汉98个，怎不让人担忧？村干部喊出狠话，谁能给村里解决一个光棍，在原有的基础上村里再追加500元的媒礼。究其原因，一方面，是20世纪80、90年代农村较严重的重男轻女的现象和计划生育国策深入相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近年来，大量农村青年外出打工，女青年留在大城市、嫁到条件较好的地方较多，这也加剧了农村婚龄青年男女比例失调，男孩找媳妇只有掏高额彩礼从条件更差的地方往回“买”媳妇。
　　 近年来，随着国家系列惠民政策的扶持，农村的生存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受自然条件和生存环境的制约，贫困仍然困扰着绝大多数的农民。在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农民一方面希望通过女儿出嫁索要高额彩礼改变贫困的生活现状，另一方面为给儿子娶媳妇积累资金或借此偿还娶儿媳妇欠下的债务。调查发现，在一些自然条件落后、交通条件不便、经济状况差的村子以及生活在这些村子里家庭拖累较重的家庭，结婚的彩礼普遍比较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掏高价彩礼也没愿嫁入的现象。不少做父母的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打光棍，宁可债台高筑，也要用高额彩礼为儿子早早“占”个媳妇，有的甚至去借高利贷。
　　 这种中国人典型的“要面子”、“想长脸”想法是村民的普遍心态。而这种心态反映在消费行为上，就会形成攀比心理。在村落内部强大的舆论下，老人们总是希望自己儿子的婚礼办得体面上档次，而年轻一代也有这种攀比心理，希望自己的彩礼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于是为了攀比，农民之间互相竞争，为了彩礼可以节衣缩食，压缩生产开支，甚至不惜举债。高额彩礼虽然压的他们喘不过气，但是这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在农村，村民们但凡有点时间都会在庄前屋后围成圈子，议论别人家里一些事情。结婚送彩礼自然是村里的大事，每家嫁娶所花费的金额村民们都会通过闲聊来了解。这样一来，大家都会了解到现在彩礼的“行情”，男女双方在谈论彩礼问题前也都对这一“约定俗成”的彩礼数额心知肚明。同时，虽然人们在闲聊中对巨额的彩礼会加以嘲笑，但是主要舆论的走向是人们对嫁出女儿获得高额彩礼而“一夜暴富”的羡慕，以及对嫁出女儿获得彩礼较低者的嘲笑。其次，还有一些人认为，彩礼是女子身价的标志，嫁女儿不收彩礼，就意味着女儿不值钱，只有收了才够体面，而且收得越高身价也越高，面子便也越大；还有一部分嫁女儿的人家看到别人要了彩礼，就想着自己不要，面子上过不去，也怕别人说自己家的女儿有毛病，从而出现攀比下的“行情”上涨现象，使得彩礼居高不下，这无疑又助长了高彩礼婚姻之风。这种典型的“要面子”、“想长脸”想法是村民的普遍心态。
　　 三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受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潮流的冲击，“一切向钱看”的观念在农村盛行，逐利思维也在激发着人们的欲望，尤其是随着物价逐年上涨，许多女方家长认为辛辛苦苦把女儿养大，付出了很多代价，就这样送给了男方，等于是给人家养的，所以，应该得到男方的金钱补偿。少数家长甚至将自己的女儿视为敛财工具，靠收彩礼来还自己的债务，这一思维模式在有一儿一女的农村家庭结构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此外，随着近年来外出务工收入的不断增加，农村青壮年年均收入一般都在4万元左右，一个家庭年均收入能达到7万元左右，挣钱相对容易，经济收入也逐年增加，从而致使人们对高价彩礼出现跟风现象，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出于摆阔、显示自己能耐的心理，在送彩礼时大方出手，为彩礼上涨推波助澜，而那些经济能力有限的家庭虽然苦恼，但也只能随波逐流，相互攀比讲排场的虚荣心也难逃其咎。
　　 由于受家庭自然条件差、自身长相不好、家庭经济条件差、男女比例失衡等原因影响，男青年找媳妇困难加大，彩礼数额逐年走高，在农村普遍存在一些依靠给人说媒赚钱的职业红娘，他们每撮合成一对后，都会按照一定比例抽取酬劳，一般婚介的中介费为3-5千元。结婚彩礼的逐年攀升，媒婆的地位也随之提高。五六十年代对他们的报酬就是一包红糖、一包点心，如今升值到3000-5000元，多则可达上万元。如果孩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要媒人千针引线，就得先给她们100元的通讯费。
　　 由于彩礼数额普遍较大，这些红娘每撮合成一对都能获得不菲的酬劳，为了获取更多收入，他们在婚介行为中也会有意哄抬行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彩礼的逐年上升，媒婆的地位也随之提高。
　　 四
　　 如何改变“高额彩礼”的现状？一直是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瓶颈。为此，宣传、司法、妇联、团委、民政等部门要深入农村，特别是边远贫困村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使之遵纪守法并自觉与高彩礼婚姻、侵犯妇女人身权利的行为作斗争。各类媒体要充分发挥宣传引导作用，通过各种渠道宣传高彩礼婚姻的危害性，揭露和曝光反面典型，提高农民群众的思想认识。各乡镇、村组要开展“反对高价彩礼，倡导婚嫁新风”的主题教育活动，广泛宣传文明节俭婚事的新风。要不断要充分发挥民间红白理事会在婚丧嫁娶中的协调、宣传、监督、引导作用，引导农村家庭把精力用到勤劳致富增加收入上，逐步改变传统不文明的婚嫁陋习，消除除部分农民想通过高价彩礼而“一夜暴富”的思想，有效地制止高彩礼婚姻的发生。
　　 要抢抓国家加大扶贫开发的有利时机，加快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为农民摆脱贫困提供有利的先决条件。对于特别贫困的村庄，要加大扶持力度、给与政策、资金上的倾斜。要通过引导、帮助村民发展致富的主导产业，不断增加家庭经济收入，从根本上解决一些边远地区村民通过用嫁姑娘得到的巨款彩礼来改变家庭经济拮据现状的现象。
　　 我国《婚姻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大打折扣。各有关执法部门要加大《婚姻法》执行力度，完善婚姻登记制度，规范结婚、离婚办理程序，充分发挥离婚调解职能作用，依法坚决打击低龄婚育现象和干涉婚姻自由、买卖婚姻、婚姻诈骗行为，对因高价彩礼婚姻引发的案件，要严肃认真查处，要根据情节和后果予以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民事制裁、经济处罚等措施，切实遏制高彩礼婚姻蔓延。积极探索划定彩礼上线，对不切合当地经济实际，索要高价彩礼的行为要及时进行制止，并对双方父母进行教育，保障婚龄青年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建议由各乡镇指导妇联、团委等群团组织建立乡镇婚介所，倡导成立婚介机构行业协会，加大对职业婚介所、婚介人的培训力度，不定期地对行业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法规培训、职业道德素质教育，规范农村婚介人员队伍。对培训合格的婚介所、婚介人颁发资格证书，设定收费标准，实行持证上岗，引导其规范行业行为，促进行业自律，树立行业形象，着力打造婚介市场诚信的内部环境，坚决打击媒人哄抬彩礼行为。
　　 树立正面典型，希望有关部门要定期举行“树新风拒彩礼”的集体婚礼，引导广大适龄青年加入到拒绝“高额彩礼”的队伍中来。
　　 总之，“高额彩礼”是个全社会的问题，需要全社会都来参与，共同把“高额彩礼”这个毒瘤彻底挖出，还当今农村一个太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