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三•五事变”经过
　　 我是上世纪80年代末住柳树湾，常听老人们聊起“三”往事；90年代初在县税务局工作，解放初很多“湘西纵队”关键成员曾在税务局工作，留下大量谈资；90年代税务局的门卫是航运公司退休老干部，同是航运公司离休的向绍敬经常拄拐杖到门卫室聊他那曲折的经历。向绍敬1937年初赴延安，1939年入党后奉党组织之命从陕西回辰溪从事地下工作，他在辰溪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亲自秘密接待来辰溪视察的胡乔木、邓颖超等中央领导来辰视察；“三五事变”后参与筹建党的地下武装，参与1950年辰溪县镇压反革命的历史审查工作。以上丰富的谈资记忆和文史记载、社会调查相结合，连成此文。
　　 1949年春发生的“湘西事变”，国民党在湘西县级政权，全部被土匪武装夺取，脱离了国民党统治，成为各自为政的地方恶霸势力。“湘西事变”中最有影响的是发生在辰溪，以张玉琳为首的匪徒，洗劫国民党军政部所属重点军工企业——位于辰溪的第十一兵工厂的“三五事变”，轰动全国，因为辰溪兵工厂是国民党在西南最大的兵工厂，动摇国民党内战依托西南地区天然屏障，阻碍解放全国的战略部署，震动蒋介石。
　　 从辰溪“三五事变”可以看出，国民党内战不得人心，战略布局上也注定失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了内战，将全部武装派往内战前线。抗战时期驻辰溪，主要保护兵工厂安全的独立三十二旅，在抗战胜利后，急速调往武汉。驻守兵工厂的中央军只有一个连，兵力不足50人，连长曹湘蔺是北方人，虽然军事素质高，但他对辰溪社情民意毫不知情，他只能负责厂内防务。
　　 驻厂外围安全防务部队是省保安十团运输营，营长是曾被张中宁收编的大水田土匪张玉琳，该团团长是永顺人汪援华，常驻永顺，对辰溪兵工厂安全防卫毫无警觉；而张玉琳营的部属全部是张本人的亲信，汪援华实际上无力控制张玉琳。
　　 张玉琳野心勃勃，对兵工厂觊觎日久，蓄势以待。所以曹湘蔺重点防治对象实际上是张玉琳，他依靠的重点是马公武和向忠良，马公武弟马叔明是沅陵师管区（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司令员，可以调动军队；向忠良是隶属沅陵师管区的县军事科科长，他与哥哥向宽银都是县党部副书记长，掌控县军事科300多人枪。曹湘蔺与马公武，县军事科长向忠良是铁杆关系。马家包揽了兵工厂的木料加工和木材供应，与兵工厂密切的经济往来，成马家致富的主要经济来源。
　　 辰溪兵工厂生产国民党内战的主要武器资源，处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却只有一个连的守卫，防卫空虚，十分显眼。
　　 国民党辰溪县政府为了保障兵工厂的安全，牵制张玉琳，抗战结束后，特别组建了辰溪县保安大队，聘请米家琎担任大队长。可以调动县军事科和警察局武装，约有500多人枪。
　　 米家琎派名米昭英，是黄溪口周家村人，原是川军将领，任过师长，在滇缅抗战中立有大功而授中将军衔，但不是蒋介石嫡系，有军功却受排挤，被解职返乡，正是满腹怨气的时候。但他有丰富的军事经验，有广泛的国民党高层人脉资源，被县政府所倚重。
　　 米家琎是黄溪口人，又是米氏宗祠祠长，自然倚重黄溪口势力；加上米家琎是随龙头庵米贤松进入军界的，米贤松是米家琎的“老长官”，自然对“老长官”的子弟格外关照，“老长官”的侄子米庆轩、米庆舜，外甥肖洪量、刘本禄及近亲肖守训等共产党骨干力量自然而然成了米家琎的骨干。
　　 当时，国民党军事上忙于内战，湘西防务空虚，土匪势力膨胀，各种势力对辰溪兵工厂虎视眈眈。
　　
　　 一、最先关注辰溪兵工厂的是陈明仁将军
　　 陈明仁将军参加过滇缅抗战，战功显赫，被蒋介石明升暗降，削去兵权后，他仅带一个警卫连返乡，警卫连驻在他家乡澧陵附近的瞿家祠。这个警卫连的连长是辰溪县安坪人瞿显干，在滇缅战场上，随陈明仁出生入死，是陈明仁最信任的青年军官之一。
　　 陈明仁被削兵权时，他在家乡静观时局，每天读书看报，觉得辰溪兵工厂防务空虚，是国防之弊，深感忧心。他将警卫连主力40余人携电台调往泸溪浦市，因连长瞿显干在辰溪出生，在浦市长大，对浦市相当熟悉，在辰溪也有人脉，利于观察辰溪兵工厂（包括孝坪兵工厂）动态。陈明仁嘱咐瞿显干“蓄势待发，伺机而动”。
　　 瞿显干与安坪人向宽银、向忠良等关系要好，经常往返于辰浦之间，对辰溪兵工厂防务非常熟悉。瞿显干率警卫连移驻浦市后，整训部队，补充兵员，将兵力扩充到200多人，对浦市治安起到了很好的维护作用；因上级只给一个“连”的编制，加上经费的限制，他不能再扩大兵力。
　　 1948年辽沈战役时，蒋介石启用了陈明仁，陈明仁急赴东北战场，瞿显干失去政治依靠。
　　 瞿显干当时只有20多岁，不敢再贸然扩大编制，在“湘西事变”中虽属国民党中央军，因势单力薄，微不足道，只能驻防浦市。瞿显干的警卫连中有7人是共产党员，他们在1949年9月促成全连在常德和平起义时表明了身份。
　　 张玉琳“打烂兵工厂”不久，瞿显干曾带陈明仁意见到辰溪密见石美豪，石美豪当时有“师长”头衔，看不起“连长”，加上与陈明仁不熟悉，不愿合作，最终选择投靠尹立言。
　　
　　 二、李济深关注辰溪兵工厂
　　 1948年1月，李济深在香港联络民国高层成立的“民革”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民革”成立，意在分化瓦解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也有组建军事组织的计划。是年冬，洞口籍国民党中将尹立言失意官场，他按李济深意图，应表弟贺锄非（溆浦人）之邀，返回长沙，经过筹划，在长沙大西门大美油行主持召开16人“大结盟”会议，参加的人员中就有辰溪地下党人陈策、溆浦向承祖、永顺汪援华、绥宁石美豪等。“大结盟”会议根据李济深策略，筹建属民革中央指挥的“西南联军”，尹立言自任中将司令，下辖8个军的空架子，官多兵少，计划抢夺辰溪兵工厂武器为装备，扩充人马，充实武装。
　　 事后，尹立言通过国民党上层关系，安排了亲信石美豪任辰溪县公安局局长，为抢夺兵工厂埋下了伏笔。
　　 石美豪是绥宁人，本是一位出色的抗战军人，是名将谢晋元手下，1937年淞沪抗战时死守留行仓库的三名连长之一。他在抗战中立有殊功却备受排斥，四处碰壁，他遇到尹立言，感到他乡逢知已，愿为知已者死。经尹立言筹划，他带领溆浦龙潭雪峰部队的主要成员向承祖、谌志锦等来到辰溪县公安局就任局长，替代了很有势力的多年原任局长刘汉臣。经陈策周转，刘汉臣转任县治安大队。
　　 在陈策的辅助下，石美豪先拜见辰溪县内各派势力头领，与张玉琳、米家琎、石玉湘、雷镇远、陈庆东、刘华峰、刘汉臣、龚宗棠等地方头领结成“兄弟”，他排行老九，成为辰溪江湖“九哥”，在辰溪掌握了庞大的社会资源，很快站稳了脚根。
　　 陈策、向石宇等与石美豪、向承祖、谌志锦等人也结成了“兄弟”关系，为日后“湘西纵队”战略转移溆浦打下了基础。
　　
　　 三、长期关注兵工厂的是辰溪地下党
　　 陈策、向石宇是贺龙旧部，南昌起义时的团职军官。他们在1938年春季前后奉中共中央之命从延安回辰溪谋划湘西兵运，组建抗日武装，几经挫折，不断寻机努力。他当然不希望辰溪兵工厂的武器落入他人之手。
　　 陈策与张中宁是师生关系，他早年欣赏张中宁的才华，曾竭力资助张中宁上大学和自由恋爱成婚，是张中宁的恩师。但张中宁后来成为蒋介石所赏识的红人，虽然如此，他每次返乡都备厚礼拜见陈策，尊敬优加。加上陈策1921年就出任过陈渠珍组织的县团防局局长，1938年又任过县抗日民众自卫团主管军事的副团长，是实际掌握军权的人，县内高层人士虽然私下知道陈策是共产党人，却都对他敬畏三分。
　　 陈策参加长沙“大结盟”会议回辰溪后，就与马公武、张成栋，钟启明，向宽银，刘汉臣等首领商议，想借他们之力抢夺兵工厂，组建武装，与国民党势力开展运动战，打乱国民党的后方，争取为早日结束内战而作出贡献，做人民的功臣。
　　 但马、张、钟、向、刘等人当时势力弱小，认为时机没成熟，不敢得罪国民党，怕事情闹大了，家人和家族将无以安宁，想等待时机。张玉琳觉察事机变化，他为了掌控时局，先下手为强，先后设计谋杀了掌控武装力量的钟启明（安坪乡乡长）和向忠良，因这二人与他有仇，且有较高的军事能力，不可能为他所用，是他夺取兵工厂的障碍。
　　
　　 四、“三五事变”的诱因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为挽回颓势，派心腹李默庵到常德谋划“戡乱建国”，想把湘西地方势力完全编入国民党掌控中，成内战炮灰。在抗战作出巨大牺牲而又备受排斥的湘西各大势力派不愿手中权利旁落，因而产生思想分歧。
　　 汪援华抗战时曾任少将师长，受排挤回乡，被时任湖南省长王东原勉强聘为湖南省保安十团团长，他派手下的运输营营长张玉琳驻防辰溪兵工厂外围。
　　 李默庵受蒋介石之命到常德组织湘西“戡乱建国”的“勘建大队”，并计划将“勘建大队”到邵阳整训，主要目的是架空湖南省主席程潜，将地方势力划归中央指挥。汪援华在永顺接到“受编”指令，再次意识到权利旁落。于是在桑植县长、早期共产党人冯泉的策动下，首先在永顺发难，占领县政府，驱逐县长杨禹久，绑架八区（永顺专区）专员兼省保五旅长聂鹏升，自称“反压迫自卫军”，自设“军政委员会”，谋划抢占沅陵，攻夺辰溪兵工厂。
　　 汪援华发动永顺事变后，急电营长张玉琳到永顺商议抢夺辰溪兵工厂。
　　 1949年正月十五，张玉琳从永顺回辰溪后，急忙与米家琎、石玉湘、石美豪、刘汉臣、胡震、蒲和生、徐汉章等亲信商议提前抢夺兵工厂，防止外地势力占领辰溪，搞乱地方。其时，麻阳的龙飞天，古丈张平都派人参与商议抢夺兵工厂，谋划共分枪炮，扩充势力。
　　 辰溪地下党人乘机制造舆论，营造声势，广泛发布“贺龙手谕”，散布“反对国民党，打烂兵工厂”的传单。
　　 在势在必行的环境下，张玉琳谋划组建一个军，将军、师、团的编制分发给各个与已友好的地方头领，势力覆盖辰溪、麻阳、泸溪、怀化、溆浦，拟自任“军长”。
　　 张玉琳虽然野心勃勃，多年为匪，但他没有经历过指挥大战的战争经验，没有掌控全局的经历，他很倚重米家琎和石玉湘这二位久经战阵的老将；也很敬重陈策，陈策任抗日民众自卫团副团长时，张玉琳被收编任大水田乡的抗日民众自卫团中队长，在当年组织的剿匪战斗中，他很佩服陈策的指挥才能。所以组织抢兵工厂之前，张玉琳也多次拜会陈策，因为抢了兵工厂，肯定为国民党所不容，只得另寻靠山，投向共产党。但他多年为匪，杀戮过多，罪恶滔天，又担心共产党不能容纳他。
　　 在雪峰山抗日会战中立功而在县军事参议会任职的共产党人米庆轩、肖洪量等，又曾与张玉琳在沅陵省立九中同学，加上与米家琎宗族和同乡的关系，分别获得独立团的编制，米庆轩因米家琎的推荐，担任了石玉湘部的营长；与共产党人陈策、向石宇保持联系的张成栋、向宽银、刘汉臣分别获得团的编制。部分共产党骨干力量渗入到张玉琳部。
　　 汪援华于1949年2月底从永顺向沅陵进发。沅陵师管区（相当于现在的市军区）司令员，少将马叔明，电请驻常德的李默庵调部队保卫沅陵，李默庵派出一个特务营约400人，用27辆汽车将人员和弹药送到沅陵。为防误伤城内百姓，马叔明安排特务营驻扎到县城边的白田头，针对上游酉水，扼守沅陵城。
　　 3月1日下午4点，永顺“反压迫自卫军”3000多人在周海寰指挥下，乘船沿酉水而下，在沅陵白田头与特务营交火。交战中，沅陵县城军、警、政人员匆忙撤离，县城一片大乱，后勤失去保障，导致军心大乱，特务营失去斗志，于3月2日上午放弃阵地，撤到城郊的溪口一带。
　　 当天晚上，永顺“反压迫自卫军”潮水般涌入沅陵县城，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制造震惊全国的“三二事变”。消息传到辰溪，城内一日数惊，惶惶不可终日。
　　
　　 五、马公武对张玉琳约法三章
　　 张玉琳虽然当了营长，如果抢了兵工厂，要面对组织近二万人枪的管理和粮草供应，必然面对党国责难，军事围剿，心中犹如打鼓。张玉琳布置了抢夺兵工厂的一切后，仍心有余悸，拜访国民党国防委员会军事参议员、赋闲在家的国军中将马公武。
　　 马公武本与蒋介石政见不和，不想参与政事，却热心地方公益，他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教育，因张家曾洗劫过马家在安坪的庄园，绑架马公武的哥哥马春圃，勒索巨资，所以，马公武从来不屑于与张玉琳这个嗜财如命、杀人放火的狂徒打交道。张玉琳托米家琎、石玉湘联络马公武后，在柳树湾登门拜访马公武，马公武不置茶水，非常严肃。张玉琳备厚礼腆脸求教，征求地方军事力量的发展方向时，马公武指出：“一、你要智取，不能伤人。要绝对保证辰溪地方治安不出大乱，百姓安全有基本保障，部队以保护国防安全为目的，命名为‘国防军’；二、占领兵工厂后，不要惊扰地方，要马上整训队伍，设立防区，各负其责，确保辰溪平安；三、部队给养要正常征缴，不能放纵抢掠。你做到这三点，共产党来了，我为你说话；国民党来了，我也能为你说话，保证你的安全。如果你做不到这三点，别怪我不客气！”张玉琳唯唯诺诺，表示遵从。得到马公武抢劫兵工厂的支持，他连声道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