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魔术大师--公孙鞅
　　 从公孙鞅的变法直至后世改革，历史已显示一个定律：处在巨变的时代，有能力彻底改变的国家强，改变而不彻底的国家乱，拒绝改变的国家则继续没落，只有灭亡。
　　 --编者题记
　　 公孙鞅（约公元前390一前338年），又名：卫鞅、商鞅，春秋战国时卫国人，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曾任职魏国中庶子、秦国左庶长、大良造。著名军事家、政治家，特长刑名之学。最得意的事，是把秦国这个落后而贫穷的小国改造成“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超级强国。后被诬谋反，被迫征兵反抗，兵败，车裂而死。
　　 其遗产有：《商君书》二十九篇，今存二十四篇。《公孙鞅》二十七篇，遗物有“公孙鞅方升”。座右铭: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际遇：昏雄二主
　　 公元前4世纪，两个人物的出现，迅速改变了战国时代国家间的格局。这两个人一个是秦孝公，另一个就是公孙鞅，最重要的是他们两个人走在了一起。
　　 魏国不得志
　　 历史发展到战国时期，经过无数次的战争与兼并，中原逐步定格为七个大国鼎峙的局面，它们分别是齐、楚、秦、燕、赵、魏、韩，其中以齐、楚最为强大。秦国曾经是春秋五霸之一,但因历代国君不思进取，国道日渐衰退。到了公元前400年左右，位于西方蛮荒的秦国又回到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国，对于这个落后而贫穷的地方并没有人看好，认为它不会有什么前途，能够维持到这个时候而不被其他国家吞并，已经算是不错了。
　　 然而在这个时候，有两个人物的出现，迅速改变了这种格局。这两个人一个是秦国国君嬴渠梁(即秦孝公)，另一个就是伟大的政治家--法家学派巨子公孙鞅。
　　 公孙鞅出生于卫国，但卫国太小，并不能作为事业的凭借。当时的魏国也是一个大国，所以公孙鞅很早就到魏国，在魏国宰相公叔痤家里做门客(当时是中庶子的职务)，并以其非凡的才识和胆略得到了公叔痤的器重。公叔痤曾经打算把他推荐给魏王，只是因为自己生病才把这事给误了。
　　 后来，公叔痤病重，魏惠王亲自前来探视。魏惠王向公叔痤问及后事：“万一你的病医不好，那么谁可以接替你，来做魏国的宰相呢？”
　　 公叔痤见魏王问到这件事，马上向魏王举荐了公孙鞅，说：“公孙鞅的才干，高我十倍，我死之后，请他接任魏国的宰相一职。公孙鞅虽然年轻，但他有真才实学，完全可以胜任做您的宰相。魏国将来的前途就在他身上。”
　　 魏惠王觉得公孙鞅太年轻，心想，这样一个年轻人怎么可以担任魏国的宰相呢?莫不是公叔痤病糊涂了，才推荐这样一个年轻人。他对手下说：“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心里并没有当回事。
　　 公叔痤看到了魏王的表情，觉得魏王不可能采纳自己的意见，就屏退众人，并小声对魏王说：“如果大王不能任用公孙鞅，就务必把他杀掉，千万不能让他离开魏国。像他这样的人才，一旦被别的国家延揽，日后必将成为魏国的大患。”
　　 公叔痤知道公孙鞅的才能，如果到别的国家效力，于魏国肯定不利，所以他就这样告诫魏惠王。魏惠王嘴里虽然答应了公叔痤的请求，但他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大臣魏昂深知公孙鞅的才能，也向魏惠王推荐，魏惠王一笑置之。可见魏惠王只是一个普通的庸才，并不是值得托付终生的明主。
　　 魏惠王走后，公叔痤立即把公孙鞅叫来，把自己和魏王的谈话告诉了公孙鞅，并对他说：“看样子魏王是不会用你的，你还是趁早逃走吧！我是先国家后私人。”
　　 公孙鞅说：“魏王既然不肯听信您的话让我做宰相，他又怎么会听信您的话杀掉我呢？”
　　 因此他仍旧住在魏国。果然不出所料，公叔痤死后，魏惠王既没有让他做自己的宰相，也没把他杀死。
　　 在魏国的不得志，让公孙鞅产生了另择明主的想法。魏惠王也因为一念之差，从而失去了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
　　 入秦奉明主
　　 再来看秦国。秦国到了秦献公时代，经过秦献公的一些改革措施，国家稍有发展。献公死后，孝公继位。秦孝公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君主，他年富力强，精力旺盛，一心想继承前人的遗志，在国内进行彻底改革，以恢复300年前他祖先赢任好的霸业。在他当上国君后的第二年，就向天下发出征求贤能人才的文告，欢迎能使秦国富强的知识分子到秦国任职。那是一个对人才极为重视的时代，各国也都在延揽政治人才，因此在那个时期才会出现那么多的能臣贤士。
　　 在魏国不得志的公孙鞅听到秦孝公在征召贤能之士的消息后，终于看到了一点希望。虽然秦国是个小国，但秦孝公却是可辅之君，从长远来看必有前途。所以他决定离开不被重用的魏国，到秦国去施展自己的才干，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
　　 公孙鞅到秦国以后，在大臣景监的介绍和帮助下，他见到了秦孝公。可是在第一次谈话中，说了半天，孝公对他的话毫无兴趣，还差点睡着了。
　　 等他走了以后，孝公非常生气地对景监说:“你推荐来的这个客人，也没看出有什么本事。”
　　 景监回家后，也埋怨公孙鞅。
　　 公孙鞅回答说：“我给国君谈的是尧舜禹汤的仁义，这可是真正的帝王之道，可惜他听不进去。”
　　 过了5天，公孙鞅再次请见秦孝公。这次公孙鞅谈得比上次更加起劲，但秦孝公还是兴味索然，这次谈话也不合孝公的胃口。
　　 又过了几天，孝公第三次会见公孙鞅，公孙鞅便给他讲富国强兵之法，孝公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因为这才是他心目中所希望的强国之道。他们这一次的谈话非常成功，越谈越投机。秦孝公跟公孙鞅这次促膝长谈，几乎是姜小白跟管仲促膝长谈历史镜头的重演，秦孝公对公孙鞅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公孙鞅终于得到秦孝公的赏识，并被留在秦国，委以左庶长的重任。秦国从此走向了变法图强的第一步。
　　 前奏:力驳群臣与立木为信
　　 自古以来，变法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需要承受太多的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阻碍，只有像秦孝公与公孙鞅这样大无畏的人才有可能将变法进行得彻底、持久。
　　 力驳群臣
　　 公孙鞅得到了秦孝公的授权后，开始了他的变法之旅。对于这样一件“易祖宗之成法”的大事，在百姓和群臣间引起很大的争议，于是，在公孙鞅、孝公与群臣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舌斗。《商君书·更法》载，秦孝公跟公孙鞅以及旧臣甘龙、杜挚在一块商议变法的问题，秦孝公说：“我想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革礼制来教导百姓，但是恐怕天下人议论我。”
　　 公孙鞅对此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说：“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但公孙鞅的观点立即遭到了甘龙的反对。甘龙说：“圣人不用改变民众习俗来推行教化，明智的人不改变旧法来治理国家。因袭民众的旧习来施教，这样就不用费太大的力气，而且可以得到成功。依据旧法度治理国家，官吏很熟习，民众也能相安。如果现在要变法，不按秦国旧制，要改革礼制来教化民众，恐怕天下人要议论秦国国君。”
　　 公孙鞅马上批驳甘龙说:“你所说的这些不过是俗人之见罢了。平常人总是安于拘守旧的习惯，学士们总是局限于自己的见闻。这两种人可以当官守法，不能跟他们讨论法以外的事情。夏、商、周的礼制不同，都成了王业；春秋时期五霸的法度也不同，都成了霸业。所以，智慧的人创造制度，而愚昧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管束；贤人改革礼制，而庸人只能受礼制的约束。我们不能跟拘泥礼制的人商讨大事，不能跟受法度约束的人计议变法。”
　　 大臣杜挚也反对公孙鞅的看法，说：“没有百倍的利益，不变更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更换器具。我听说过，效法古人就没有错误，遵守旧礼就没有奸邪。”
　　 公孙鞅毫不妥协地说：“古代的政教不同，我们效法哪个古人？帝王不相因袭，我们拘守谁的礼制？伏羲、神农教导民众不杀人，黄帝、尧、舜杀人而不叫妻子连坐。至于文王、武王，则各自针对当时的形势，建立法度；根据事实的情况，制定礼制。可见，礼制、法度，都只能是随着时代而制定；命令，必须要符合实际的需要；兵器、盔甲、器具，都要应用便利。所以说，治世不必依循旧制，治国也不必拘泥古法。商汤、周武的兴起，正由于他们不拘守古法；殷纣、夏桀的灭亡，正由于他们不改革旧礼。这样看来，违反古法的人不一定受到非议，拘守旧礼的人，也并不值得赞扬。国君不要再疑虑了。”
　　 孝公听了大为赞赏，说:“我听说过，穷僻的巷子里，遇事多觉奇怪；认识片面的学士，对事常多辩论。愚人高兴的，正是聪明人感到可怜的；狂妄人称快的，正是贤能人所担心的。我决心已定，你们不用再说了。”
　　 通过这场论争，以杜挚、甘龙为代表的因循守旧势力失败了，公孙鞅说服了孝公，使孝公坚定了变法的决心。
　　 立木为信
　　 民无信不立。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公孙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开始推行变法。他深深地知道，只有取得民众的支持和理解才能将变法进行下去。于是，在变法伊始，公孙鞅首先就做了一件取信于民的事情，以取得百姓的信赖。这件事就是--南门立木。
　　 这一年，孝公任命公孙鞅为左庶长，掌管国家军政大权，主持变法大局。这时就有不少人议论纷纷，不同意变法，但孝公决心已下，要立即公布新法。公孙鞅却表现出了出奇的冷静，他说：“这么多年以来，秦国所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都是虎头蛇尾，百姓现在对国家所颁布的法令已经不是十分相信了。我们这次颁布的新法如果没有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贯彻执行起来势必困难重重。我们现在必须先想办法使老百姓信任政府。”孝公深以为是，问：“那你说用什么办法呢？”公孙鞅笑了笑，说“您无需担心，我已经有办法了。”并且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第二天，秦国京都雍城(在今陕西凤翔县)城南门口，立了根约三丈长的木杆，杆旁有几个士兵在把守。人们不知道这根木杆立在这里有什么用，都过来围观。过了一会儿，公孙鞅出现在人群之外。守杆士兵急忙跑上前去，大声说：“报告左庶长，木杆已经立好多时了，请您训示!”公孙鞅走上前，对围观的百姓宣布：“大家听着,谁能把这根木杆扛到北门，赏黄金十两！”围观的人一时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没有应声的。有几个人在窃窃私语“什么意思，扛根木杆就给10两黄金？”“这根木杆怕是很沉吧？”“是不是要出什么事？”围观人的纷纷议论都被公孙鞅听到了。他知道，老百姓对官府缺乏信任，这也难怪，这是和官府打交道，谁知木杆后面有什么蹊跷。就凭这根三丈长的木杆，扛着走这么点路，就赏10两黄金？谁也不会相信，说不定会引来什么麻烦，谁敢去没事找事？人们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公孙鞅看到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动，又说：“谁若能听我的命令，把这根木杆从这里扛到北门，赏黄金50两。”人们听了，吓得直吐舌头。
　　 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人群中有一个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挤到前面，说：“放着黄澄澄的50两金子，竟然没人敢取。”说罢,扛起木杆就向北门走去。
　　 人们虽然都不敢扛木杆，却都想知道扛了木杆有什么后果。于是呼啦一声，围观的人跟在小伙子身后向北门跑去，把木杆送到北门，大家又陪小伙子回到城南门。公孙鞅高兴地说：“看赏!”早有人把50两黄金端了过来。公孙鞅把黄金递给小伙子，说：“很好，你能听从朝廷的命令，按照命令办事，应当受到奖励。”
　　 这件事很快传扬开来，大家都知道，左庶长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他的命令是不能违抗的。公孙鞅跟着又采取了一系列取信于民的措施。当他看到已取得了百姓的信任时，就请孝公颁布新法。
　　 新法初行时，太子驷站出来公开反对。公孙鞅“劓”(割掉鼻子)、“黥”(在脸上刺花)了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还把“乱化之民”尽迁边城,以保证新法的贯彻执行。
　　 从此以后，新法就再也没人敢反对了。秦国很快就发生了变化，由上至下都能依法行事，终于使得秦国一跃而成为“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超级强国。
　　 举措:两次变法的内容
　　 商鞅变法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6年，第二次开始于公元前350年。新法虽有压制人民的一面，但给民众带来某种安定，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富国强兵。商鞅在秦国掌权20余年，他的新法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得到较为彻底的推行。惠王即位后，商鞅虽然遭车裂，但新法未变，最终实现了秦由落后变强盛的巨大飞跃。
　　 第一次变法
　　 公元前356年,秦国在公孙鞅的主持下实行第一次变法。主要内容是：
　　 1.编制民户，加强刑赏。秦国的乡、邑、聚(村落)原来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点，有很多都不记于户籍。新法一出台就规定将这些小居民点均作为基层行政单位。居民登记于户籍，以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什，这与后代的保甲制度颇为相似。什伍内各家互相纠察。一家做奸犯法，别家必须告发。凡是隐瞒不告的，就要同罪连坐。新法还规定，不告发奸人的，腰斩；告发奸人的，跟斩得敌人首级同赏；藏匿奸人的，要跟投降敌人同罪。新法规定，旅客必须有相关的凭证才能在客舍住宿。凡是收留没有凭证的旅客，客舍主人要问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