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放眼世界第一人--李鸿章
　　 虽然李鸿章所引领的国防工业最后宣告失败，但它为百十年后“开拓始基”所作的尝试，在促进中国国防近代化方面的重要意义是不可抹杀的。对于它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应从当时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落后上去寻找。
　　 --编者题记
　　 李鸿章（公元1823年2月15日-公元1901年11月7日），安徽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人，出身于地方望族，曾任职编修、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处事明快果断，其一生最大的功劳是投入曾国藩门下、组建淮军、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其失策是：签订《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参与帝国主义策划的东南互保、代表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其遗产有：《李文忠公全集》，其座右铭是：必先富而后能强。
　　 李鸿章入仕之初最为庆幸的事，就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在曾国藩的指点和提携下，李鸿章奠定了他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师从曾国藩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深深地震动着清王朝，咸丰皇帝看到清王朝的正规军“八旗”、“绿营”都已不堪任战，便积极发展地主武装，镇压农民起义。
　　 1853年初，李鸿章得知太平军大举入皖的消息后，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咸丰帝命吕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翌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他曾因1855年10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次年又以克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1857年，皖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5年的团练活动。翌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他本人遂于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
　　 其时，适湘军三河新败，需人孔急。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主动。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而曾国藩的评价则是“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竞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立身：独领淮军
　　 领袖淮军为李鸿章实现梦寐以求的掌握军权，也为他日后的提供了良机。在淮军的冲锋陷阵下，李鸿章的政治前途也一路攀升。1870年，李鸿章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组建淮军
　　 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在太平军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60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李鸿章招募淮勇，是秉承曾国藩的意旨。曾国藩意在“创立淮勇新军”，“以济湘军之穷”。当时主要是打算解决战线延长和湘军兵力不足的矛盾。早在1860年8月曾国藩就提出了编练淮勇问题，因为咸丰命都兴阿督办扬州军务，命令湖北派拨精兵即刻驰往。曾国藩认为“事多窒碍”，难以如愿，不如“用楚军之营制，练淮徐之勇丁”切实可行。
　　 李鸿章受命之后，考虑到“徒党星散”“立时募练”困难重重，而庐州一带旧有团练较为强悍，自己对当地人情也较为熟悉，所以决定罗致并改编庐州一带旧有团练，组建淮军。他并没有返归故里，而是坐镇安庆，通过派人或通信等办法，征召庐州一带旧有团练。
　　 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兵、匪、发、捻”交乘的皖中腹地，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图存。庐州地区的团练武装，以合肥西乡三山(周公山、紫蓬山、大潜山)的张(树声、树珊)、周(盛波、盛传)、刘(铭传)三股势力最大，百里之内，互为声援。1861年夏，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安徽人李鸿章在幕中主持机要时，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张树声向李鸿章、曾国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决心。曾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由于庐州团练的这些基础和李鸿章在当地的各种关系,淮军的组建、招募比较顺利。
　　 于是张树声致书李鸿章，表达投奔效力之意。李鸿章特邀张树声前来面商一切，并请他转交致潘鼎新手书。张树声不仅自己募勇相从，而且还左提右挈，动员刘铭传等“各建旗鼓”。由于曾、李决定招募淮勇和庐州旧有团练上书请缨，双方一拍即合，因而仅仅两月之间，李鸿章就成军数营。
　　 1862年2月，李鸿章所募淮勇陆续抵达安庆后，移驻安庆北门城外营内，曾国藩亲临祝贺。李鸿章深知淮勇实力单薄，难当重任。因此，他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加强战斗力。曾国藩既害怕淮勇不堪一击，又打算凭借湘军榜样“为皖人之倡”，以陶铸淮勇风气，因而允其所请，陆续调拨湘勇八营，归其节制。其中有曾国藩亲兵两营，由韩正国统带，充任李鸿章亲兵；开字两营，借自曾国荃，由程学启统带，程系陈玉成部太平军叛徒，其部下多籍隶两淮；林字两营，由滕嗣林、滕嗣武统带，乃系江苏巡抚薛焕使之在湖南招募而来，原为4千人，经曾国藩裁至千人，编入淮军；熊字营由陈飞熊统带，垣字营由马先槐统带，均系奉曾氏之命在湖南所招，原备湘军部将陈士杰率领，随同李鸿章援沪，因陈氏不愿前往，遂拨归淮军。所有这些，就是淮军初创时期的基干队伍，共计13营，6500人。3月4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淮军，标志着淮军正式建成。
　　 克复苏南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顿时令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
　　 淮军到达上海初期，太平军势力锐不可当，李秀成的部队包围了上海附近的青浦，进逼虹桥，距上海城仅20里，用洋枪、大炮猛攻程学启部淮军，上海形势一度处于危急之中。李鸿章甚感“到达上海两个月以来，还没有痛打一仗，害怕被外国人所轻视”。又考虑到:“如果淮军前营被摧毁，或是被太平军从中间阻隔开来，那么全局就会变坏。”于是他决定趁太平军尚未立定根基之际，在1862年6月中旬亲督淮军“春”字、“庆”字、“树”字、“熊”字、“垣”字各营分路坚守苦战虹桥、徐家汇、新桥等地。结果连战皆捷。随后，李鸿章率兵进占泗泾，迫使李秀成部太平军退襄广富林军处，松江之围遂解。
　　 此战，是淮军驻沪第一次胜仗，而且是在没有洋兵的协助下独立作战取得的。使得清廷在上海的统治秩序得以稳定，也使李鸿章对于统率新成立的淮军提高了信心，也为淮军在洋人面前争了面子。李鸿章奏请朝廷允准不再作移军镇江的考虑，而以上海为大本营，内靠官绅买办，外依英、法侵略势力，全面控制着上海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迫使太平军陷入东西两面被动应战的困境。
　　 1862年10月，正当曾国藩兵围南京，李秀成奉命率所部太平军由苏州回援的关键时刻，李鸿章勾结英法侵略军和白齐文的常胜军会攻嘉定获胜。不久，李鸿章又亲赴前线调集常胜军和淮军各路激战于四江口处，迫使太平军谭绍光等部再次退回到苏州。通过这次战役，淮军进一步巩固了上海周围的统治地位，太平军再也无力进军淞沪，并被迫从两线分兵保卫苏州、昆山大后方。
　　 李鸿章立即利用这个时机，于是年3月令李鹤章、程学启部淮军经过激烈战斗，5月攻占太仓。太仓失守之后，李秀成部太平军被迫放弃原定“进北攻南”的计划，赶紧回救苏州。李鸿章在与湘军曾国荃部取得联络之后，于1863年6月统筹全局，决定采取兵分南北中三路,“以剿为堵”、“规取远势，以剪苏州枝叶，而后图其根本”的战略。南路以李朝斌所率领的太湖水师为主力，由泖滨湖进攻吴江、平望、太湖；北路以李鹤章、刘铭传所率为主力，由常熟进击江阴、无锡；中路以程学启所率为主力，由昆山进击苏州。此外，还以黄翼升所率领的淮扬水师配合中路和北路，相辅并进；以戈登所率领的常胜军移驻昆山，专备各路游击报应之师；以潘鼎新部扼扎金山卫，以刘秉璋所部扼扎洙泾，以杨鼎勋所率领的淮军扼扎张堰。为防范杭嘉湖地区的太平军进窥上海之师总兵力4万多人，阵容十分庞大。李鸿章的这个战略计划在得到清政府的允准之后，各路展开了全面合围苏州的攻势。
　　 1862年11月18日，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1863年7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往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是时，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献城事宜。11月5日，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但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了八降将，并遣散余众。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接报后，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苏州失守一周之后，无锡也被淮军攻占。紧接着，李鸿章采取主动的战略部署，于1864年5月攻占常州。随后，李鸿章感到天京决战在即，太平军败局已定，戈登统领的常胜军没有存在必要了，经奏请清廷允准，着手将常胜军精锐归为己有，其他则尽行遣散。本来，一切障碍扫除，李鸿章可以全力以赴会攻天京了。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二人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5月13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15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曰：“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众皆曰“愿尽死力！”第二天，湘军终于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李鸿章本人及淮军主力仍驻防天京外围一带。是年7月，天京陷落，坚持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最终失败。事后清廷“论功行赏”，江苏肃清，湘淮军将帅均得加官晋爵，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至此，李鸿章从一个怀才不遇的儒生、一个手中无兵无权的幕僚，挤进了清王朝封建统治集团的核心，成为一个朝野刮目相看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