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了天高云淡风清爽吧，抑或是因为运动会期间，不用站在讲台上调动各路脑细胞来让自己口若悬河舌灿莲花，悠悠然地仰望着南国雨后蓝得要滴下水来的天幕，思绪飘呀飘地，飘出去很远很远。远到半个世纪以前，远到在这个季节里空中飞雪的北国，远到不知还有几个人能够记起的那一方乐土——不知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看它，而在我，那的确是一方乐土，是我的桃花源——齐洽农场。
　　 说它是“桃花源”，却没有桃花林，没有武陵人，更没有小山的入口，但在我的记忆里，那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曾经是“垂髫”的我，也“怡然”度过了一些“自乐”的时日。
　　 说到农场，可能大家会想起上个世纪的劳改农场。这个农场不是下放干部的农场，也不是改造知识分子的农场，没有打击谁，没有修正主义和右派，也没有冤案（已经是桃花源了吧？）。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它应该是无极县医药公司的一块实验田。但为什么在远离县城十几里之外的齐洽村领地里？我没有深究过，当年的父辈也已经做古，不知道谁可以来回答我的问题。农场的面积有多大？具体的功用有哪些？存在心里这么多年的问题，算是成了“悬念”，打开电脑上百度现搜，信息也寥寥。只是隐约听说，现如今，那一方土地似乎已是一个污水处理站了。遗憾的是每年暑假从路边经过，竟也没有拐进去看上它一眼，仿佛那就是一个故人，许久不通音讯，明知道岁月洗涤了它的容颜，惧怕着它的衰老，却又惦记着它的改变。
　　 齐洽农场，位于无极县城南十几里的的地方，在张段固乡齐洽村的土地范围内，大概在齐洽村东不到一里地的地方。从无极县城沿晋无公路一直往南，到齐洽村口，拐向东去，隔着庄稼地，就可看到那个似村非村的大场院。
　　 院门座北朝南，从大门进去，可见那个三进四进的大院落，房屋也就有三四排，整齐地排列着。一直往北往里，进到最里面住宿的那一排，要穿越三个大门洞。
　　 那里，曾是我贫乏荒凉的童年时光里的一抹温暖又欢快的记忆。
　　 父亲是无极县医药公司的职员，曾被派到齐洽农场工作几年，便是我结识它的缘由。
　　 那应该是我刚出生不久的事吧，听母亲说，农场的叔叔们凑钱为刚满月的我买了一把银质的长命锁，可以挂在脖子上的那种，叮呤当啷地挂着若干个小铃铛，一摇动就哗啦啦地响，至今仍在我手里，只是没有了当时那亮闪闪的光泽（据说可以让它重现光亮的，有时间了去试一试）。
　　 母亲当年带着我去短暂小住的日子，我自然是不会记得的，到我有记忆的时候，就是在场院的大门洞里乘凉的场景。
　　 在四周用围墙围起来的农场大院里，前前后后种满了高大的树木，虽说没有“桃李罗堂前”，也算“榆柳荫后檐”了。白杨树是直直地矗立在外围的，榆树、槐树、大柳树最是常见，印象最深刻的便是青皮核桃树和依依垂柳。因为在那时，村子里这种带果子的树很少见到，不然，说不定会给你安个“小资产阶级”的帽子。在这个场院里，却抬眼便可见把树枝压弯下腰去的青皮核桃——人家是种药材的呀。垂杨柳——母亲这样说它——也是一排排地悠扬地拂着微微南来的风，把它们青青绿绿的触须伸到地面上来，那上面，细长的叶子泛着亮亮的光泽，如同一串串音符。我曾经斜拉着一条，和远处电线上落着的几个小麻雀去比对，看哪个更大一些，最后，没有比出大小，却是那几只小鸟儿扑楞楞飞走了了事儿。我两手拉着那些垂垂拂拂的柳丝柳条，仰头遐想：如果我能抓得牢一些，可不可以高高地荡起来，像荡秋千那样？
　　 静谧安闲的夏天，大树垂着它们浓密的绿荫，听凭知了没有规则地站在它们的肩头上高歌。
　　 前院是养猪养牲畜的地方，猪圈和马棚分布在靠院墙的两侧。正晌的时候，牲畜们被拉去田里劳作了，只有鸡鸭满院子乱转，它们乘了绿荫，却把垂柳的叶子啄了个千疮百孔。
　　 南北通透的大门洞，就是天然的纳凉胜地，在二进三进的大门洞里摆放着桌椅，大约能容二三十人吃饭的样子，靠墙堆放着五颜六色的各种蔬菜，门洞旁边的房间，便是厨房。
　　 记得那个脸上有着细密的麻点点的烧饭师傅——司伯伯，他成天笑咪咪的，不是忙着摘菜和面，就是提着泔水桶到前院西边去喂猪。摇摇晃晃跟在他脚边的时候，走到前院就被他赶回来，“回去，回去，找妈妈去，这里臭！”
　　 每到半晌的时候，他就开始准备午饭了，手里整理着那些菜，笑咪咪地先问我一句：“丫头，咱们今天中午吃什么饭呀？”
　　 在桌椅间蹦跳的我，哪里有什么思考？不是说吃米就是说吃面条，收工回来的叔叔们抱怨吃饭没有新鲜花样儿的时候，司伯伯就撩着他那似乎永远也没有摘下来过的白色围裙，一边擦手一边笑咪咪地指着我说：“是小萍萍点的饭呀！”
　　 大家说说笑笑地围着桌子吃饭了，我那时是不是一脸的无辜表情？
　　 长大一点，也跑到大门外面去，去看大人们在田里忙碌。
　　 那也是与常见的田地不一样的。我们在村子里见惯了广袤的麦田，见惯了单调的玉米地，在这块极目所限的范围里，看到的却是高高低低、五颜六色的药材苗圃，红的黄的白的紫的小花儿，就连那叶子也是奇奇怪怪的形状和颜色。有花蝴蝶在花叶上起落，有大眼睛的蜻蜓浮在空中，还有舞着黑剪刀的小燕子掠过来掠过去。
　　 田地的样子特别，田垄也特别，种地的人却没有什么特别，叔叔们也都是弯腰曲腿地手持着各种铲、锄、耙……头顶大草帽，脖子里挂条毛巾，时不时地抹一抹脸上头上的汗水。
　　 他们也种一些我们不常见的蔬菜。在六七十年代人们只顾“以粮为纲”的大环境里，生产队除了大葱就是萝卜土豆和白菜，小时候，生病了，吃个西红柿都当是水果。农场里蔬菜的品种就丰富多了：长的短的豆角，红的黄的西红柿，红的白的萝卜，长的圆的茄子，细的圆的辣椒……还有各种颜色的叶子菜，都不记得名称了，印象最深的是除了吃紫苏的叶子，还吃嚼起来咯嗞响的紫苏籽儿，香香的。
　　 最后的记忆应该是上学之后。学校放假了，我可以自己走路去农场。哦，不是自己，是和堂弟弟一起去的。我俩一边走一边憧憬着到农场去可以看到电视。那时，堂哥已经跟随父亲在农场里干活儿了，堂弟去找大哥（也是我大哥），我去找父亲，总之是都有人管饭吃。
　　 那是刚刚听说有电视这么个玩意儿的时候，别的地方都没有，农场里有一台，12寸的。一根天线扯到屋顶上去，用一根长长的竹竿子支撑着，固定在房檐的砖缝里。黑白屏幕上的人影儿也是一跳一跳的，动作连续不起来，像是把一张张图片连起来放映上去的。记得那时看的片子，是一个五好少年为保护生产队的芝麻地，连夜冒雨去放水的故事，让我当时就想起课本上刚学的《草原英雄小姐妹》，为救公社的羊群而冻伤手脚的故事。
　　 那天晚上，看到中途，屏幕突然变成了闪烁着的雪花，还嗞嗞拉拉地响着。大哥踩着梯子爬到屋顶上去，来回转动那根竹竿子，都没能把它救回来，芝麻地的故事结局自然也就不知道了。
　　 农场里还有一部黑色的电话机。电话铃突然响起来的时候，大人们都在围墙外的田里忙乎着。我和堂弟战战兢兢地拿起电话，小心地听那头的吩咐，然后，跑到田里去传话。
　　 父亲放下手里的工具，跟着我们往回走，一个叔叔站起身来大声地喊我：“闺女，你去到我屋子里帮我拿一条毛巾来，擦汗！”
　　 我高声应答着，跑回他屋子里去找毛巾。东翻翻西找找，大概是嫌弃脸盆架上的毛巾是湿漉漉的，便到他的枕头上扯下枕巾，在手里挥舞着，一蹦一跳地折回到田里去了。叔叔们见状，都大笑着喊：“小萍萍，你怎么不把他的毛巾被拽出来？那个叠着放在床上的！”我是一脸的懵圈儿，那个接过枕巾的叔叔应该是一脸的苦笑吧？
　　 那次去，似乎是在秋天。
　　 记得在最后那一排住人的屋子西头，有一个很大的房间，门一直是锁着的，可玻璃有两格已经碎掉了，只见麻雀们不时的飞进飞出。
　　 我和堂弟就好奇地爬在窗子上往里张看。屋子很大，四周都是席编的粮囤和木制的粮仓，那上面和地上，有一些散落的麦粒、玉米粒什么的，玉米穗子和高粱穗子也散放在角落里，还有一些农具也随意的扔在角落里。鸟雀们大概就是被那些散落的粮食吸引了去的，但我们被吸引住的，却是粮仓上面堆放着的向日葵大花盘。
　　 不知道是收下来的花盘还没有来得及仔细收拾，还是不打算收拾，抑或是要留作来年的种子，反正在我们的认知里，那个籽儿是可以吃的。于是，我们俩搬着东西踩到窗台上去，然后，从窗口钻进去，再小心翼翼地攀着粮仓下去，从那个大花盘上掰下来一大兜子瓜籽儿，吃了个不亦乐乎。
　　 等到大人们回来找到我俩的时候，说是脸上头上身上，全是灰、土、蜘蛛网什么的，衣服都蹭破了。
　　 那花盘里也果然是种子，于是，被罚去剥蒜，剥成白白胖胖的一瓣一瓣的，剥了一盆又一盆，剥到手指甲根儿疼，塞到嘴里吮一吮，比大蒜还辣。这是要在下雪前种到地里去的。
　　 剥下来的蒜皮堆成一堆，轻飘飘的，一脚踏上去，满屋子乱飞，扫都扫不过来，比那一屋子大蒜味还难收拾。
　　 对那里的记忆中断，大概是父亲回到县城上班的时候。
　　 在我至今都没有再回去看望它的遗憾里，或许是潜藏着一点惧怕与担忧的。惧怕呈现在眼前的会不会是一片萧条与荒芜，惧怕自己承担不起那一瞬间的失望与心痛；也担忧矗立在自己面前的会不会是一座现代化的大型机器，正在轰鸣。总之，田园牧歌不再，那种被侵害被毁灭的疼痛，我想我是担负不起的。
　　 我的桃花源，真的如同一场梦吗？就算真的是大梦一场，也但愿不要醒来吧，何必一定要去做刘子骥？我还是不要“规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