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岁月，是艰辛的岁月，辉煌的岁月，更是中华民族最扬眉吐气的岁月；“两弹一星”精神，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之精神，是值得追寻之精神，更是炎黄子孙屹立世界之“中国精神”。
　　 打核弹，导弹是推动力；打导弹，火箭是动力源。我恰恰是学火箭的，与“两弹”幸好结缘。这秘密保守了半个世纪。
　　 时代东风载我步入“两弹”行列，成了火箭行列普通一兵。
　　 当六零年我国笫一枚导弹试射成功时，正当苏联撤走专家，国家尖端技术人才短缺，又逢困难时期，咸阳中专学机械毕业的我，由于出身贫农政治可靠，很幸运被保送到南京航空学院学“火箭发动机”。当时保密对外称“新技术专业”。看了《国家命运》才恍然大悟，这名称是从1957年与苏联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那里来的。
　　 在航空学院攻读火箭，由于苏联撕毁合同，教材也很困难。专家教授只能凭油印的“讲义”授课。讲二战德国“V—2”飞弹，飞越英吉利海峡打到英国；讲美国“民兵”洲际导弹，飞越太平洋三十八分就打到中国；参观过美国响尾蛇导弹模型；毕业论文就是火箭发射系统。几乎每一个元素都离不开火箭。政治是头等大事，中央“九评苏修”广播站天天播放；生活困难至极，缺盐巴少肉菜用野灰条充饥。不少学生浮肿少气力，但一听“火箭课”“导弹课”精神倍增。因为“国家利益至上”是人生价值的核心。几十年后，翻阅航院同学照片，题诗曰：三餐食少忍饥寒/九评论多话苏联/攻关火箭不惧难/苦学导弹能过关。正是那时期的生活写照。
　　 《命运》剧周总理有一句：“没有毕业就走向工作岗位。”我乃其中一员。“没有毕业就走上工作岗位”的学生就专指我们62年，南京航空学院，北京航空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等七所军工院校提前分配的学生，展现的是“祖国的召唤就是我的志愿”，我们也是忠诚的实践者。
　　 由于苏联撤专家，火箭军工厂、两弹试验基地急需技术人员，纷纷向大学要学生，我们“新技术专业”学员提前半年分配。离校填分配志愿表，就只填一句话“服从国家分配”，并以此为荣。那时我们唱的歌就是“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的歌，听话要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国家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是那－批没有毕业就走向工作岗位学生特有的骄傲，终生不悔。
　　 我们小小毕业生服从分配，与《命运》展现的两弹大科学家“服从国家需要”是一脉相承的。导弹设计师屠守锷，本是学飞机专业，国家两弹需要他干导弹，他呐喊“那是国家需要呀！”“核弹奠基人”王淦昌“服从国家需要”，断绝一切海外关系，化名“王京”隐姓埋名17年，坦言“以身许国”，铿锵有力；他们为着什么？为着国家的“两弹”，为着“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然，现今有人嘲笑这是不知享乐宁愿艰苦的“傻子”，但就是这些满身“傻气”者，正是民族脊梁和骄子，就是凭这种“傻气”精神，托起“弹炸响星升天”惊天伟业，就是凭这种“傻气”精神，中华民族扬眉吐气，屹立世界强国之列。
　　 时代东风载我步入“两弹”行列。
　　 当62年3月东风火箭试验，9月我部队打下U—2美制无人侦察机时，我正分配到沈阳新光厂，代号“111厂”。是专门制造导弹用火箭发动机的，
　　 37车间是加工火箭发动机核心部件，我就下到这车间见习锻炼，就在加工离心泵的车工组。影视描写，我国第一个原子弹“铀球”精车加工是个上海工人，人称“原三刀”，他冒着核辐射的危险为原子弹立了大功。我所在车工组有个“毛一刀”，50多岁，技术超群劳动模范。就是发动机试车后，离心泵直径尺寸须再精车加工一刀的七级车工技师。按技术要求，只准一刀不能有二。那也是火箭命运的关键一刀，失败了损失巨大；成功了火箭就飞出去了、导弹也打出去了。毛师傅沉着老练，一刀走完一刀成功。这壮严的场面我参加过好几次，深深刻在血脉里，永不磨灭。在车间还帮过钳工师傅对叶轮泵打磨、挠光（专业术语）；也为铣床师傅对火箭燃烧室进行精加工助过力。一个偌大的导弹就是由这些零部件装配而成；一部精准的火箭发动机的成功，它是多少个无名英雄，不为名利，默默奉献，用辛勤汗水浇灌的心血结晶。两弹成功有他们一份功劳。
　　 时代东风载我步入“两弹”行列。
　　 64年东风火箭试验，我在工艺科绘图，为之添砖加瓦。
　　 《命运》描写，科技人员计算数据，最基本的计算工具就是“手摇计算机”。程序繁多，要扳不少按钮、要正摇或反摇转动手柄。但搞原子弹理论数据的科技人员，在“两弹元勋”邓稼先率领下硬是凭“手摇”、手算，用一年时间九次计算，获得了自己的数据。那是需要克服超常的困难、付出超人的艰辛，凭的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两弹精神，凭的就是“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民族浩气。这是什么力量？是中国力量；这是什么是精神？是中国的民族精神。陈毅元帅“挡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张爱萍上将说；“再穷也不能没有一根打狗棍”，这就是华夏民族的气魄。就是高举拼搏自力的火炬，让“弹炸响星升天”，人民欢腾，帝国惊寒。李劫夫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奋发斗志飘昂扬……向前进，向前进，朝着胜利的方向。”在困难还没散尽的六十年代初，我也和“两弹”千万职工唱着这个歌，让中华走出了核讹诈，走出了苦难，走出了国家强盛，走出了民族尊严。
　　 那年月，我正奉命调至厂工艺科任技术员，搞俄文原图译制工作。全工艺科四五个设计室才一台手摇计算机，只有复杂的计算才批准使用，坚持“手摇”出了数剧。译俄文图纸、“攻关会战”，大战三个月，天天手不离“丁字尺、三角板”；天天“手摇”计算，一笔笔绘图，一张张描图，也算为两弹尽绵薄之力。虽辛苦，但为“两弹”服务，以苦为荣。
　　 当1967年6月运载机“轰6”（轰炸机）飞机空投氢弹，发动机就是西安红旗厂制造的。其时我已调到红旗厂工艺科工作，为发动机制造工艺装备，也下到总装车间，亲自装配发动机部件，也尽过绵簿之力。
　　 1970年4月24日长征1号火箭将“东方红”送上了天，我在宿楼顶倾听了《东方红》交响曲响彻云霄，分享着“两弹一星”人的骄傲和喜悦。
　　 以后从事民用工业，当老师当律师，一直到古稀，再也无缘触摸火箭导弹和飞机发动机，心生不少悲凄。多少次的梦过导弹，多少次梦过坐飞机，多少次梦过回到科室绘图桌前。随着“两弹一星”影视剧的播映，那封尘的记忆苏醒了，那刻在血脉里的记忆被激活了，像决堤的大水一样冲到了我的生活中。见“神舟”升空，我对着电视拍照，照片放在床头；市面卖火箭模式，我一买就是两套，一套放在客厅一套放在写字台，释放对火箭独有的情怀。看影视打下U—2侦察机壮观场面，我一次次地作记录，寻找我与那个年月的共鸣音符；看《命运》东风导弹试验、氢弹试验，我一笔笔作记录，从那烟火隆隆的发射中，我感受国家强大的魅力，追记那个年代喜悦。那刻在血脉内的火箭情结，如烈火一样在胸中燃烧，光茫照亮我的生活。
　　 为什么年逾耄耋，要倾诉这刻在血脉里的记忆。是缘于知道“两弹一星”的人越来越少了，能用文字倾诉“两弹一星”精神者，更是“凤毛鳞角”；更因为有多少现代人嘲笑这种精神，还不知这种精神的力量。我曾为“两弹一星”人，知识分子更有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把“两弹精神”讲清楚并让它世代相传。
　　 “两弹一星”时代远去了，但它的精神永放光茫。不是么？“生为战机，死为战机”的现代罗阳，“航空报国是使命，有自觉承担国家使命的责任感”，不愧是“两弹一星”精神延续和光大。
　　 岁月会作响，铭记生力量。“两弹一星”岁月，是民族最扬眉吐气的岁月，是值得追寻的岁月。六十年后行文填词，掩饰不住内心激动，倍感荣光。
　　 请铭记，“两弹一星”精神，请铭记，“国家利益至上”。它永远激励着中华民族振兴大业，向前！再向前！